將民進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參政黨要有新面貌。2019年，民進中央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共同努力，乘勢而上；要全面加強自身建設，按照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的文件精神，適應發揮作用的需要，在自身建設中注重內外協調、各方面相互促進，促進自身建設與履行職能的有機統一，把民進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參政黨要有新面貌。2019年，民進中央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共同努力，乘勢而上；要全面加強自身建設，按照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的文件精神，適應發揮作用的需要，在自身建設中注重內外協調、各方面相互促進，促進自身建設與履行職能的有機統一，把民進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美國，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卻將美國切割為兩個不同的世界，這無疑是對標榜“人權標桿”與“民主燈塔”的美國的巨大諷刺。當前，美國貧富差距處于歷史高位，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貧富差距的嚴峻程度遠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甚至比一些發展中國家更為嚴重。從國內來看，美國的貧困率居高不下，減貧任務艱巨；貧富分化嚴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現象更加突...
在不同歷史時期，美國貧富差距問題有不同的表現和發展趨勢。當前，美國貧富差距處于歷史高位，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在國際地位、國內市場民主制、政治周期、金融資產主導的經濟體制、政治和社會潛規則以及教育制度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美國貧富差距仍在進一步擴大。
美國社會政治文化的一些特點直接影響了美國社會福利體制的構建，后者所表現出的一些制度性缺憾也恰是美國貧困問題突出的重要原因。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相比，美國的社會福利體制表現出起步晚、保護水平低、不全面、市場化水平高的特點。美國人根深蒂固的有限政府觀念也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人對政府應對貧困責任的理解。
美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像其他地方一樣，美國也有富人與窮人。作為全球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貧困和社會不平等問題卻十分嚴重。國內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是美國民粹主義興起以及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內在動因之一。據統計，每8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高于全球發達國家貧困率的平均水平。同時，美國收入前1%的群體占有的財富持續增加，遠遠高于最底端10%群...
美國患上了經濟政治惡性互動循環的“政治病”，一方面，不平等的政治造就了不平等的經濟和社會貧富分化；另一方面，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催生了美國多元政治的財閥化、政黨政治的兩極化以及民主政治的民粹化，從而導致美國持續的政治衰敗。
貧富差距擴大對美國廣大的較低收入群體的政治參與造成了負面影響，政治權利上的實質不平等程度擴大。與之相伴的政治極化現象使政策僵局頻現，低收入民眾利益難以得到充分照顧。從形成原因和政策應對情況來看，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和政治極化趨勢相互交織影響，兩種趨勢可能長期并存。
美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包括貧富懸殊在內的各種議題來煽動民眾對以往外交路線的強烈不滿，使其外交路線更具有持久性。當前美國政府以逆全球化的民族主義政策處方解決自身貧富懸殊的痼疾，這只會導致美國國內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社會分裂更為深刻，美國與世界各國關系發展更為困難，全球化進程遭受更為嚴重的挫折。
由于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美國社會長期使處于分離的狀態，族裔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其中來自白人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是造成黑人惡劣處境的關鍵，制度性種族主義的作祟是黑人貧窮的根源。
廣義的社會流動指地理空間流動以及個人社會地位的改變，狹義的社會流動指個人職業地位的改變。縱觀美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部美國史其實就是一部社會流動史。從底層向高層的社會流動的信念，是美國夢的核心。如今，嚴重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導致了美國夢賴以實現的基礎——向上社會流動變得越發艱難。美國人民曾經相信只要通過努力、勤勞工作，就能獲得物質生活的富足、社會地位...
