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文物國際合作正當其勢
文物對外交流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促進中外人文交流的“動車組”。伴隨中華民族的復興征程，煥發古老絲綢之路的勃勃生機，“一帶一路”文物國際合作正當其勢、大有可為。
文物對外交流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促進中外人文交流的“動車組”。伴隨中華民族的復興征程，煥發古老絲綢之路的勃勃生機，“一帶一路”文物國際合作正當其勢、大有可為。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講，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力量。進入新時代，我國青年一代的思想狀況、精神風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深刻認識和把握當代青年的思想特征并加以正確引導，對于凝聚全社會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意義。 新時代青年總體呈現出積極進取、欣欣向榮的氣象。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
當代青年具有務實、開放和網絡化生存的基本特征，他們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歷史進程的見證者，也是偉大事業的繼承者。雖然當代青年群體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泛功利主義、感覺主義等傾向，但是從時代發展大勢來看，這些并不是主流。我們應當更多地看到當代青年的可愛、可信、可為之處，并堅定地相信，在他們手中，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深、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跨文化交流活動的日益頻繁，當代青年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看法呈現出許多新特點和新變化，展現出客觀理性的歷史觀、平等自信的國家觀、開放包容的國際觀以及勇于擔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觀。作為社會中最活躍、最富張力的群體，當代青年將更有能力不負時代、無愧歷史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從而對中國未來發展，乃至世界文明進程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當代青年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快速轉型的時代，其價值觀和思想動態受到特別的關注，有著獨特的特征，包括物質性需求增強、自我取向較為明顯等，需要通過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加以正確引導。
網絡社會的崛起增強了青年的參與意識、民主意識、平等意識、自我意識，提高了青年對國家的認同感。然而，不良網絡環境也會導致青年走向頹廢、墮落。因此，重視網絡的正面效應，清除網絡的負面信息，有助于青年思想的健康發展。
代溝是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代際之間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的差異，可能造成代際之間的矛盾沖突。與以往相比，當代青年與長輩之間的代溝出現了新變化，主要表現在信息技術應用、話語、空間距離等方面。對此，青年與長輩均應明確各自在社會發展與個人生活中的責任與角色，客觀認識與理解代際之間的差異。
當代大學生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不媚外、不狹隘，不茍且、不將就，敢于表達自己的聲音。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當前中國社會青年人的主干力量和精英群體之一，他們未來必將成為國家的棟梁，也必將以開放的心態和敢于擔當的精神為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發展貢獻力量。
近年來，高等院校學生的政治參與一直是人們熱切討論的話題。據有關方面的報道和研究報告，目前我國高校大學生對政治參與有著很高的積極性，入黨、入團已經成為高等院校學生政治參與的主要通道。高等院校是我們社會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青年人的聚集地，由于教育程度、知識結構與文化素養等方面的因素以及高等院校特定的生活環境，高校學生對于社會政治生活應該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如果...
青年是社會發展和國家建設的儲備力量，其思想狀況一直是國家和社會關注的重點。城市青年白領是青年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伴隨經濟結構的巨大轉變而發生的職業結構的巨大轉變，為城市青年白領群體的成長提供了重要條件。作為白領人員主體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迅速增加，并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成長最快的職業群體。當代中國的城市青年白領主要由“80后”和“...
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城市青年白領的思想狀況、價值觀念呈現多元化趨勢。轉型期的時代特點和社會特質，決定了他們思想觀念中存在著一些矛盾和糾結，這些矛盾的發生發展展示出城市青年白領群體特有的精神面貌。
當前，“農二代”青年群體的思想意識已不同于傳統農民，呈現出獨有的特征，主要表現為職業觀念變強，共同體意識式微；個體意識覺醒，焦慮和迷茫感蔓延等。“農二代”是在市場社會、流動社會和網絡社會中成長和生活的一代人，他們的思想觀念中也打下了時代的烙印。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執行不到位是影響調研質量的重要因素，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在調查研究中不講真話、聽不到真話。要提升調查研究的質量，必須要健全聽真話、講真話的機制，調研人必須想聽真話，調研必須找準講真話的人，用恰當方式方法讓人講真話，積極營造講真話的環境氛圍。
基層領導干部是黨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基礎性力量。面對新時代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基層領導干部要時刻把增強自身本領、苦練內功、努力克服本領恐慌作為重要使命，迎難而上、敢擔當、敢作為，堅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發展的開路人、群眾的貼心人。
