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規則意識是表征國民素質的重要指標,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規則意識相對薄弱,已經成為我國構筑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主要挑戰和短板。這既有社會心理學內部機制的作用,又有社會經濟發展和傳統價值觀念的外部影響。因此,我們需要正確認識規則意識的重要性,制定更科學、更以人為本的規則,確保有違(規)必治,加強社會規則意識培育。
【關鍵詞】規則意識 價值觀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我們從小就接受“無規矩不成方圓”的教育,明白世上任何事物皆有各自標準法度的道理。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亦有規矩和行為制度,有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和行為準則。但總有人不守規則、各行其是,個中道理值得持續關注和深思。前陣子,“女子為等丈夫上車阻攔高鐵關門”的事件再次引發人們對規則問題的討論。事實上,近年來有關漠視、違反、扭曲規則的事件屢見不鮮,小到普通百姓的所謂“中國式過馬路”、公車讓座、公共場所禁煙等,大到政府治理、官員腐敗等,無不凸顯著破壞規則引致的種種危害和風險。而這種規則意識薄弱或缺乏問題的普遍存在,已經成為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和構筑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主要挑戰和短板。
規則意識短板形成的內部機理
規則意識的形成本質上是一個心理過程,是通過人們的心理活動把規則內化為意識、外化為行為習慣的過程。它由三個方面的內在因素所組成。首先是對規則的知曉和理解,即是否了解規則。知曉和理解是形成規則意識的基礎,不了解規則,規則意識無從談起。一般來說,規則越明確、具體,知曉規則內容的成員比例越高,規則約束的效果越明顯。擴大規則宣傳的覆蓋范圍,促進群體成員對規則的知曉與理解,是提升其規則意識的基礎。其次是遵守規則的意愿。只有人們意識到服從與遵守規則符合自身利益,才會自覺認同和接受規則的價值理念,從心底尊重規則、敬畏規則,促使服從與遵守規則成為社會成員的必然選擇。這要求制定的規則既要有穩定性,又要有明確的價值導向性。朝令夕改的規則將會引發群體成員的不確定性和不信任感,損害他們遵守規則的自發性。缺乏明確揚善除惡導向的規則,會因喪失正當性而被棄用。良好的規則必須對違反規則的行為給予相應的處罰,讓行為主體承擔違反規則的消極后果。最后是遵守規則的習慣,即是否實現從“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轉變。規則不再僅僅是一種外在強制,而是被成員內化為對個人行為的自發要求,這也是規則制定時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態。自覺的規則意識能實現規則成本最低和效果最優,而整個群體較高水平的規則意識也有助于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
規則意識短板形成的外部環境因素
社會轉型尚未完成和傳統歷史文化遺存影響,是導致現代規則意識缺乏的文化基礎。規則意識深受傳統文化價值影響。眾所周知,我國傳統社會有兩大典型特征:一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二是熟人社會,而非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因血緣、地緣與業緣等各種關系和人情,形成“差序格局”,根據親疏遠近形成不同的規則,圈內人與圈外人會得到不同的對待,社會規則也因成員是否屬于這個“圈子”而有所不同。傳統因人而異的“規則”,實質上已經失去了現代規則的意義。這種傳統意識一直流傳至今,成為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嚴重的障礙之一,與構建現代社會規則體系的要求形成尖銳沖突。我國當前正處于快速的社會經濟轉型期。社會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原有的各種社會控制機制受到沖擊,而新的、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在這個社會轉型已經起步但傳統價值觀念仍起著重要作用的時期,人們規則意識的建立往往會呈現出與現代社會要求不相符的狀況。
價值觀扭曲和“潛規則”盛行相互交織,破壞了規則意識的價值基礎。正確的價值觀是規則意識的基礎。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在充分激發人性自利因素的同時,也容易引致過于強調、追逐私利甚至是損人利己的不良價值觀。在缺乏多方面強有力社會規則堅守與執行的情況下,這種不良價值觀又引致許多“非正式規則”或“潛規則”。行為主體通過潛規則來規避正式規則,目的是為了獲取正式規則下所不能得到的權益。“潛規則”一詞的流行以及公眾與學術界對此現象的熱議,無疑印證著價值觀扭曲對規則意識帶來的負面影響及其對我國治理轉型的挑戰。
社會的有序發展,依賴于公共規則的廣泛實施,而非非正式規則的泛濫。相反,如果一部分人因破壞規則而獲利,就會有大多數遵守規則的人的利益受損,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即符合法治精神和道義基礎的顯規則被驅逐,破壞法治精神和道義基礎的潛規則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漠視或者拒絕遵守規則的意識就會在社會成員中變本加厲地膨脹起來。久而久之,就會形成規則意識缺失和社會價值觀念變異、扭曲的惡性循環。
制度約束不足導致規則實施不力,降低了規則的權威性。國內外的實踐經驗都表明,違法必究是維護法律法規尊嚴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執法不嚴必然導致違法現象橫行。規則亦是如此。一般認為,我國一些基本規則不被嚴格執行和遵守,與缺乏有效約束手段、違規成本太低有關。因為制度約束不力,或可通過人情關系化解,故而大家都不把規則當回事,缺乏敬畏之心,尤其在“法不責眾”思想的支配下,會產生集體違規的“廣場效應”。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也會影響人們對規則的信任度。