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特別是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席卷全美，美國收入不平等問題逐漸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當前，美國收入不平等問題愈益嚴重，占總人口1%的富人與其余99%人口間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上世紀2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 美國的貧困率居高不下。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但也是一個貧困率很高的國家。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發布的數據，2014年，美國的貧困率為15%。2...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為發達、富裕的國家，但同時也是貧富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國家。歷史上，美國政府曾經采取過三次較大規模的行動，緩解日益嚴峻的貧富分化及“富裕社會的貧困”問題。這些政策舉措，雖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兩極分化趨勢。特朗普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劫貧濟富”政策舉措，減少聯邦政府福利開支，對公司和富人進行大規模減稅，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和窮人的貧困問題。
多年來，美國在治理貧富差距上采取了多項舉措，如通過稅收和再分配政策緩解市場內生的貧富差距，建立社會福利體系，實施現代公益慈善等。無疑，這些貧富差距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些措施或者作用有限，或者面臨著繼續推行的壓力，或者導致某些負面影響。總體看來，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的貧富分化和經濟不平等程度更高，甚至還有擴大的趨勢。
一些學歷速成的落馬官員，用學歷給自己“鍍金”，把學歷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學歷腐敗、權學交易不僅損傷權力威嚴，惡化官員品行，還會破壞社會風氣，影響教育和學術公平，其社會危害極大。權力和學術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人當然可以同時擁有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然而，權力和學術的重心顯然不同，如果處理不好二者的關系，就有可能兩敗俱傷。
學者掛職制度成為我國實施人才強國戰略、不斷創新人才工作體制機制的重要嘗試。學者掛職制度一方面促進了學術科研和社會實踐的充分結合，推動了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我國人才培養體制機制的不斷創新。因此，應健全學者掛職制度，從根本上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中的一些優秀成果可以促進黨的作風建設。“經世致用”思想闡釋了學習的對象、態度和方法問題，為黨的學風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知行合一”思想指明了認知和踐行的內在邏輯，為黨的作風建設提供了理論的支持；“官本位”的落后意識是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和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一盞警示燈，必須常鳴常響，保持黨員隊伍的人民性、先進性、純潔性。
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性格形成的精神底蘊，也是我們黨思想建設的重要養分。我們黨應深刻認識優秀傳統文化在思想價值層面的重要作用，并堅持與時俱進，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準確把握黨的思想建設與優秀傳統文化的聯系，進而推動黨的思想建設。
文化自信是黨建工作持續、穩定、高效開展的重要保證。當前，在堅定文化自信，深化改革創新的大潮下，如何通過文化自信建設來提升黨員干部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滿足新時代黨建工作的新要求，是黨建工作開展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紅色文化包含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種形式，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開展基層黨建工作的重要文化資源。應將紅色文化融入基層黨建工作中，以紅色文化指導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建設、制度建設、作風建設，不斷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公安機關肩負著重要使命，加強公安機關基層黨建，能夠確保公安隊伍對黨忠誠，進而不斷提升為人民服務的水平，促使其更好地完成自身使命。因此，需加強公安機關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建設與機制建設，加強基層黨建隊伍建設，提升工作效能，從而全面推進公安機關基層黨建工作，鑄造忠誠警魂。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是新時代對國有企業提出的時代要求，也為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指引了方向。面對新時代下的新任務、新標準和新要求，國有企業黨組織需從優化管理制度、參與重大決策、提升人力資本等方面入手，全面推進國有企業黨建工作。
【重要發現】 ◆公眾普遍感受到農民呈現出新面貌。道德素養、法律意識和創新創業三方面的提升，是農業戶籍受訪者認為農民最突出的變化。城鎮戶籍受訪者認為農民最突出的變化是專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以及收入渠道的拓寬。 ◆近半數受訪者認為村干部的風貌變化最為明顯，超六成的受訪者認為農村的黨風、政風為之一新。 ◆對于農村建設，公眾最期待解決的是脫貧攻堅“三保障”問題。 【調...
