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電信詐騙案的騙局有其獨特的內容，這表現為加害方以電信技術為載體和“管道”進行行騙，出現高科技化、隱蔽化的新特點。有鑒于此，電信詐騙犯罪的防治策略應該從加害方、被害人和電信部門等角度有針對性地切入。

【關鍵詞】電信詐騙    防治策略   打擊犯罪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識碼】A

電信詐騙犯罪步步設套，層層推進

騙局是電信詐騙案的基本表現形式，每一起電信詐騙案都以騙局的產生為起點，也往往以騙局的結束為終點。從多個環節和角度來透析電信騙局，有利于識別和防范電信詐騙犯罪。

第一，任何騙局都離不開加害方和受害方。騙局的主體（加害方）是詐騙者，客體即被害人（受害方）。他們是詐騙案中相對的雙方，各自的地位不一樣，但又相互依存。騙局由詐騙者所設置，在騙局中處于主動地位，左右著騙局的發展，故謂之主體。被害人對騙局的內情，一般處于迷茫狀態，聽任罪犯的“調動”，不明真相地陷入騙局，屬于被動的一方。當然，有的被害人警覺性較高，也可能及時發覺，掌握主動而識別騙局，變被動為主動。

第二，在詐騙過程中，無論詐騙犯冒充何種身份，都以一定的“原型”為模特，即假冒社會上實際存在的某種身份，施行騙術。隱瞞真相、虛構事實是詐騙行為的客觀特征，但“真相”和“事實”也是有一定的內容，也有一定的“原型”。同時也可能有“非原型”騙局，即編造社會上不存在的某種身份或虛構不存在的事實，糊弄一些無知者，使對方上當受騙。目前，電信詐騙常見的手法有：冒充公檢法、電信、銀聯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實施詐騙；以熟人出事急需用錢等為名進行詐騙；虛構信用卡被冒用、透支等進行詐騙；利用短信通知劃賬的方式進行詐騙等。同時，犯罪分子竊取公民信息是精準詐騙的第一步，接下來甚至有專門的點子公司精心策劃設計，針對不同受害群體量身定做，步步設套，層層推進。

第三，演員在演戲、扮演某一特定角色時，不能缺少與其角色相適應的一些服飾、道具、化裝品等“行頭”。若沒有這些，表演就不會生動、逼真。詐騙行為猶如演戲，同樣需要“行頭”。電信詐騙犯深知這一點，他們往往針對行騙所需的角色，選擇逼真的“行頭”，強化其身份的“真實性”，促使被害人產生錯覺而最終被騙。

第四，誘餌是詐騙犯將被害人引入圈套的誘發劑，是構成騙局的必要條件，沒有誘餌形成不了騙局。誘餌有無形的，也有有形的；或是精神上的，或是物質上的。在電信詐騙中，詐騙犯投放誘餌的內容、數量是以被害人的需求以及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總的原則是投其所好，“對癥下藥”。

要嚴厲懲治詐騙者，引導廣大公民提高甄別能力

犯罪原因論中的互動中心論認為，正是由于在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犯罪的發生、發展和結束，這是一切詐騙犯罪的共性。電信詐騙案的騙局還有著其獨特的內容，這表現為加害方以電信技術為載體和“管道”進行行騙，出現高科技化、隱蔽化的新特點，例如利用手機短信群發器、網絡服務器、虛擬運營商等現代電信手段，而且操作的服務器和IP地址大多在境外。有鑒于此，電信詐騙犯罪的防治策略應該從加害方、被害人和電信部門等角度有針對性地切入。

首先，嚴厲懲治加害方。在電信詐騙中，不法分子進行詐騙時往往只需要電腦、手機、短信群發器、號碼任意顯軟件等作案工具，作案成本極低。此外，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成本較低。針對這種加害方的特點，司法機關應對電信詐騙案件快速進行立案、偵查、公訴和審判，準確、有力地運用刑罰手段懲罰電信犯罪分子，從而產生震懾效應。具體而言，公安機關應當快速立案和破案，確保一旦發生電信網絡詐騙案件能夠快速響應、聯動處置，最大限度避免和挽回群眾財產損失。《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指出，要健全涉電信詐騙犯罪偵查工作機制。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強調，要有效整合各部門力量資源，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切實強化事前預警、事中勸阻，努力減少案件發生。法院在正確定罪的同時，可以根據案件的情節，運用從重處罰的手段實現所判刑罰與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的統一，而且加大罰金刑的處罰力度，剝奪犯罪人的經濟驅動力。

其次，減少被害方的弱點。被害人本身存在的一些弱點或局限主要表現在：第一，被害人出于自己不慎才會被騙的，例如輕信犯罪分子謊稱的情況；第二，被害人出于趨利避害的心理“自愿”受騙，如自身存在違法行為，通過疏通來擺平；第三，被害人基于人性弱點而上當受騙，如因貪圖小利。因此，要預防電信詐騙犯罪，應注重減少被害人的自身弱點或局限等因素，建立多方位的被害預防體系，這也是最有效、最現實和最有針對性的犯罪預防。具體而言，廣大公民應提高甄別能力，在遇到陌生人的異常來電時進行“有害推定”，切實提升防范能力。而且，公民可自學相關的反詐騙知識，做到“不聽、不信、不轉賬、不匯款”。在社會方面，電信、銀行等中介部門要及時揭露不法分子的犯罪伎倆，并對新的典型案例進行廣泛地宣傳，切實提高群眾的防范意識和能力。

電信部門要謹防“不自覺”地成為電信詐騙的媒介

在電信詐騙犯罪過程中，電信部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往往“不自覺”地成為加害與被害之間的互動得逞的重要媒介，這突出地反映在：其一，貫徹電話卡實名制不力，虛擬運營商運營的170、171號段已成為詐騙重災區；其二，監控檢測不力，這里的監控檢測分為各類違規服務的監測、話務、流量異常波動的監測、對超頻次呼叫等異常號碼的監測以及在使用VOIP 撥號的落地監測等；其三，對公安機關的配合不力。有鑒于此，“技術的問題，應從技術治理”。

第一，嚴格落實電話卡實名制，增加詐騙活動的風險和難度，尤其要切實整治虛擬運營商不按照手機實名制規定來運營的情況，切實從源頭上防治詐騙行為。

第二，加強行業監管。工信部應嚴格規范各電話線路的運營，嚴禁線路寬帶流量外包，并要求運營商必須記錄所有呼叫內容及VOIP服務器呼叫數據。通信部門內部應當對各類違規服務、話務、流量異常波動、對超頻次呼叫等異常號碼等活動嚴格監控。

第三，與公安機關建立信息共享平臺。電信部門、銀行部門雖然都存在自己內部的監測系統，但并沒有與公安機關實現充分共享，因而在接下來的防衛戰中，這三家重要的反電信詐騙部門要組建統一的信息共享平臺，充分運用新型技術手段。

第四，強化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綜觀諸多電信詐騙案件，個人信息的“裸奔”成為詐騙案件的起點。因此，對于故意或者過失泄露他人信息的公司、企業，相關主管部門應該依法予以行政處罰。在刑事責任方面，為了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經過《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九）》的完善，刑法第253條之一設立了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同時，為了打擊信息網絡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作為刑法第287條之二，在相關中介部門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電信詐騙為何猖獗》，《法制日報》，2015年11月16日。

責編/宋睿宸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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