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
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我們黨正帶領人民向著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發起最后的總攻。越是到最后關頭，任務越是艱巨繁重，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矛盾亟待解決。2020年，大國之間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各領域競爭博弈日趨激烈，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思潮涌動，新的科技變革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經濟影響日趨深刻，我們既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許多新的不確定因素，需要駕馭復雜局面、...
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我們黨正帶領人民向著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發起最后的總攻。越是到最后關頭，任務越是艱巨繁重，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矛盾亟待解決。2020年，大國之間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各領域競爭博弈日趨激烈，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思潮涌動，新的科技變革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經濟影響日趨深刻，我們既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許多新的不確定因素，需要駕馭復雜局面、...
當前，脫貧攻堅即將進入決勝期，鄉村振興也處于“三年取得重大進展”的關鍵期，兩大戰略的政策契合度、實踐銜接度非常重要，打贏脫貧攻堅戰是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基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脫貧攻堅的鞏固和提升。由此，如何建立起長短結合、標本兼治，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統籌銜接機制就成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在產業振興方面，應該探索做好產業扶貧和產業振興...
黨的十九大把脫貧攻堅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把鄉村振興作為七大戰略之一寫入黨章，足見二者事關全局，影響重大。 整體性治理：從“脫貧攻堅戰”到“扶貧濟困持久戰”的理論支點 認清形勢，轉移戰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的益貧式增長與扶貧開發可謂成效卓著，但消除貧困依然任重道遠。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確保到二0二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如何將長遠的戰略目標與近期的脫貧目標有機銜接在一起，探尋一條鄉村可持續發展路徑，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需要通過能力再造處理好以下幾方面關系，進而實現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的目標。 要深刻理解全面脫貧...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在新形勢下，我們必須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并根據國家發展階段以及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具體情況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時俱進地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涵，并采取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 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充分信任港澳臺同胞。“一國兩制”的成功實...
香港、澳門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也在某些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完善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機制，是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 完善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機制，必須與推進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結合起來。“一國兩制”是國家整個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澳門的飛躍發展世界共睹。澳門回歸20年來，GDP從65億美元飆升到545億美元，增長了738.5%，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之一。“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澳門金融自貿區設立……一系列契機為澳門拓展了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 現在的澳門社會安定，幸福指數高。回歸以前的澳門，犯罪泛濫，鬧市槍戰，連司法警察司司長的車都曾受到炸彈襲擊；回歸后，在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下，...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乃至在世界政治發展史上都是全新的構想和實踐，二者是什么樣的關系、高度自治的邊界在哪里，只能在實踐中摸索。 港澳回歸，不是形式上的回歸而是實質性的回歸，不僅是換一面國旗、換一批管理者，而是與國家連為一體，形成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人的回歸，更是人心的回歸。港澳的發展，已經不僅是港澳居民的事情，更是全國人民的事情，事...
長期以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始終是黨的作風建設中的沉疴頑疾，其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必須久久為功、馳而不息。 制度對于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具有基礎性、全局性的功能作用。一是制度本身體現了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規律的原則，對于實踐具有正面和積極的指導作用，能夠確保黨和政府的各項工作不虛不偏。二是制度能...
我們黨是一個在中國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對作風問題高度警惕，對一切歪風邪氣堅決抵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黨的機體上的惡性毒瘤，具有頑固性、反復性。在高壓威懾下當前很多奢靡享樂歪風轉入“內部食堂”，增加了發現和查處的難度；脫貧攻堅領域頻頻出現“雁過拔毛”“微腐敗”以及“面子工程”，這些都是鉆制度空子的不正之風的新回潮、新動向，會對實事求是的思想...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在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時期，都曾給我們的工作帶來極大危害。形式主義是指只看事物的表象而不深究其本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它不符合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從根本上講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官僚主義則是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官本位思想嚴重、貪污腐敗的領導作風，具體有“一言堂”“文山會海”等表現形式。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既是一個概念，也是一個命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關于政府職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界定。 現代政治經濟學雖然一直討論政府的職能問題，但并未形成定論。在古典經濟學之前的重商主義時期，政府將“獎出限入”（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目標，并部署了一系列改革政府治理體系的具體舉措。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既需要放眼未來、謀于大局，也需要著眼細節、立足當下，從而在實踐中逐步實現改革目標。 在把握大局中理解。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需要從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總體布局和改革關鍵點出發，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局中進行把握。從黨的十八...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有利于從一個新的視角把當前行政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引向深入。 服務型政府從本質上來說是社會本位、人民本位，它與傳統的以官本位、權力本位為特征的管理型政府相比，有著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服務型...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已經進入空前活躍期，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量子通訊等前沿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呈現突破發展態勢。新技術變革正在快速顛覆人們的傳統觀念，重組人類的生產方式，重塑世界的經濟結構，重構全球的競爭格局。新技術變革必然對國家治理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將給國家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這就需要通過新技術革命和國家治理的雙向互動來進行...