鼓勵老年人再就業是保障老年人就業權益和緩解社會養老壓力的要求，應在減少提前退休的基礎上，以逐步提高低齡老年人就業率等方式激活人口二次紅利。但再就業并非發揮老年人價值的唯一途徑，完善配套政策、開展多種老有所為活動，才能有效體現老年人價值。
長期照護制度的實施，是解決人口老齡化難題的重要舉措，能夠減輕家庭負擔、提高資源利用率、促進老齡化服務行業的發展。當前我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實施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構建政府主導的多部門聯動機制，形成資金保障制度，完善老年人救助機制，提高從業者素質。
當前，我國生態意識培育面臨著生態憂患意識不足、生態消費觀念缺乏、生態法治意識淡薄等問題。對此，我們應以明白易曉的生態教育、通俗易懂的生態知識、靈活多樣的生態實踐等，消解獨白式生態意識培育的種種弊端，使公民生態意識培育由獨白轉向對話。
綠色轉型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重構經濟績效的應有舉措。我們應樹立綠色治理理念、創建綠色制度體系、以法治推動綠色發展、創新綠色科技，將綠色轉型進行到底。
近年來，隨著我國創建文明社會的意識逐漸提高，如何處理好快速城市化背景之下的垃圾分類問題，已經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挑戰。當前，我國在城市垃圾分類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垃圾分類法治化薄弱已經較為明顯地阻礙了城市垃圾分類的良性發展，因此，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合作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社會上出現的對于合作社的非議，主要緣于政府把合作社作為承擔農業政策的重要主體，合作社接受了相應的項目資金或補貼；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某一農業農村項目，要求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多元化目標引起的混亂認識等原因。評價農民專業合作社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切忌“本本主義”的思維方式。
當前，在各級政府的鼓勵、支持、引導下，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出現了“空殼”等問題。政府“失位”，是合作社“空殼”的主要外因；合作社“失本”，是合作社“空殼”的根本內因。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堅持政府守位與合作社固本相結合，努力達到“中和位育”。
作為農村金融主力軍，農村信用社對服務“三農”、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著重要作用。面對農村信用社出現的“離農化”傾向，各地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并以法律形式予以固定；應增設農村信用社服務網點，完善涉農貸款抵押制度；應推動農村信用社改革，完善相關制度機制。
中部傳統農區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戰場，面臨著土地流轉結構性矛盾突出、基礎設施不完善、鄉村產業發展滯后以及鄉村治理成效不明顯等階段性發展難題。要如期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持續推動農業轉型升級、不斷深化美麗鄉村建設、挖掘培育鄉村特色產業、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探索一條具有中部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
全面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構建產業興旺的新農村離不開農村金融的大力支持。依托農村既有金融體系與結構，進一步夯實農村金融基礎，構建多元化與多層次的農村金融服務也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這就要求我們要繼續堅持農村金融改革力度，豐富金融產品與服務供給，做好農村金融激勵與監管，大力推進“智慧金融”服務，改善農村金融環境，讓鄉村產業更加興旺。
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夯實自治的基礎、守好法治的底線，構建德治的支撐。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創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動農村社區協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進依法治村、維護農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強化精神文明建設，著力構建風清氣正的鄉村政治生態。
推進農村“雙創”，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是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途徑，是推動“三農”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應全力推動金融創新、豐富“雙創”項目內容、加速農村電商發展、加強政策宣傳，推動我國鄉村振興的建設。
我國農產品流通中存在設備落后、標準化程度低、流通環節多等問題，影響了農產品流通質量，阻礙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高農產品流通質量是解決農業發展問題、帶動農民收入增加、促進農村建設變化的重要抓手。加強宣傳和引導、打通農產品上行通道、提升流通質量、實現農業發展、促進農村建設，是提高鄉村振興戰略下農產品流通質量的重要手段。
財產稅稅源穩定，不僅可作為地方政府最適合的稅收來源之一，而且可調節收入分配，優化資本分布，降低房地產市場價格。同時，在財產稅中占據絕對比重的房產稅推出后，政府應用好房產稅收入，提供更多公共品，降低其他稅收，減少地方債務，同時應加大個人財產保護力度。
房價下跌對中國經濟有兩種相反的影響。一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增加金融風險。也就是說，房價下跌對消費、投資、實體經濟有正面的影響，對銀行安全和地方債風險有負面的影響。為使經濟“脫虛向實”，實現經濟轉型升級，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應嚴控房貸和地方債規模，從而將房價下跌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