“三嚴三實”關乎領導干部作風，反映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政治品格。在全面從嚴治黨背景下，領導干部只有合理用權，才能防止貪腐，廉潔從政，不辜負黨和人民群眾的信任。因此，領導干部應做到秉公用權、謹慎用權、依法用權、廉潔用權。
加強并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是落實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基礎。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就是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從時代發展形勢出發，對黨的政治紀律進行完善，并通過思想教育、制度構建、形式創新、干部培養等方式，強化黨員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進而提高各級黨建工作的實效性。
農村基層干部是農村經濟建設的主要力量。隨著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逐步推進，農村基層干部所面臨的工作問題和任務也變得日益復雜。要從農村工作的實際情況出發，重點從提升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主動性入手，加強高素質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為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組織保障。
互聯網時代，領導干部要切實做好群眾工作，需積極應對網絡輿情，從認識處理網絡輿情的重要性著手，以走進自我、走近群眾、走向未來為前進方向，以網絡為媒介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創新機制理念，正確引領輿情走向。要切實踐行群眾路線，使自身成為有擔當 、有作為、有格局、受人民擁護的干部群體。
互聯網引發的信息革命與產業巨變，加快了我國社會的動態化、開放式、多元化轉型，這就要求政府必須轉變思維方式、創新管理機制，更為充分地發揮統籌、引導和治理的職能作用。在立足互聯網生態的發展實際中，我們要以優化、創新“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為突破口，不斷完善政府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
營商環境是一種制度安排，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國營商環境改革在制度、服務和企業獲得感上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在發展中尚存在一些問題，可采取進一步優化“一窗通”平臺、加強產融對接、完善“互聯網+網上政務大廳”等方式優化營商環境。
扶貧與脫貧互為對象性的價值結構間看似存在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歷時性分水嶺，實則是共時性的、相互支撐的有機價值整體。破解扶貧開發工作中出現的急躁和厭戰情緒，應正確認識到當前扶貧形勢的嚴峻性和復雜性，加快完善扶貧攻堅的制度機制和組織保障，加強對扶貧工作的評估和監督，還要以“精準扶貧”要求提高扶貧主體素質、營造扶貧文化，有效約束個體的不良行為與思想傾向。
步入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我國貧困治理面臨突破深度貧困強力約束和致富發展兩大難題。前者關系到扶貧脫貧的難度，影響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后者關系到扶貧脫貧的可持續性。假如扶貧僅關注短期目標，忽視人們致富能力的提升，其結果就是深度貧困問題可能暫時得到緩解，但是致貧根源卻未消除。因此，最佳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精準扶貧助力深度貧困地區脫貧。 教育精準扶貧是...
高校參與精準扶貧既是政治任務，也是歷史使命，更是其拓展社會服務職能、提升辦學影響力的重要方式。當前，我國精準扶貧已經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高校必須在“尊重”的基礎上，廣泛協調“聯動”，攜手“共進”，為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貢獻智慧與力量。
高教貧困生幫扶是我國精準扶貧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高教貧困生受經濟基礎的限制，容易成為激烈就業競爭中的弱勢群體。依靠精準幫扶的思想，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機制，對貧困生進行精準的就業幫扶和指導，才能更好地促進這些高教貧困生就業，更好促進社會的全面、公平發展。
借助大數據技術，構建嵌入貧困數據、脫貧方針、扶貧措施、扶貧機構、脫貧判定標準的大數據綜合平臺，可以準確掌握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與致貧原因，確保扶貧工作的精準發力；可以構建扶貧工作監測與追蹤體系，解決“扶持誰”“誰來扶”“如何扶”的難題，推動精準扶貧戰略有效落實。
“扶貧云”建設不僅有利于精準扶貧、加速脫貧攻堅，還有利于實現貧困治理現代化。從當前的建設情況來看，“扶貧云”建設面臨幾個方面的挑戰，為應對這些挑戰，我們應以技術創新引領我國“扶貧云”示范建設，用安全體系保障我國“扶貧云”建設，靠科學管理模式支撐我國“扶貧云”建設。
我國的扶貧工作已進入攻堅戰階段，隨著貧困類型及脫貧需求的變化，保險在扶貧體系中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當前，保險業服務精準扶貧的實現路徑主要包括農業保險扶貧、大病保險扶貧、民生保險扶貧以及增信融資扶貧四大類，需要我們不斷優化創新相關路徑，更好助力脫貧攻堅。
促進旅游業發展與扶貧工作有機結合已經成為目前開展扶貧工作的重要手段，但在旅游扶貧中，“扶持誰”“怎么扶”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貧困人口的經濟狀況并沒有獲得明顯改善。實現旅游扶貧的精準發力，必須要加強扶貧工作管理，健全旅游扶貧管理體制，達到旅游脫貧目標。
規則意識是表征國民素質的重要指標，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規則意識相對薄弱，已經成為我國構筑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主要挑戰和短板。這既有社會心理學內部機制的作用，又有社會經濟發展和傳統價值觀念的外部影響。因此，我們需要正確認識規則意識的重要性，制定更科學、更以人為本的規則，確保有違（規）必治，加強社會規則意識培育。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推進誠信建設和志愿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規則是制度的一種，一般指人類反復使用而共享的價值體系，由規則、規范和策略構成。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都是對個體行為的約束，使組織成為有統一意志和準則的行動整體，運行更加有序化和高效率。如果制度不能以理論預期的方式發揮作用，就會降低其功能，造成制度失效。若失效制度...