制度與技術是人類文明的兩個結構性要素，共同塑造人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形態。國家治理通過制度建設和執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共同體的形成；與此同時，以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變革全面改變人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著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新技術發展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先進工具，同時也重塑國家治理本身。在馬克思主義“全面科學技術觀”的指導下...
在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政府的職責體系歸根到底是根據人民對政府的期望所塑造的。可以說，政府職責體系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建設優良的政府職責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推進政府職責體系的現代化，不斷提升政府能力，是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突破口。 具體而言，政府職責體系現代化就是政府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而在職...
中國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等方面承擔著重大職責，其職責配置和治理能力的強弱，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極為重要。 高效、規范的政府職責體系，是貫徹落實黨和國家戰略部署的重要基礎。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津要有四：一是深入完善政府職能。圍繞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基本職能，進一步完善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厘清政...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的重大改革部署，對進一步明確政府職責體系、優化組織結構、提升行政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此，行政體制改革亟需解決三大問題。 一是解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不匹配的問題。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尋租、懶政等行為就是兩權不匹配的突出表現。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社...
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確保政府的職責邊界清晰，政府工作人員能夠更好履職盡責。實踐證明，“放管服”改革的成效最能在基層得到充分體現。“放管服”改革政策能否在基層得到貫徹落實，人民群眾是否能夠感受到改革成果是評價“放管服”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從全國各地落實“放管服”改革政策的成功經驗來看，推進“放管服”改革在基層落地生根，必須注意以...
“放管服”改革是激發經濟新動能、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和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有持續深化的空間和亟需解決的問題。基層是“放管服”改革的關鍵一環，“放管服”改革的具體政策措施只有在基層得到有效落實，才能更好、更充分地讓市場、人民感受到改革紅利。 強力推進簡政放權，持續激發市場活力。一是進一步深化基層行政審批制...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其有效落實必須同時實現兩個目標：在維護政府行政能力的同時，必須確保最大程度地釋放市場和社會活力。為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著力： 以管理為支點，架起“放管服”改革的“龍脈”。當前“放管服”改革多數聚焦在“放”和“服”，而對“管”重視力度不夠。在“放管服”改革中，我們更多地討論如何簡政放權和優化服...
城市化進程中，構建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奮斗目標，更是社會保障制度適應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內在要求。 首先，推進社會救助城鄉統籌。以低保制度為代表的社會救助制度，為消除城鄉困難家庭的生存危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城市低保制度自1999年正式建立，制度規范性和制度效能不斷提高，滿足了下崗失業工人等新城市貧困...
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國家在社會保障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轉型。從靜態看，當前絕大多數項目的制度設計是可以覆蓋到全體社會成員的。然而，在城市化持續推進的過程中，現行社會保障制度逐漸表現出諸多不適應。一是部分農民工、個體勞動者、靈活就業人員和流動性較強的工薪勞動者尚未進入職工社會保險體系；二是社會救助和特殊群體公共福利的...
2019年12月20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宣布我國社會保障卡持卡人數已經超過13億人，覆蓋93%以上的人口。這意味著，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當代中國，一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即將建成，中國社會保障事業已經進入了從以往的“擴面”邁向現在“提質”的新時代，對此，需要我們守住底線、穩住中線、開啟高線，以扎實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社會保障要守住底線。守底線是社...
社會治理是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包容性法治 社會治理是針對某一問題或者為了實現共同愿景，不同主體協同努力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多元主體在溝通、交流、協商的基礎上制訂出共同參與、共同推進的約定、規范和規則，并以共同認可的約定、規范和規則協同參與社會治理。故此，社會治理欲更好地激活各主體的活力，須明確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良法善治，即包容性法治。反之，以...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社會最基本單元的家庭，如何更好地參與到治理中，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問題。經過新中國七十年的發展，社會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愈加多樣化，家庭結構、家庭觀念等也隨之發生了不少的改變。同時，隨之而來的還有新的社會問題，這些新問題給推進新時代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新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中指出：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堅持專群結合、群防群治，提高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形成問題聯治、工作聯動、平安聯創的工作...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這為新時代中國教育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也對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是中國大學的文化內核，也是加強現代化教育體系建設的根本保證 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
現代化教育體系建設是人才培養的基礎，直接關系到能否為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人才支撐。但我國的教育體系從總體上講，目前離此目標仍有一定距離。為此，應當從以下幾方面著力： 樹立現代化的教育理念。當前，教育理念仍存在等級差異。一個突出表現是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中具有不平等性，職業教育在人們的意識中普遍低人一等。這是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
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涉及到教育的各個方面，核心在于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教育政策。為此，需要優化教育政策：把辦學的權利還給學校、把教育的權利還給教師、把學習的權利還給學生。特別要以《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及其實施方案為主線，優化教育政策要素、教育政策過程和教育政策工具。 就教育政策要素而言，包括主體與客體兩方面。從主體角度來看，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