共享經濟減少了人們在傳統消費過程中尋找、協商、溝通的成本，改變了傳統產業運營模式和商業模式，但其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為政府治理帶來了一些難題。要破解這些難題，需要健全法律法規、創新治理方式、革新管理理念，激發共享經濟活力；要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優勢，讓共享和共治并行，大力推動共享經濟發展。
共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發展觀的新境界，彰顯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追求，其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離不開制度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夠保障共享發展從理論到實踐的實現，是由其在社會發展的各個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即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平衡機制、制度是共享發展的條件保障機制和具體實施機制。
分享經濟是新的科技與產業革命之后產生的新業態、新模式，隨著我國整體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稅收問題，對稅收治理現代化的需求進一步加強。故此，通過明確分享經濟稅收法律規范、稅制要素、稅務管轄權，降低分享經濟稅制對實體組織檢查的依賴，不斷完善稅收征管配套措施，推動分享經濟稅收治理現代化。
信用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經濟主體的道德誠信，樹立科學的道德誠信培養理念是信用經濟的重要助推器。但事實上，目前我國現行信用體系尚不完善，社會公眾誠信意識不高，信用經濟活力低，潛力無法得以充分釋放。為此，信用經濟發展必須要堅持德法并舉的培養理念，做好立法與執法，加大誠信教育力度，讓誠信成為每個經濟主體的自覺選擇。
共享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通過技術、服務、數據、環境等生態體系的構建，促進了新零售生態圈的形成，并促進了生態圈在生產環節融合、大數據經營方式與企業經營理念的創新發展。要結合這些改變，推動新零售生態圈有機發展，形成更高效、更優化的生態模式。
株洲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構建了科學的頂層設計和政策體系，以因地制宜為原則，以分類分批為工具，以“互聯網+”為載體，以“產業扶貧、社會扶貧、住房保障、健康扶貧”四大精準扶貧模式為框架，以內源扶貧為內生動力，取得了精準扶貧巨大成效，貧困縣實現了整體“脫貧摘帽”。株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成功實踐，為我國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株洲的精準扶貧實踐，既蘊含了我國精準扶貧的理念、內容和形式，又包含了扎根當地土壤的探索和創新。精準扶貧的株洲實踐以監督考核制度保障、常態化走訪、多途徑籌集資金支持脫貧攻堅等方式，形成了有效、可持續的扶貧模式，值得推廣和借鑒。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社會力量逐漸發展壯大，社會扶貧資源不斷增多，成為我國扶貧開發事業的重要支撐。然而，社會扶貧資源如何提升其扶貧效益，如何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群身上，一直以來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近年來，全國各地大力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和中央決策部署，深入探索社會資源精準扶貧的有效途徑，開創了社會扶...
在保障性扶貧方面，株洲市以解決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問題為導向，立足現實條件，分類施策，滿足貧困戶對于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實際需求，探索出了一些很有價值、值得借鑒推廣的實踐經驗。
株洲市依托產業扶貧促進脫貧增收，因地制宜、不斷創新，以發展特色產業提升競爭力、完善扶貧投入機制、鼓勵產業網聯式移民搬遷、創新體制機制等扶貧方式，積極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為株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有效手段。
鄉村振興戰略側重于從頂層設計角度為農村發展指明方向，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意在促進農村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面發展和整體提升。精準扶貧從致貧的因素出發，針對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扶貧措施，幫助每一個貧困戶脫貧，側重于微觀政策。因此，在實踐中需要將鄉村振興頂層設計與精準扶貧微觀政策有效銜接起來。
新媒體時代，“心靈雞湯”的傳播更加方便迅捷，傳播范圍更加廣泛。與此同時，大量山寨版的所謂名人雞湯文充斥其中，讓人真假難辨、無所適從。對此，廣大青年要學會獨立思考，提高分析辨別和理性選擇能力。同時，不要一味陶醉于“心靈雞湯”的精神慰藉之中，而是要腳踏實地、關注生活，勇于將人生理想和奮斗目標付諸實踐，體悟真正的人生智慧和人生價值。
次生政治輿情深刻影響社會輿情的性質和方向、公民道德教育環境和公眾道德共識的生成，如果處置不當，會帶來不可預料的“二次危機”。應當辯證分析次生政治輿情的發展演變和內在規律，以制度建設、輿論引導等方式加強次生政治輿情建設，促進次生政治輿情與原生政治輿情良性互動，并使其真正成為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
新時代，做好網絡輿論引導工作，就必須堅持正確輿論導向，推進網絡信息傳播法治化進程，強化網絡信息安全管理。與此同時，還需唱響網絡時代“好聲音”，提高信息公開的水平，全面做好網絡輿論宣傳教育工作，提高網絡輿論引導水平。
