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重在“嚴”字當頭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全體黨員干部要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堅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改革發展新成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作出新貢獻。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全體黨員干部要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堅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改革發展新成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作出新貢獻。
中國經濟從根本性的長期治理來說，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重點，是符合實際的。要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有的政策都要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來考慮,首要的是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2016重要思潮評選過程與調研結果 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產業轉型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關口；周邊、區域和全球戰略形勢復雜多變，韓國部署“薩德”、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英國脫歐、歐洲難民潮、美國大選、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政治變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互聯網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的技術形...
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思潮持續流行 新自由主義由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轉移。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受經濟形勢而波動，國際金融危機后呈現“先弱后強再弱”的趨勢，到了經濟改革的關口又再次膨脹，試圖影響社會輿論和政策的制定。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卓有成效，非公有經濟，特別是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一些“暴富”者希望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市場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當前西方民粹主義政黨和政治家的快速發展，與現代信息工具的使用大有關系。信息技術的進步和信息手段的大眾化，為民粹的成長和蔓延提供了便利條件，不僅可以方便快捷地制造民粹議題，而且還可以快速傳播和放大信息，為具有極端主義色彩的民粹思潮推波助瀾。
在公眾的公共參與和維權過程中，合理訴求與民粹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關系，兩者之間很難劃清界限。這也導致了目前在中國，對于民粹主義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困難。
2016年，可以說是強勢領導人在全球范圍內跨體制崛起的一年。西方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受到新權威主義的挑戰。權威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共同挑戰精英主義。權威主義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沒有反對自身根本政體，他們更像是西方民主體制下的現實主義者。
在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設計中，影響一國全體國民和各個階層、族群、地區統一與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家元首這一政治機關能否超越各種技術和政策層面的紛爭。從世界各國比較來看，維護社會和國家統一性的一個重要制度設計，就是要保證一國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能夠超越社會各集團、群體、階層、部門、地區之間的利益和價值爭奪，成為全社會和完整政治社群的代表。
盡管2016年國內發生了許多關涉民族主義思潮的事件，有的波及范圍很廣，但總體而言都在可控之中。黨和政府應該將民族主義往良性方向上引導，應該建立和完善法治體系，強調愛國也應守法，不能以“愛國”為借口侵犯他人權益、破壞社會秩序。
2016年西方國家社會內部的民族主義蓬勃發展，極端民族主義在歐美社會抬頭等事件，對近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造成巨大沖擊，意味著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有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停滯甚至逆轉。
在2016年，全球極端主義形勢的最主要特征體現為：在政治極端主義層面，西方世界左右翼極端主義政治勢力愈發強勢，不斷改造著西方政治、社會形態，政治極端力量與民粹主義的當代結合，成為塑造西方政治未來圖景的最不可控變量；同時，在社會極端主義層面，本土社會以保守排外為特征的極端情緒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相互刺激，極端主義的惡性循環正在顯現。
隨著國際恐怖活動規模和頻度的增加，恐怖活動也表現出一些新特征，突出表現在“伊斯蘭國”的相關作為上，引起了人們諸多的關注。 恐怖活動從跨國發展到跨文化地域。隨著“伊斯蘭國”的出現，特別是它提出的建國和遷徙圣戰的號召，使一些穆斯林（主要是青年）來到“伊斯蘭國”，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并不是來自穆斯林國家。與此同時，一些人在接受了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圣戰”的訓練...
新自由主義倡導極端的自由化和市場化，如今雖廣為詬病，但并不能因此全盤否定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導向。新自由主義的沒落并不代表自由主義思想都存在問題，我們應去蕪存菁，反思市場機制的失靈和政府的社會責任，重塑國家政策職能。
新自由主義戰略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實現機制大體是：政治戰略—投機賭博—利益勾結—金融創新—利用暴富效應和對美國的盲目信任、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盲目崇拜—大肆掠奪—泡沫破裂—套現走人—金融危機—強迫各國埋單。新自由主義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榨取全球超額壟斷利潤的意識形態工具。 首先，資本積累金融化與全球財富大規模轉移。金融資本家直接跳過生產過程，僅僅憑借...