虛擬社會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社會，必須從法治層面嚴格規范各參與主體的行為和言論，增加虛擬社會失信成本，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公眾要不斷提高自己在虛擬社會交往中的綜合素質，對自己的言論和行為負責。政府部門應以服務者的角色參與虛擬社會治理，通過公開政務信息、接受人民監督等方式，與大眾建立深度互信關系。
信用經濟是道德誠信的基礎，道德誠信是信用經濟的主觀條件。促進當前我國社會的信用經濟和道德誠信二者和諧發展，應加強信用經濟立法，進一步推進信用經濟信息共享公開，加強信用獎懲機制建設，將學校誠信道德教育與信用經濟相結合。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政府逐漸難以獨自承擔所有的公共服務以及由此而來的巨大社會責任，而社會組織的興起與發展恰恰為政府及公眾提供了一種聯系紐帶。構建良性高效的互助體系，就要加大社會組織的培育扶持力度、加強其自身的能力建設、搭建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間互助共贏的合作平臺。
在PPP模式中，地方政府要扮演好決策者、合作者、監管者、公共利益代表等多元角色，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在角色扮演中卻出現了一些偏差，為糾正偏差、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地方政府應促進觀念轉變，理順相關制度安排，提升自身專業能力，擴大公眾的有效參與。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與轉型，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中國要緊緊抓住這一機遇，正確認識沿線不同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提高“一帶一路”倡議話語主體的治理能力，積極構建“一帶一路”倡議話語平臺，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近年來，世界面臨著“逆全球化”和繼續全球化兩條道路的選擇。全球化實際上是時代不可逆轉的歷史使命。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從現實國情出發作出的新時代實現經濟全球化的正確選擇。通過“一帶一路”，中國將會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一起，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實體經濟所具有的穩定、持續的特點契合了轉型期經濟發展模式、動力穩中求變的需要。而從當前實際發展情況來看，實體經濟在技術、創新等方面的不足制約了其在經濟轉型期功能的高效發揮。基于此，有必要立足于經濟轉型期的要求來對實體經濟的功能及其發展路徑進行針對性探討，以促進實體經濟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功能發揮。
作為經濟發展格局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實體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基于新時代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目標，我們有必要從發展的角度來挖掘實體經濟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潛力，并通過相應發展路徑的優化、創新來為實體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助推農村經濟的快速騰飛。
實體經濟是強國富民的根基，是經濟持續發展的“脊梁”。基于目前情況來看，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出“大而不強”“脫實向虛”特點，為未來經濟發展埋下隱患。為此，我們需要通過有效控制成本、創新發展理念、深化改革以及引導虛擬經濟等方式，推動我國實體經濟的振興。
互聯網經濟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在產業融合、結構優化等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而互聯網經濟作為處于發展初期的經濟模式，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要建立健全互聯網經濟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互聯網經濟發展的規劃指導，完善互聯網經濟監管體系。
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要想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重要突破口在于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步伐。這就要求我們以新發展理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具體就是要以創新為動力、以協調促平衡、以綠色為前提、以開放促發展、以共享促公平，從而最終實現到2020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的目標。
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要求我們在工作中必須要堅持做好美麗鄉村建設的統籌規劃，分類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堅持做好美麗鄉村建設的穩步實施，激發美麗鄉村建設的內生活力；堅持凸顯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人文內涵，促進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互通共享。
有效遏制農村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切實維護農民環境權益之根本是依法加強對農民環境權益的司法保護和救濟，完善現行代表人訴訟與公益訴訟制度，加強配套的司法救助措施，為我國美麗鄉村建設和農民環境權益依法保護提供司法保障。
建設美麗鄉村必須保護農民在農村生活、農業活動中所享有的環境權益：一是，環境權作為基本的人權，理應為不同地域、不同收入、不同身份的人所平等地享有；二是，農民作為“三農”問題的核心與根本，只有切實保障了其環境權益，方能真正調動這一最為關鍵的主體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積極性與自覺性，從而更好地改善農村的生態環境，建設美麗鄉村。 科學立法，讓農民環境權益的保障有法...