規則的模糊性以及規則宣傳力度的不足,損害了規則意識的認知基礎。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區域差異明顯,各地的實際情況差異很大,規則制定者常常需要頒布比較靈活的規定,而非“一刀切”政策,以便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對規定進行細化和微調,但這樣做也留下了一定的地方自主空間,造成規則的模糊性。而一旦規則本身不明確或不易理解,人們即使出于良好的動機盡力去遵守規則,在實踐中也很難做到。例如,對大多數民眾來說,“紅燈停,綠燈行”是我們最熟悉的交通規則,也是最常見的交通規則宣傳內容。這條規則雖然朗朗上口、簡單易懂,但是卻遠遠不夠指引我們的交通行為。例如,紅燈停應停在何處?黃燈時又該如何?在一個沒有轉向紅綠燈的路口,非機動車駕駛人應該是紅燈行還是綠燈行,還是其他方法行?當然,我們的交通規則對這些有明確的規定,但除交通管理、律師、司機等群體必須認真學習交通規則外,大多數人的交通規則知識主要是通過媒體宣傳等手段自學而來。而規則內容宣傳的不明確和不清晰,容易導致人們在遵守交通規則時出現誤區,例如許多人違規越過橫線停在人行道上而不自知。
制定和出臺規則不謹慎,也會損害人們對規則的認同感,進而影響規則的執行。一些規則流于形式、失去本意,導致人們逐漸失去對規則的認同感。比如規劃是指明未來一段時期相關領域內具體行動的規則,但許多規劃制定時缺乏深入的科學調研,長官意志明顯,隨意更改現象普遍存在,最后淪為“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一堆廢紙,失去了人們對規劃的尊重和認同。
加強現代規則意識培育刻不容緩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必須加強公民規則意識和社會素養的培育,塑造他們健康向上的社會心態,以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切實承擔社會責任、主動規范個人行為的社會習慣。在打造構筑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采取多管齊下、內外并舉的措施,探索將制度化的規則理念內化為社會成員共同認可的道德準則與行為方式,以及將現代社會規則意識融于社會成員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愿景之中的有效途徑。
正確看待規則意識問題,客觀解讀傳統意識影響。首先,任何社會都無法確保其成員每時每刻百分之百遵守規則,規則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規則有序。應該看到,大多數人具有較好的規則意識,媒體曝光的不遵守規則行為只是部分個案。我們應該重視個別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并采取積極措施加以改進,但不能以偏概全,徹底否定國民素質。其次,大多數規則意識問題是在我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不能把現實問題簡單地推給傳統意識的慣性力量。熟人本身不是阻礙現代規則產生的消極因素,熟人社會與現代規則的沖突在于它無法同現代社會關系相協調。因此,需要突破原先狹小的熟人圈子,建立平等的新型社會人際關系,將私人領域與社會公共領域區分開來。
加強規則頂層設計研究,優化規則制定和宣導方式方法。要使規則成為協調行動和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必須考慮到規則的普適性和知曉度。如果制定的規則非尋常人所能遵照執行, 那么該規則就很難獲得普遍的服從。如果制定的規則被束之高閣,人們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那么該規則同樣很難獲得全面落實。因此,要抓住重要時機,適時進行相關規則的宣導。同時,智能手機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改變了民眾的閱讀習慣,要根據民眾的閱讀習慣,制定相應的規則宣傳推廣方案,提升宣導效率。
加強對重點違規、群體違規和小微違規現象的治理,塑造違規必究的外部環境。提升全民現代規則意識任重道遠,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規則意識建設和違規治理片刻不能停歇,規則意識的進步速度必須跟上國家社會的改革發展速度。在這種情況下,現代規則意識建設必須抓住當前痛點、難點和重點問題進行突破,國家層面要注重重點違法違規現象的治理,社會層面要對群體違規和小微違規現象進行重點治理。
增強執法的力度、強度和可持續性。例如,各地在治理闖紅燈亂象上百招齊出,新點子層出不窮。但各地實踐都表明,像這種看似不太嚴重卻又普遍發生的違規之舉,光靠振臂一呼和道德譴責顯然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劃出行為規范的紅線,拿出有效的懲戒措施,亮出嚴格執法的態度。只有讓違規者深刻感受到不便、不適乃至痛感,才可能使其在趨利避害的本能下約束自己的行為,形成對規則的敬畏,久而久之內化為自發自覺的習慣。近幾年,上海市通過提升執法取證手段、強化嚴格執法,對交通狀況進行大整治。由于執法公平規范、嚴管嚴罰力度到位,無論是機動車駕駛人,還是非機動車駕駛人抑或普通行人,遵守交通規則的比例明顯提高,交通秩序明顯好轉。
以學校規則教育為抓手,加強社會規則意識培育。學校是專業教育機構,也是社會規則意識培育的重鎮。因此,首先要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作用。學校要根據公民規則意識的內涵進行課程設計,針對不同年齡的學習者提供相應的規則意識教育,幫助學生充分認知規則的內容。同時要積極引導學生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在各種社會事件中感受規則、踐行規則。其次要發揮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補充作用。將規則意識培育納入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范疇,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闡釋規則意識的重要意義,特別是要發揮媒體的正面導向作用。媒體部門要樹立社會責任意識和政治意識,不對破壞規則事件進行炒作,要從客觀理性的角度進行剖析,從積極正面的方向引導社會輿論。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吳恒波、岳翠云:《論中國社會規則意識的有效建構》,《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7期。
②鄧穗欣、湛學勇、鮑勇劍:《走向規則主導型社會:一個關于中國公共治理轉型的研究與實踐框架》,《復旦公共行政評論》,2012年第2期。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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