以“佛系”為主要表征的青年消極心態并非全是“洪水猛獸”，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程度劃分。當前青年消極與彷徨主要表現在迷“路”、迷“夢”、迷“思”、迷“信”上。要從面向生活過程、完善服務供給、形成常態機制三方面著手，驅散青年消極與彷徨的“烏云”。
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應圍繞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布局樹立強國富民之志，以解決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為首要社會責任，以當代中國精神為指導，推進“忠、孝、愛、善”的基本道德要求落地，推動時代新人在思想政治、道德法律上的全面發展。
青年群體的責任擔當意識與能力，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培養敢于肩負民族復興大任的青年，加強青年的責任教育，深化青年群體的責任意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需要，也是提升青年社會責任感的需要。對此，我們要優化道德教育環境，為青年責任教育工作的開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培養一批優秀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關乎民族復興大業的成敗，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創新與深入發展。培養青年馬克思主義者是對時代訴求的積極回應，對鼓勵青年在新時代展現新作為具有深刻的意義。培養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需以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為基礎，培養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傳播者與實踐者。通過引導與激勵，使青年提高自我修養，從而真學真用馬克思主義，勇敢肩負起青年的使命和責任。
大數據可以量化分析評估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化和踐行狀況，為培育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延展時空創造條件，為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個性化教育提供便利。因此，在大數據背景下，有必要推進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方式方法的轉變和創新。
青年的發展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應避免青年陷入“喪文化”的泥沼。對此，要引導青年克服心理壓力，以積極健康心態面對社會，通過價值觀引導、物質文化需求的合理滿足、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消除“喪文化”帶給青年的負面影響。
在當前的全民詩詞熱潮中，存在著讀詩多、求廣博而失之偏雜的問題，也始終不乏流于形式、流于表面、強調簡單記憶和模仿的現象。中國古典詩詞中所追求的大道，是一種天地之大美。閱讀詩歌，應重點關注詩之趣，將讀詩與修身聯系在一起。主動追求“詩—人—道”三者合一的境界，自然會“腹有詩書氣自華”。
網絡時代，娛樂性消費加倍放大了消費帶來的愉悅感受，使消費主義成為社會潮流。作為社會互動性較強的娛樂性消費，“粉絲經濟”在越來越多品牌的營銷環節中得以體現。粉絲群體的能動性在技術和互動機制的刺激下大幅度增強，他們將商業宣傳與表演內容進行內化和再生產，形成粉絲群體內部分享的亞文化形態，這樣的文化現象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推動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意義重大。當前，“一帶一路”建設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影響到了人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識、解讀，對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造成了一定的阻礙。未來，我們應不斷完善文化交流機制，培養創新型、復合型、國際化人才，打造文化品牌。
文化傳播交流是我國實施文化“走出去”、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部署。文化傳播交流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國，實現國際間合作互信，提升我國形象和國際話語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文化交流輔助，通過共性文化交流消除文化心理障礙，從而推動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建設，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高質量的文化建設能夠為人民美好生活注入精神動力，有利于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時代，我們應通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增進人民的充實感、自豪感、幸福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化傳承，需要充分挖掘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精華，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立足國情，與時俱進，增強文化自信，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擴大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范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清代鄉居進士在協助地方官管理地方事務，特別是在教育、團練、慈善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以順治和康熙年間以及晚清時期事例較多。他們對官府的依附性和自覺協助性較強，是官府職能的延伸，因而難以獲得真正的獨立法人地位和地方自治的國家法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