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與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全面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是和平發展、為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造福的現代化道路。一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提供了制度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文化支撐。
經濟強則國家強，企業興則民族興。民族企業見證并參與了新中國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崢嶸歷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由本國公民所掌握、其行為能夠始終服從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品牌形象受到絕大多數本國公民尊重和認同的民族企業，發揮著重要的生力軍作用。 民族企業自成立之初就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任。回溯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企業發展史，在國家和民族...
民族企業見證并參與了新中國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崢嶸歷程，如今已成為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引領者、壓艙石和生力軍。大力扶持民族企業發展，是推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當下，民族企業應該勇于承擔時代重擔，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成為以新發展理念助力新發展格局實現的“引領者”，以“一帶一路”助力新發展格局實現的“聯軸器”，以社會創業行動助力實現新發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先行軍”。
國潮消費的興起與盛行，見證了國民開始擺脫對國際品牌的依賴，日趨認同和選擇本土品牌，意味著我國開始逐漸打破單一的“制造大國”的國際形象，轉向走創新產品和創制文化的發展之路。究其根源，國潮的產生與流行既來源于從政府到媒體通過掌握文化主導權，克服西方式效率性消費文化對中國的影響，走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的不懈努力，也體現了民族企業家通過品牌對中國品味體系的全方面打造所喚起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
隨著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和艱難成長，愛國逐漸成為近代以來優秀企業家的光榮傳統。他們發出“挽回利權”“實業救國”的時代呼聲，倡導“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愛國運動，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及全力支持抵御外敵，還設法保存企業，獻身于新中國建設，并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們把愛國情懷傾注在報效國家的實際行動中，成為企業家精神的鮮明底色，為中國擺脫貧窮落后和崛起作出了突出貢獻。
人類在任何領域的創新和進步，都離不開企業家精神。優秀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面臨經濟轉型和新技術推動的社會變革，若干市場制度必然存在較大的完善和改善空間。作為市場活動主體的領導者和市場經濟的弄潮兒，企業家肩負著推動制度發展和完善的責任。當代中國應該弘揚企業家精神，推動產生一批不懈奮斗、追求創新、走向世界的企業，助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實現。
當前，促進企業成長的生產力要素與能力要求正在重構，數字能力凸顯并成為促進企業持續成長的核心力量，企業核心能力的內涵得到擴展。同時，烏卡時代下核心能力的概念也是動態的，數字能力的重要內涵體現在“連接”“共生”和“當下”，連接與共生的能力意味著每一個領域都在打破邊界，形成全新價值；當下的能力意味著變化及變化的速度改變著價值。企業的數字能力和協同共生力提供了以整合組織內外邊界的方式提升組織效率的能力，并高效幫助企業解決價值定位與價值創造兩個核心問題。
提升產業國際安全的重要抓手之一是推動中國企業創建世界一流品牌。“中國制造”面對的全球市場分為優勢細分市場、競爭性細分市場、包容性細分市場、陷阱細分市場，應針對不同海外市場制定精準化國際營銷戰略；根據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垂直、水平維度，區分海外市場的文化價值觀，塑造中國品牌人格形象，提升品牌文化魅力；聚焦在國際優勢產業創建世界一流品牌，打造全球樣板產業，提升中國產業國際抗風險能力。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核是經濟崛起。民族企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要微觀經濟基礎和主要生力軍。其中，中國國有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在基礎性行業處于絕對控制地位，更是國際競爭的主力軍；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同樣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民族企業的崛起可以為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提供有力支持，亦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屬地管理”現實中的“異化”趨勢需引起警惕，因其正演變為上級單位甩鍋避責的工具，加劇基層政府陷入“責大、權小”的失衡困局。究其根源，一方面與權責體系不完善、監管缺位、管理方式與手段落后有關，更與部分干部缺乏干事創業和擔當作為的熱情有關，而復雜和不確定的外部環境加劇了這種趨勢。破解“屬地管理”的權責失衡困局，需要兼顧“減負”與“賦權”，激發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的激情與活力，提升治理能力與效能。
適時、適度地“壓擔子”，對于促進年輕干部個人成長、組織部門培養選拔后備優秀干部，具有重大意義。但是，給年輕干部“壓擔子”，需要講原則、立規矩，“擔子”的“筐”里裝什么、裝多少、怎么裝，應該有講究。應該重視勝任力要素，挖掘年輕干部自身潛力，進一步優化和升級“壓擔子”立規矩的制度安排，以培養和造就更多勝任新發展階段目標任務的優秀年輕干部。
科技創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這“四個面向”融科技、經濟、國家、人民于一體，為我國科技創新舉旗定向，對科技創新工作作出了科學規劃和頂層布局，是全面促進我國科技創新發展、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實踐遵循和理論指導。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弗朗西斯·福山從自由民主制的堅定捍衛者轉變為重視國家建構的審慎的自由主義者，推動了“歷史終結論”向政治秩序論的理論演變。“歷史終結論”的目的在于終結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歷史，進而終結世界探索多元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當代，福山并未放棄“歷史終結論”的基本觀點，但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在事實層面上終結了“歷史終結論”，為發展中國家探索多元現代化模式提供了借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未來屬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黨的教育方針是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教育領域的集中體現，在我國教育發展事業中發揮著根本性的指導作用。“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我國教育發展的根本問題。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高等學校要以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為目標加強“四史”教育；要以促進青年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為目標加強“四史”教育；要以培養具有堅定理想信念、勇于擔負時代責任、具備正確歷史觀時代新人為目標加強“四史”教育。