虛無主義像一個幽靈徘徊在中華大地之上，不僅腐蝕社會肌體，而且營造了一個廣泛、冷酷的精神沙漠，正在解構“信”“忠”“誠”等幾千年中國本源性的價值觀。
2016年，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仍然是危害巨大的錯誤思潮，在網絡、微信、微博、雜志、影視中泛濫，并呈現新特征。這一思潮對歷史的否認和批判有著較為明確的政治訴求，不僅松動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也影響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
我國一些地方存在功利主義的政績觀，教育和人才培養上也存在著一定程度功利主義傾向。但是，也不能將功利主義標簽化或泛化，將正當的利益追求簡單地歸為功利主義。
當前中國的消費主義思潮已滲透至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016年更是突出表現為過度性消費的加劇，符號性消費的深化，奢侈性消費重新崛起、消費中的拜金現象日益凸顯以及消費的兩極分化。消費政策的調整、大眾傳媒的助推和消費者消費心理的轉變是當前中國消費主義蔓延滋長的主要原因。對此，必須徹底劃清合理消費和消費主義之間的界限，認清消費主義的危害，在全社會建立適度消費觀。
2016年的中國有一種新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就是在生態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契合與匯合中，一種基于東方智慧的新生態哲學、新生態文化啟蒙運動正在悄然興起。隨著我國城市大面積霧霾天氣的出現，人們開始反思現代生活的弊端，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中，出現了一批關注生態與環保、嘗試綠色生活方式的踐行者。
作為“從嚴治黨”大戰略的小切口，“八項規定”實施四年多來對政治文明與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遠出乎多數人預期的“蝴蝶效應”。“八項規定”實施取得的喜人成績與帶來的切實變化充分說明了其重要意義，其成就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互聯網+”新業態的出現，不僅推動了經濟社會的新發展，同時，也帶來政府工作的創新與工作實效的提高。2016年以來，針對長期困擾機關工作的各種問題，保定市地稅局創新思維、方式，依托“互聯網+稅務”行動計劃與“大數據”的重要支撐，積極推行機關工作規范化管理，通過完善標準機制、共享信息數據、強化工作程序、拓展學習空間，較好地提升了地稅機關工作質量和水平，為地方經濟...
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意義重大。領導干部作風建設與人民事業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黨的路線方針貫徹有著重要的聯系。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需要強化領導干部的群眾觀，將群眾觀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每一項要求都落到實處。
城鎮化建設中的鄉鎮政府治理創新，是推動國家、社會、農民等多元主體全方位協同發展的重要保障。優化鄉鎮政府治理路徑，需要構建以服務為導向的鄉鎮政府治理理念，強化基層民主的建設，培育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主體，實現鄉鎮政府“最佳價值”的服務功能。
人們不但需要合理理解慈善行為，還需要理性對待救助行為。在進行慈善活動或者社會救助活動中，人們需要對他人的行為進行理性判斷，而不是跟風。不分青紅皂白的點贊和獻愛心與不分是非的寬恕和縱容某些惡行本質上是一樣的。表達善意應該有一個適當的范圍，不能無條件行使。
扶貧和救助，是一對相輔相成的范疇。總的原則是：可以通過經濟扶持的對象給予扶貧，不能通過經濟扶持的對象給予救助。但從身處貧困狀態到脫貧是要時間的，因此，在此過程中，通過低保救助維持其基本生活仍為必要。
實現精準扶貧，人才是關鍵，培養一支“精準”的人才隊伍，是打贏扶貧攻堅戰的基礎。扶貧人才培養與需求的錯位，已經成為制約貧困地區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對此，應當以精準扶貧政策為導向，樹立扶貧人才培養的先進理念和思路，構建扶貧人才培養的約束機制、激勵保障機制、監督反饋機制，推動精準扶貧目標的實現。
人才的結構性不足，即領軍型人才、一流工程師、優秀技術工人的欠缺，是當前制約創新產業發展、阻礙由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主要因素。為此，應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改進教育體制、改善社會氛圍并推動產業升級。
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培育勞動力市場、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培訓和轉化求職者的勞動能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必須克服編制與任務量不匹配、機構職能不明確、信息化發展滯后等問題，為公共就業提供更好的服務。
當前我國已逐漸發展為新型工業化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布局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國際化和開放性程度。在此背景下，技能型人才成為社會勞動資源市場的“緊俏”群體。技能型勞動力的培養途徑主要在于職業教育，他們也將成為中國未來就業群體的主體。
在“互聯網+”時代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必須要與時俱進，根據環境的變化及時對自身角色進行調整，通過建立人才互動機制、制定具有競爭力的薪酬機制、運用多種激勵方式、制定職業生涯規劃，來更好地應對變革發展趨勢。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現代企業管理有了更高的要求，企業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要將人本管理思想貫徹于企業管理之中，讓各類員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而讓現代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網絡社會在給人們開闊的視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同時，也隱含著諸多深刻影響人們生活、工作和精神世界的風險。提升公民網絡安全素養，不僅可以提高普通網民對網絡社會風險的防御能力，更有利于網絡安全社會的構建。只有堅持網絡安全和網絡發展同步推進，才能讓互聯網更好地造福人民。
