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勞動者收入比重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關于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成因的說法紛繁復雜，既有發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和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緊密掛鉤。只有搞清楚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基本特征和形成邏輯，才能對癥下藥，找到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的根本思路。

【關鍵詞】勞動份額   高投資   增長主義      

【中圖分類號】F425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伴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已經躍升至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已經由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2%左右，提升到了2012年的11.6%。尤其是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經濟的比重迅速提高，平均每年提高接近0.7個百分點。

得益于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上漲，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2001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此后增長更加迅速；2002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100美元，從低收入國家變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2010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230美元，自此成功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截至2012年底，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5680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法換算的人均國民收入則達到了9040美元。由于人均國民收入增長迅速，中國與世界平均水平之間的差距以及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都在不斷縮小。1978-2012年間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30倍，相比之下，全世界人均國民收入只增長了5.3倍，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也只增長了5倍左右。

與此同時，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成為全球貿易大國。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始于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中國應該“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自此中國把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對外貿易更是實現了質的飛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在中國經濟增長日趨矚目之時，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引起了各界關注。

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與經濟發展增速不匹配

一般而言，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形成三大組成部分，分別為勞動者報酬、資本所得和政府對生產環節直接征取的稅賦。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勞動者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2007年更是降低到最低點，占比僅為39.7%。從國際比較上看，這一占比遠低于其他國家。從歷史上來看，該占比也遠低于中國過去的勞動收入份額。自1990年以來，我國勞動收入總額占GDP比例從53.4%降至2009年的47%，降幅高達6.4個百分點。

關于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成因的說法紛繁復雜，既有發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和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緊密掛鉤。只有搞清楚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基本特征和形成邏輯，才能對癥下藥，找到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的根本思路。

從1978年至2012年，中國城鎮平均工資和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保持同樣的增長趨勢。在此期間，勞動收入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卻不斷被拉大，勞動所得增速低于GDP增長速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收入與GDP的增長步調基本一致，但從1996年開始，勞動收入份額開始出現持續下降，并且以2007年為最低谷。

增長主義模式盛行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根本成因

增長主義模式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速。從發展模式上看，政府“增長主義”傾向主導了市場經濟體制，盡管適應了我國經濟起飛的客觀要求，但也造成了政府的“增長崇拜”心態。由于地方政績與GDP績效和稅收掛鉤，政府更愿意扶持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了維持高投資和高增長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資本成本被刻意壓低，長期的利率管制引致資本擠占勞動空間，資本所得明顯高于勞動回報。

增長主義也導致了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難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首先，市場調節的缺失使得資本持有成本較低，企業更愿意進入資本密集型產業。相關研究表明，自1996年開始，中國出口商品開始以機械工業制成品為主，出口技術復雜度（sophistication）較高，已經遠高于中國人均GDP所對應水平。其次，地區勞動報酬差異成為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一大后遺癥。由于市場化程度不同，要素報酬均等化無法實現，同時一些要素（如資本）容易流動，而另一些要素（如勞動力）因戶籍制度等影響流動性，阻礙了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造成資本、勞動邊際回報不等。資本報酬較好地呈現“一價定律”，而勞動報酬在不同地區相差甚大。再次，產業發展不均衡也使得勞動收入份額難以提高。市場缺位扭曲要素配置，使得本應被淘汰的落后產能仍然有利可圖，同時一些盲目的產業振興計劃對市場產生錯誤引導，真正有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服務業等行業卻遲遲得不到政府扶持。最后，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導致產權制度不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應保證不同所有制結構的市場主體可以通過公平競爭和市場規律獲得所需要素資源的機會。壟斷勢力的存在不斷壓縮勞動者議價空間，使其處于弱勢地位，勞動收入增長幅度有限。

如何擺脫對于增長主義的依賴

第一，政府功能重新定位，從“增長主義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讓政府將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專注于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給全體民眾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務，唯有此才能從根本上降低全社會的“高增長依賴”。

第二，限制國有企業壟斷力量，發展民營經濟。國有企業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和石油等領域存在壟斷現象，擠占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此外，壟斷行業的高工資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破除壟斷既可以給予民營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又可以降低壟斷行業的不合理高工資，縮小當前的貧富差距，降低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對高增長的依賴。

第三，全面有效地擴大就業和促進再就業。就業是居民改善生活條件的基本途徑，同時也是居民實現自身價值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擴大就業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為了更好地擴大就業和促進再就業，政府應該深化戶籍管理等領域的體制改革，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的就業體制障礙，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創造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環境；結合結構性失業人員的特點，加大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個性化就業指導，緩解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過程中引發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對高校畢業生進行就業指導，鼓勵畢業生深入農村以及基層就業；鼓勵自主創業，積極落實小額擔保貸款及貼息等創業扶持政策；加快就業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整合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為勞動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就業信息。

第四，繼續深化要素市場改革，逐漸實現要素價格的市場化，使資源配置更加有效。資本、勞動、土地和資源環境等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將會提高投資成本，促使企業改變以往的粗放型生產方式，更多使用集約型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以便減少要素投入，降低生產成本。這樣會顯著降低全社會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逐漸降低經濟增長的代價。

第五，加速推進社會改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居民幸福感，維持社會穩定。國家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福利水平，而不是為了增長而增長。由于城鄉發展不均衡、地區發展不同步，政府所提供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加速推進社會改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有助于“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維護社會長治久安。

（作者單位：滄州市委黨校）

【注：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

責編/張寒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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