在包容性強的法治經濟制度影響下，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改革與法治三者關系體現出一定的特殊性。未來，我國法治經濟應在立法、司法、執法三個方面寬嚴結合，走出一條“剛柔并濟”的法治經濟路線。
知識產權不僅是創業創新實踐的核心內容和關鍵因素，更是激勵大眾創業的發展動力和源泉。我們要完善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建設，降低創新創業門檻，營造激勵創新的發展環境；強化知識產權執法維權服務，保護創新創業成果，為大眾創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自助游模式比傳統的團隊游模式更具新穎性，當前，自助游糾紛事件迫切需要通過界定自助游的法律性質，厘清自助游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從而明確雙方的責任承擔，為自助游糾紛事件的解決提供立法和司法依據。
大數據具有高速、多樣、真實性等特征，能夠有效提高律師法律服務效能、拓展服務范圍、保證服務供需平衡、改善服務環境。因而，利用大數據來促進律師法律服務，就需要提高法律適應性，全面完善法律。
“3·15”作為標志性和公眾性的消費者權益維護活動，是優化市場經濟運行秩序、凈化市場活動環境的重要工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3·15”對民商法功能的詮釋和促進作用也更加凸顯，而如何通過有效途徑來優化民商法的積極功能，也成為“3·15”活動開展過程中需重點探索的問題。
科學合理的校規往往具有深刻的教育內涵，可以有效規范師生行為，促進教學和學術研究活動，豐富校園文化生活，形成積極向上的校風學風；不當的校規則浮于事務表面，缺乏思想內涵，偏離育人根本，一些異化后的“奇葩”校規更是被吐槽為“笑規”，對學校辦學和學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高校校規建設需把握正確的價值導向，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當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涌現出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堅持“以人為本”，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樹立正確的教育理念，緊跟時代要求不斷提升教育工作者的綜合能力，助力學生成長成才。要依托大數據開展思政教育工作，利用大數據的“私人訂制”教育方式，拉近教師和學生的距離，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個性化、精準化發展，進一步提高思政教育效率。
歷史虛無主義由來已久，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覷。惟有精準發力，方能從根本上消除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為此，我們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加強網絡陣地的規范建設與有效管理；做好歷史熱點問題的研究與成果宣傳，用真實史實戳穿歷史虛無主義的謊言；鼓勵創作符合主旋律的文藝作品，營造良好文化環境；增強法治觀念，用法律手段打擊歷史虛無主義行徑。
從“新文創”概念的提出，我們可以看到文創產業的兩個趨勢:一是從娛樂到更加注重雙效統一的文化內容生產趨勢，二是科技與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賦能、相互賦值的趨勢。未來，我們要構建IP開發新模式，發揮科技對于文化的助力作用，努力用“新文創”講好中國故事。
當前，泛娛樂產業的快速發展促使了“新文創”的產生，“新文創”是一種系統的發展思維，旨在通過廣泛的主體連接，推動文化價值和產業價值的相互賦能，從而實現更為高效的復合化生產和IP構建。未來，“新文創”的發展應改變傳統敘事方式，凸顯情感，著重提供充滿創造性之愛的數字文化產品。
新媒體改變了傳統的新聞報道模式，提高了宣傳效率，但當前我國新媒體新聞報道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通過媒介融合實現信息共享，借助網絡平臺完善相關機制，創新工作模式增強傳播效果，加強培訓提高人員素養，真正實現新聞報道的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新媒體成為時代寵兒，承擔著信息傳遞重任，并形成有別于傳統媒體的新媒介環境。現實中，部分新媒體為獲得關注，不惜犧牲品質，發布“低俗”信息，導致新媒體內容出現“低俗化”傾向，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需要通過有力措施，防范新媒體內容“低俗化”。
數字文化業態是數字產業在文化領域的創新體現，在“互聯網+”時代下體現出典型的整合化、平臺化、重組化、融合化趨勢，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是，數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念、技術、人才、機制等多方面的束縛，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快創新進程，推動“互聯網+”時代數字文化業態又好又快發展。
文化產業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領社會主流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助于為增強文化自信奠定物質基礎。發展文化產業，要以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態度，從傳承過去、對接當下和發展未來的高度增強文化自信，使中華民族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文化自信是民族復興的現實需要，是鑄就民族精神的堅實基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支撐。我們應以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為思想武器，積極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扎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是我國建設文化強國和發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在于，以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出發點，運用先進的、科學的文化觀和文化理論，發展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先進文化，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里最早是先秦社會下的聚落共同體。伴隨著戰國領土國家的發展，里逐漸成為了國家的基層行政組織。在秦漢時代，里是國家行政管理最為基層的組織，里吏則是國家意志在最基層的體現。里吏不僅是國家行政的管理者，也是地方社會秩序的維持者。與里父老一道，在地方社會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