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可以說是強勢領導人在全球范圍內跨體制崛起的一年。西方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受到新權威主義的挑戰。權威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共同挑戰精英主義。權威主義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沒有反對自身根本政體，他們更像是西方民主體制下的現實主義者。

【關鍵詞】權威主義  自由主義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從難民潮到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從英國脫歐到意大利總理倫齊憲改公投失敗而辭職等，諸多變化令西方精英界大跌眼鏡。當然，世界沒有哪一年是天下太平的。那么為什么2016年給了西方如此大的沖擊呢？說到底，是西方自二戰結束以來倚仗的價值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曾幾何時，西方精英階層秉承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從官方到民間都把它視為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恒久智慧。尤其冷戰以蘇聯陣營的潰敗解體而結束，導致西方對自身價值的信心更是爆棚。

然而進入21世紀后，西方對自身價值體系在全球的推廣，更像是在世界各地捅馬蜂窩：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北非和敘利亞，西方基于自己價值理念而進行的干預，除了制造出一系列失敗國家和滋生了新的恐怖組織外，乏善可陳。更令西方各國不安的是，其在世界各地的干預正演變成逆火，燒回到了自己的大本營，難民潮和恐怖襲擊就是最好的例證。除了干預逆襲，西方自身也困擾于債務危機、經濟萎靡、收入停滯、種族沖突等內部難題。如此內外壓力相互作用，終于在2016年爆發。一個西方自由主義的挑戰者已經出現——這就是新權威主義。

權威主義：從暗流涌動到浮出水面

談起“權威”，不少人感覺這是一個頗具東方特色的詞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推崇其“亞洲價值觀”時，也反復強調東方文明對權威的尊崇。其實，將“權威”局限于某種文化傳統或政治體制是一種誤讀。用詞雖有不同，但如何保持國家領導人個人與體制的權力動態平衡是一個全球課題。2016年可以說是強勢領導人在全球范圍內跨體制崛起的一年，但浮出水面的一刻還源于水面下暗流的多年涌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的政治發展傾向，其天平不斷偏向于打造強勢領導人的一極。

拿事實來說話：以西方式民主體制為例，其兩大類別為以英、日、德為代表的議會制民主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總統制民主。兩者的一個顯著不同是議會制民主更強調共識，政府和國家首腦更象集體運動中的隊長 ，而總統制更強調領導人個人權威。西方政治學界已經注意到，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議會制正在“總統化”，其政府首腦越來越強調強力、有效地利用權威推進個人理念 。其代表人物包括英國的撒切爾和布萊爾，日本的中曾根康弘、德國的默克爾、加拿大的哈珀等。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趨勢，即議會制民主也開始呼喚強勢、體現權威的領導人。

政黨主導造成了議會制民主在尊崇權威和追求共識間尋找平衡的傾向。以英國為例，資歷低的議員座位靠后，被稱為“后排議員”。而權威級的議員座位靠前，成為“前排議員”。在議會辯論中，時間和發言機會也都明顯惠顧前排議員們。這種座次安排，本身就是政治權威的生動體現。這種體現在座次上的黨內權威，既固定也靈活。后排議員們如果能夠多次贏得選舉，在議會里時間長了，參與的立法小組多了，權威也會逐漸增長，座位也會越來越往前調。如果能最終當上內閣部長或反對黨的影子內閣部長，那就終于可以實現占據頭排座位的政治夢想，完成從向權威看齊到成為被看齊對象的蛻變。

與議會制相比，總統制對權威的強調更加直接。2016年的美國大選，口無遮攔的“政治門外漢”特朗普，幾乎犯遍了政客不該犯的錯誤，但在大選中擊敗了被一致看好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造就了美國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跡。是什么成就了這只政治“黑天鵝”？他的最大“賣點”，就在于“反體制”和“強勢”。

近年來美國社會民意對政治不滿，一個集中體現就是公眾眼中的領導人越來越受控于現有體制和黨爭僵局而畏縮不前。美國政治學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理論即“政黨決定論”。該理論創始者馬蒂·科恩（Marty Cohen）、戴維·卡羅爾（David Karol）、漢斯·努爾（Hans Noel）和約翰·賽勒（John Zaller）通過對1790年以來的歷屆總統提名的分析，得出結論，認為與其說是選民選擇了最終的提名人，不如說是政黨通過領袖和利益集團制訂了諸多或明或暗的競選規則，極大程度上左右了選民的選擇。

《政黨決定論》（The Party Decides）一書自2009年面世以來，迅速成為了研究美國政治的必讀書籍。但此次特朗普的奇跡勝選，使眾多學者對這個影響至深的理論產生了懷疑。特朗普的崛起，與其說是其個人能力的勝利，莫如說是選民們對于“政黨決定論”下產生的一系列畏畏縮縮、缺乏權威的政客們的失望。美國政治學者馬修·馬克威廉姆斯（Matthew MacWilliams）通過數據指出，特朗普支持者們的最大共性，不是收入、種族、教育，而是對權威型領導的渴望。

全球化下的新權威主義

權威主義作為價值和程序，一直在西方政體中保持其存在。那么，2016年的權威主義新在何處呢？

第一，這是一場全球化背景下的權威主義復燃。全球化是席卷世界每一個角落的大潮，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在這樣的背景下，決策必須高效化，而效率恰恰是堅持固有體制、照章辦事的官僚體系的軟肋。正因如此，民眾把前進的希望越來越寄托在強勢的領導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運用自身的權威和能力，高效及時地對各種不可測的局勢給予有利回應。也可以這樣理解：強勢領導人的“強”，在于能夠有效地改變固有體制、創建新的體制。對具有這種能力的領導人的需求，是世界性的。

其二，權威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共同挑戰精英主義。全球化確實是自由主義的產物。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這股大潮中的弄潮兒。過去的三十年間，西方政界學界精英們已經把全球化想當然，大談融合的好處，卻使廣大民眾成了被遺忘的大多數：他們或是丟工作或是收入停滯不前，沒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紅利。而全球化下的文明、文化沖突，更是令不少因循守規的老百姓迷惘困惑。他們的這種不安情緒，并沒有引起自由派精英的重視，反而常常被嘲笑為“落后于時代”。巨大的政治正確的壓力下，廣大選民選擇“吾知、吾不言”的明哲保身的態度。精明的特朗普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把自己包裝成了代表“沉默大多數”的發言人，帶領老百姓用選票羞辱了優越感十足的精英階層。特朗普本人是億萬富翁，算是精英中的精英。然而，他卻能把自己的財力轉化為權威，在以千萬計的普通選民眼里，特朗普的富有使得他不會再受雇于自由主義的精英們，而是能夠為普通老百姓說話辦事。特朗普的權威，一半源自自身的成功包裝，一半源于優越感無比的自由主義精英們在公眾眼中成了完美的反派角色。

其三，西方特朗普式政客的崛起，是由其民主體制內部催發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謝莉·波曼（Sheri Berman）指出，特朗普的反對者們把他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論是錯誤的。新的西方權威主義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沒有反對自身根本政體。他們更像是西方民主體制下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們眼里，世界充滿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在某些國際關系領域，如中東和阿富汗，他們可能會減少干涉的頻率和程度；但在另一些領域，如國際貿易，他們可能會比自由主義者們更咄咄逼人。以民粹主義為后盾的西方新權威主義者們，為世界帶來的是福是禍，下結論為時尚早。2017年的世界，擁抱的將是更多的動蕩和不確定。

（作者為美國丹佛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

責編/溫祖俊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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