“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是有歷史依據、事實基礎、學理支撐的“進行時”，賦予了“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以新語境與新意義。“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既是歷史的啟示，也契合了新時代新征程的要求，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統一，亟待學習領會與貫徹落實。
新媒體時代，大學生“四史”學習教育的環境、主體、客體、介體發生了重要變化，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四史”學習教育生態。新媒體時代加強大學生“四史”學習教育，關鍵在于轉變“四史”學習教育方法，即由單向傳授向雙向互動轉變、由集中教學向浸潤式教學轉變、由課堂教學向協同教育轉變，其著力點在于對內容、形式和機制進行創新。
飛地經濟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是對經濟運行的跨區域重組與治理。作為一種新興的空間重構策略，飛地經濟逐漸被國家、區域和城市重視，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實施和有益探索。飛地經濟的產生需要滿足分離性、差異性、互利性等條件，其發展受到產業梯度、制度環境等因素影響。當前，探索總結飛地經濟的發展邏輯和機制、理順“飛地”管理體制、提升飛地經濟的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保持制造業的一定比重是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條件，也是促進城鎮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對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諸多重大問題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制造業比重存在下降過快問題，制約了我國經濟效率和競爭力提升，助推了生產要素“脫實向虛”，加劇了“產業空心化”風險，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也不利于搶占國際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目前，中國將保障性租賃房政策作為住房保障制度的重點和突破口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中國保障性租賃房政策的出臺主要源于中低收入者買不起和租不起房，主要針對新市民、青年人等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中國保障性租賃房政策不僅能彌補中國住房保障制度之不足，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難問題，而且有利于減少房貸風險、貧富差距，保持社會經濟穩定。但也要意識到，該政策對經濟增長有一定抑制作用，對住房市場價格沖擊具有不確定性。
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青年人群逐漸向大城市聚集，他們在為城市注入活力和創造力的同時，也承受著高房價帶來的住房壓力和擠出效應。在“房住不炒、住有所居”的住房政策指引下，我國實施租購并舉的住房保障制度。作為面向青年新市民過渡期的住房保障政策，保障性租賃房為減輕青年群體住房壓力，激發青年群體創新活力，促進空間上合理優化配置青年人力資源，為促進我國儲備人才紅利提供了政策保障，為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人才活力釋放的制度保障，也為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注入了重要制度創新源動力。
柔性引才不同于以往的剛性引才，旨在人才使用方面通過淡化人才歸屬、強化智力使用，達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人才之所以愿意被柔性引進，主要是因為在此過程中他們有可能獲得成就感、經濟、工作資源等方面的回報。但由于缺乏對人才供給側的關注，各地柔性引才結果往往不盡人意。可通過提升人才重視度、為人才引進提供便利等強化柔性引才效果。
角色職能多元化是新時代政府組織力建設的重要內容。社區治理共同體聯動機制是應對基層社會問題復合體的有效機制，它要求基層政府向多元角色職能轉型。這就要改變以往基層政府過度管理與角色職能內卷、公共服務支持乏力、領導角色固化等問題，向社區良性運行的指導者、宣教工作的培育者、公共服務資源有力提供者、社區治理共同體組織者和社區購買服務的監督者轉化。
基層黨組織是基層社會的領導核心，只有牢牢抓住黨建引領，才能以基層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這就需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黨組織政治功能，探索區域化“黨建+”模式，提高公眾參與度，整合社區資源，以黨建促社建，全方位提升基層治理水平。
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是完成2035年遠景目標、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選擇，也是基于近年來數字文化產業快速、活躍、強健發展的現狀做出的現實規劃。當前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的幾個關鍵任務包括建設與完善文化新基建、優化與提升文化消費的場景與消費者體驗、借助數字化進程提升產業發展質量、以文化產業發展推動中華優秀文化產品和服務更廣泛、更深入地走向世界。
疾病一直伴隨著人類文明史的始終，并且經常性影響或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傳染病是人類的苦難，人類是在不斷同傳染病的英勇斗爭中前進的。即使借助于科學與技術這個最有力的武器，人類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才把過去危害極其嚴重的疾病，控制或者消滅。二十一世紀主要問題是，人類不斷面臨新型傳染病，許多傳染病尚待克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急迫，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科學技術所起的作用也會較之以往，更加重要和凸顯。
文化藝術創造作為意識形態工作與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環節，既要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更要堅守內在的文化本心，以文藝求發展、促穩定，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筑和諧友好的文化環境。文化藝術創作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對文化藝術創作的領導性地位，凈化文化藝術創作環境，以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創作出更具時代生命力的文化藝術作品。
以自嘲、頹廢生活方式等為特征的“喪文化”在部分青年群體中流行，給青年的思想行為帶來負面影響。青年群體規則意識和質疑精神并存、科學意識與志愿精神相依，這為透視“喪文化”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此，可以“喪文化”的流行為契機，重視青年的訴求，積極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使青年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力量。
明朝建立之后，廢除元朝行中書省地方建制，借鑒宋朝的路級行政機構分權并立的機構設置模式，將各省的行政機構一分為三，相互制衡。但三司分立也帶來了各自為政，難以協調的負面影響，督撫制度因此而逐漸建立，成為明清時期地方監察制度重要組成部分，其在地方監察中的權威性、獨立性、監察權行使的規范性、以及對督撫監察權的監督與制約的嚴密性，對當時地方監察和廉政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