隨著養老保險基金統籌和入市工作在市場各方期待中穩步推進，養老金入市安全受到關注。要保障養老金入市后的安全，應控制入市比例、完善分紅制度、降低投資管理成本、堅持定量投資監管。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們黨關于發展問題的最新理論成果，需要用好互聯網平臺、推動志愿者服務創新、活躍基層文化活動、加強文明城區建設，積極引導民眾精神文明的良性發展，為我國經濟結構優化、社會協調轉型增添助力。
綠色發展理念是黨中央緊密聯系我國發展實際、適應未來發展方式轉變而提出的新理念，這一理念標志著傳統發展價值的轉變，擁有深刻的價值內涵。綠色發展，體現了發展思路模式的轉變，體現了物與人統一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基本價值內涵。為了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應尊重客觀規律和調動全民積極性，突出發展主體和發展客體的渠道選擇。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勞動者收入比重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關于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成因的說法紛繁復雜，既有發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和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緊密掛鉤。只有搞清楚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基本特征和形成邏輯，才能對癥下藥，找到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的根本思路。
電信詐騙案的騙局有其獨特的內容，這表現為加害方以電信技術為載體和“管道”進行行騙，出現高科技化、隱蔽化的新特點。有鑒于此，電信詐騙犯罪的防治策略應該從加害方、被害人和電信部門等角度有針對性地切入。
我國政府采購市場調控受到行政機制、政策機制的影響，法律手段較為不足，面臨市場機制與法律機制不協同的現狀，我國不僅應該完善政府采購法律制度，而且也不應忽視政府采購市場調控法律機制的構建與監督。
針對當前還不是非常成熟的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裁決執行制度，建議通過在確定合理期限時增加多種考量因素、明確專家組職權范圍以及理順執行審查和貿易報復程序適用等方面來解決WTO裁決執行管轄權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
“互聯網+”時代，網絡技術日新月異，網絡虛擬財產繼承也隨之成為人們所關注的話題。吸納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做法，補充完善我國網絡虛擬財產繼承方面的法律法規，督促網絡運營商制定相關網絡虛擬財產維護方面的行業規范，引入第三方機制解決網絡虛擬財產繼承問題。
在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將完成之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進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抓住了治國理政的“綱”，意蘊深邃，意義巨大，它將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和發展，是管黨治黨的關鍵性舉措。
當前互聯網黨建不僅形成了“五大平臺、兩大體系”的黨建網站建設格局，更呈現出新媒體黨建平臺蓬勃發展的趨勢：黨建微博遍地開花、基層黨組織微信平臺越來越多、移動客戶端（APP）黨建平臺頗具成效。互聯網黨建工作表現出管理服務便捷化、教育培訓靈活化、信息發布集約化、交流溝通扁平化、黨建決策科學化、黨風監督實時化的新特點，逐步塑造了黨建工作的新模式。
我國黨建工作在“互聯網+”時代下面臨著新的形勢和局面，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黨建工作以一種新常態融入到黨組織建設中的方方面面。“互聯網+”新常態下，黨建工作創新需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拓展“互聯網+智能”、發揮“互聯網+”優勢，助推黨建工作創新。
新形勢下融合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應明確其目標和任務，要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共同推進，明確二者共生關系，推動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深度結合，營造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融合的良好環境，以及加強思想建黨與制度建黨統籌考核。
縱觀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發展史，黨的建設理論貫穿始終。經過數代共產黨人的不懈堅持和努力，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漸趨成熟，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九十余年來我黨的黨建學說不斷豐富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適宜的“土壤”，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支撐和科學指南。
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在于勞動力不足，而勞動力不足是日本社會、經濟結構性矛盾的反映，是日本經濟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勞動力供給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安倍經濟學也好，28.1萬億日元刺激計劃也好，都很難達到目的，日本的經濟也很難走出困局。
2016年韓國連續發生了造船業危機、三星事件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風浪不止。樸槿惠“親信干政”事件，更是讓韓國的政壇“一石激起千層浪”，帶來了“地震式”動蕩，使經濟問題變得愈發復雜。
