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在各級政府的鼓勵、支持、引導下，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出現了“空殼”等問題。政府“失位”，是合作社“空殼”的主要外因；合作社“失本”，是合作社“空殼”的根本內因。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堅持政府守位與合作社固本相結合，努力達到“中和位育”。

【關鍵詞】合作社   “中和位育”   “空殼社”    【中圖分類號】F303.3    【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三農”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強調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中國合作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鄉村振興有著重要意義。然而，當前我國一些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出現了“空殼”問題，成為“空殼社”。

所謂的“空殼社”，是指合作社雖然具備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但沒有實質性業務活動，與農民之間沒有形成實質性的互助合作關系，即沒運行、沒收入、沒分配。 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根據儒家經典《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義，提煉出一個概念——“中和位育”，“位”即“安其所”，“育”即“遂其生”。這里的“中和”，是指不偏不倚，協調適度。筆者試從政府主導角色和合作社主體角色雙方的各自位置和功能作用，來解讀合作社的“空殼”問題。

政府“失位”，是合作社“空殼”的主要外因

培育農村經濟主體，特別是在宏觀政策導向下建設有規模的經濟合作組織， 以緩解經營規模細小化的小農戶與大市場相鏈接的張力和矛盾，具有從根本上避免農業衰敗、小農戶破產、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的宏觀高度和歷史意義。由此，各級政府以各種制度舉措鼓勵、支持、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同時也出現了“等靠要”的依賴性障礙問題。從政府作用層面上來看，當前的“空殼社”主要有三類：

政策“誘變”型合作社。在政府市場準入政策、扶持優惠政策、財稅補貼政策等的誘使下，一些動機不純、出于套現盈利目的的農民個人成立合作社，沒有辦公室、“一塊牌子、一個章子、一張桌子”的“空殼社”由此出現。這類合作社多為政策投機，牽頭人沒有心思考慮合作社的真正發展。此外，一些農資經營戶、涉農企業或公司，由于國家財稅補貼的誘惑，注冊成為掛牌或翻牌合作社。因為“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銷售本社成員生產的農業產品，視同農業生產者銷售自產農業產品免征增值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向本社成員銷售的農膜、種子、種苗、化肥、農藥、農機，免征增值稅”等相關政策措施的誘惑，一些并不具備應有組織架構和規章制度，也不按照相關宗旨和原則開展活動的營利性公司或企業披著合作社外衣出現。

政府“缺位”型合作社。因政府政策支持缺位而由“實”變“空”的變異合作社，即動機端正但因條件不足而導致后期發展無力的合作社。人地資源矛盾以及“三農”在經濟結構中的弱勢地位，決定了農民在涉農領域的盈利空間有限，造成了農民去組織化的嚴峻問題。合作社成長與發展的結構性外力缺乏，可持續發展成本無從支付，一些合作社從一開始便處于缺成本支付來源（“村兩委”等債務沉重）、缺人才（青壯年人才外流，老人、婦女、兒童留守鄉村）、缺盈利產業（農業是弱勢產業，農產品加工業產能過剩、農村市場環境惡劣）的艱難境地。如果宏觀政策環境和經濟條件不改善，大部分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命運不容樂觀，成功者寥寥無幾。一些初期熱情的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遭遇系統性不配套等難題，持續發展受困，從而成為“休眠”的“空殼社”。一些地方政府扶強不扶弱的偏差行為，導致一些中小合作社發展艱難。政府“失位”導致的“空殼社”，實為農村經濟條件嚴峻現實下生存空間狹窄的必然后果。

政府“越位”型合作社，即依靠行政命令強行推動的合作社。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增強精準扶貧政績，或者為了完成某種任務指標而采取行政推動，催生了一批“要我發展”的合作社，這是政府直接參與制造的“空殼社”。比如，中部某地區要求每個村都要成立合作社，于是短期內幾百個合作社紛紛出現。

事實上，無論是政策“誘變”，還是政府“缺位”“越位”，都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失位”問題。

合作社“失本”，是合作社“空殼”的根本內因

一個社會事物的成長與發展，主體性的內因是動力和根據，而協助性的外因是條件和環境。看一個事物發展的成功與否，首先要看其是否有內因萌動，再看其外在促發條件如何。只有二者相輔相成，該事物才能可持續發展。沒有或者缺失內在的主體性，合作社就會出現“空殼”。可以說，主體性內生力的缺失，是“空殼社”產生的根本原因。

合作社的本質屬性，即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創辦宗旨是服務成員、謀求成員的共同利益。而“空殼社”一開始的創辦目的就出現了偏差，只為了套現牟利，甚至出現錢權交易、權力尋租等行為。可以說，這些合作社，因為沒有合作社的本質內涵，沒有主體性和內生力，所以沒有靈魂。

合作社制度本來是一個介于個體經營者與企業之間的“中間”經營主體形態，在基層的基本經濟結構不利于其總體性成長和發展的情況下，濫竽充數實屬不可避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地方工業化方式進行現代化制度變遷，作為整體的鄉村不再是自主結構意義上的鄉村，而是工業或城市吸納農業或農民的受體性鄉村。農村時刻受到市場力量的牽引，進行勞動力流動、產業結構調整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資源配置、提高了經濟發展效率，但也導致了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出現，即整個鄉村經濟發展被更為宏大的工業化式“行政—市場”結構所牽引，形成“行政吸納合作”“市場消解合作”機制，一些合作社因而有名無實。對此，政府應從培育合作社的內生力出發，將“有為”與“無為”作用相結合，促使具有“實殼”的合作社出現。