“一臂之距”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可以理解為，政府對文化實體實行有限指導和管理，較為具體的管理事務由包括非政府組織等形態在內的中介性文化機構來承擔，使政府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一臂之距”公共文化管理模式下的管理主體分為三個層級，實質在于分權管理。
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首先要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管用的，能夠解決中國問題，否則一切無從談起。馬克思主義必須聯系各國具體實際，回答各國革命和建設面臨的實際問題，同時回答廣大人民群眾思想上的疑惑，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
人的實踐本質以及人的超越本性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價值。提升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解釋力，需要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基礎，并實現其與實踐的進一步結合。通過不斷探索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真正精神和內涵，堅持與時俱進，立足現實生活找出馬克思主義的生長切入點，同時采用大眾化方式傳達給民眾。當得到民眾的肯定時，才是馬克思主義當代解釋力提升的真正體現。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是讓社會大眾在全面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基礎上，靈活運用好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提高認識與改造世界的水平。當前，充分運用好新媒體這一推廣平臺，能夠更好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開辟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新局面。
自媒體是信息時代下最為流行的信息交互平臺，也是當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基本載體。但是，其發展對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而言猶如一把雙刃劍，既有其獨特優勢，又帶來諸多挑戰。對此，積極應對自媒體時代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所面臨的新挑戰，是新時期深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由之路。
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對社會各要素進行系統闡釋，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構建提供了內容和方法論指導。基于此，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應注重層次性與系統性，構建社會要素和社會主體治理網絡，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網絡環境下的“網格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依托社會型服務網絡（SNS）構建高校實名制網絡社區，網絡社區中大學生主動創建“網格”和主動加入他人創建的“網格”。通過“網格”可以實現網絡平等對話、互動交流和自我學習等，使得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推進工作有的放矢，且行之有效。
近年來，網絡直播大行其道，引發了粉絲經濟和網紅經濟，不僅創造了一系列觀看“神話”，也得到互聯網和資本市場的青睞。2015年國內網絡直播平臺接近200家，2016年與直播息息相關的“網紅產業”產值預計接近580億元，但與此同時引發不少負面效應以及監管部門的處罰。對于網絡直播，主流媒體能否利用它？又該如何接入并打好融合創新一仗？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隨著2015年網絡直播開始真正進入公眾視野，2016年被行業公認為中國網絡直播元年。網絡直播規模的井噴式爆發不僅使其成為資本關注的焦點，也成為最為引人注目的媒介景觀之一。網絡直播表現出令人欣喜的前景，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的作用和意義將更為重要。 第一，推動政治文明建設。網絡直播的發展是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需要。其交互性和及時性特征使普通受眾擁有了更多...
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必須樹立文化自信。這既需要在現代創造出大量文化精品，也需要恢復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新儒學既持守著傳統儒學“行仁守禮、持中尚和”的核心意涵，又融入了“自由民主、重技尚功”的現代元素。因此，借力新儒學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可行路徑。
在老子的思想中，對于管理有著較為全面的闡述。其不局限于某一領域，也不是在講具體的管理理論、技巧，而是可以歸于形而上的管理哲學層面，所以適用性很廣。尤其在《道德經》中，蘊含著大量管理方面的哲理，對于今天的企業管理有著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
南宋文人把儒家的“中和”思想發展延伸，達到一種“諧世”的境界。這具體體現在南宋文人對待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身之諧”，以及對日常生活自我享受的“物之諧”。這種“諧世”境界對當代和諧社會中和諧人格的構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基層官吏是執行朝廷命令、管理和教化百姓的主要力量。基層吏治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地方社會的安定，也是影響地方政治秩序的關鍵所在。《張家山漢墓竹簡》中的《二年律令》所規定的條例，既對官吏的基本權益給予了充分保障，同時又建立了比較嚴苛的行政問責機制，展現了漢初法律對于基層官員“權”與“責”高度統一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