事實上，要想實現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健康成長，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必須要發揮以村社為基礎單元（不只局限村莊）的組織化農民的主體作用。合作社帶頭人與其團隊的組織化行為，以及背后的正確內在動機和價值理念，是合作社能夠良性生存和發展的內生性、原發性動力。這種內生性動力不僅能夠避免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出現“等靠要”思想，而且也能打破“行政吸納合作”“市場消解合作”等困局，開創一片新天地。

政府守位與合作社固本：合作社“不空殼”的可能性

要想農民專業合作社“不空殼”，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體性內因與政府的主導性外因達到“致中和”的狀態，即各守其本，不錯位、缺位和越位。

首先，關于政府作為主導性外因的“補位”問題。來自政府方面的種種“失位”現象，要依靠其自覺的“補位”方式進行解決。有專家認為要從如下幾方面進行調整：調整農民專業合作社市場準入政策，嚴把注冊登記關，注重實體調查、現場勘驗；調整優惠政策，將其落在實處；調整審核監管政策，加大規范與監管力度，強化合作社動態監管，優化退出機制；調整政府績效考核政策，將評價指標重點放在合作社發展質量上；等等。這些都是政府“補其位、守其本”的好主意、好辦法。然而，相關政策措施只是合作社成長和發展的外因，內因才是根據和動力。

需強調的是，政府作為合作社的主導方，也是主要矛盾的一方，面對合作社弱勢的境況，應充分發揮其主導方的引導和轉化優勢，在進行農民專業合作社教育培訓和鄉村振興人才教育等方面發揮作用，不能一味地進行自上而下的強制推動。比如，引進大學生村官，探索合作社輔導員制度，做好合作社的宣傳教育工作；大力發展“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合作社帶頭人和骨干力量的人才教育。只有發展科學的、多元的、系統性的合作社人才教育工作，才能將政府的主導推動作用，慢慢地轉化為合作社的內生力。只有形成農民專業合作社人才梯隊力量，才能使合作社“不空殼”。

其次，關于合作社作為主體性內因的“固本”問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人才培養不僅需要進行簡單的教育宣傳，也需要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磨練。因此，政府應尊重基層民眾的首創精神以及寶貴經驗，樹真典型、找真經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鄉村振興戰略核心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VSJ02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蔣穎、鄭文堂：《“空殼合作社”問題研究》，《農業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12期。

②吳琦：《政策誘變與調適：農民專業合作社“空殼化”的成因與治理》，《大理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③何慧麗、曲英杰：《新型農民合作社：結構社會學，抑或行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

④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責編/孫渴    美編/于珊

【延伸閱讀】

值得借鑒的、具有特色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典型案例

山西省永濟市蒲韓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的主體性經驗

蒲韓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經過了18年的發展，涵蓋了兩個鄉鎮的43個自然村，包含了28個合作社，有3865個農戶社員在8萬畝土地上轉向多元生態種植，對接了永濟市和運城市的8100個消費者家庭。合作社的根本任務應是發掘小農戶生活生產中的多元合作領域，以社區綜合合作為基礎，以專業合作及產品對接市場。蒲韓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通過農民文藝隊等文化生活合作，進行村莊社會的重建；通過農民生產合作，進行自我教育，逐步走向有機農業；通過城鄉對接，推動消費者合作，進行消費者教育；通過不斷發展，吸引年輕人返鄉，讓農村社會煥發活力；通過老人服務、兒童服務、技術培訓等公共服務，堅持生活合作和生產合作并行。簡言之，蒲韓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對合作社的理解深刻、踐行到位，其合作社的組織化行為以多元方式“安其所”，從而“遂其生”地抗住了來自市場和自然的風險，并且以有效行動緩解了當前農村普遍存在的生產問題、生態問題、社會問題。

陜西省西安市咸陽區禮泉鎮袁家村“村兩委”主導的村社合作發展經驗

袁家村在11年的探索中走出了以“村兩委”為主導、以村社合作社為載體的新型集體經濟道路。首先，村支書作為帶頭人在為村民服務和公平公正處事方面威信極高。其次，思路新潮，通過種種合作機制把所有農戶捆在一起發展。比如，打造以“農民捍衛食品安全”為理念的商業小吃一條街，努力發展綠色生產。具體而言，該村62戶村民的主產業是農家樂，這是村民發展的第一筆收入。同時，這62戶村民以股權的形式參與了其他行業，比如餐飲、休閑、旅游等，不僅實現了“透明收支”，同時也帶動了村社集體經濟與農戶財產收益的平衡發展。農民以合作社的財產關系組合，促使了具有鄉土風味的新業態的發展。可以說，袁家村利用新時代機遇，打出了村社合作社的經營品牌，開拓了盈利新領域，塑造了新業態。

（資料來源：由何慧麗教授整理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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