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和艱難成長，愛國逐漸成為近代以來優秀企業家的光榮傳統。他們發出“挽回利權”“實業救國”的時代呼聲，倡導“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愛國運動，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及全力支持抵御外敵，還設法保存企業，獻身于新中國建設，并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們把愛國情懷傾注在報效國家的實際行動中，成為企業家精神的鮮明底色，為中國擺脫貧窮落后和崛起作出了突出貢獻。

【關鍵詞】近代以來 優秀企業家 愛國傳統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愛國是近代以來我國優秀企業家的光榮傳統”，并闡釋了愛國的具體內涵，即“優秀企業家必須對國家、對民族懷有崇高使命感和強烈責任感，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人民幸福緊密結合在一起，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正所謂‘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事實上，愛國已經成為近代以來優秀企業家的價值追求，愛國的內容與形式也具有鮮明時代特征。

近代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發出“挽回利權”“實業救國”的時代呼聲

近代中國很多利權被西方列強攫取，中國處處受制于人，引起國人強烈不滿。因此，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尤其是那些“洋務企業家”，明確把“挽回利權”“實業救國”作為創辦企業的目的。

早期改良思想家鄭觀應是頗具民族情感的企業家。他提出實行關稅保護，“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守我利權，富我商民”。1880年，鄭觀應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后提出，如果織布局辦不成功，會有損國家民族的利益，事關“利源外奪”。因此，他設法增強同外國商品競爭的能力，以“防外人爭利”。鄭觀應還認為，“我國日用之物多系舶來品，利權外溢”，“夫強始于富，富始于振興工商”。1908年，他又提出：“有國者茍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鄭觀應比較明確地表達了要挽回利權、發展實業的愿望和想法，并為此付出了實際行動。

近代實業救國先驅徐潤指出，振興商務“在地之利可以漸興，在我之利不使外流”。1873年，徐潤拒絕美商旗昌洋行委以總買辦的約請，進入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始了其洋務生涯。徐潤先后集股創立仁和水險公司和濟和水火險公司，這是中國境內最早由華人自辦的保險公司。1886年，徐潤將兩家公司合并為仁濟和保險有限公司。因此，這使原本外商獨占的保險業資金回歸國人自身，有助于發展民族經濟。

“釀酒大王”、南洋華僑張弼士拒不接受當時南洋英國、荷蘭殖民政府的封官許爵，明確表示“吾華人當為祖國效力”。他主張“以商戰收回利權”，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在國內進行投資。他提出“農、工、路、礦興”，則“國家賦稅可以增，百姓生計可以足，數十年外溢之利權可以挽”。鑒于此，張弼士陸續在國內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等各種企業，所創實業遍及祖國各地，充分體現其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

狀元實業家張謇認為“棉鐵主義”乃“實業救國”良方。他明確提出“至柔惟棉，至剛惟鐵”，因而“振興棉業之紡織為內維，擴充礦業之煤鐵為外境”。他主張，只要大力發展棉鐵工業，就能帶動各行各業的發展，從而建立獨立的民族工業體系，便可抗衡外國經濟侵略。為此，張謇從1898年開始將家鄉通海地區作為實驗區，創立了一個龐大的跨越工農各業的大生企業集團。據1922年的調查估計，這個集團的資本總額大約達3300多萬元。因此，張謇試圖從抑制洋紗在中國市場的泛濫入手，逐步實施實業救國方案，充分體現了民族商人的愛國情懷。

“中國船王”盧作孚主張，實業救國“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實現現代化則要“一切產業工業化”。這一切又依賴交通運輸業，因為“航業是一切事業之母——主要因素，我們在運輸業上工作，便是救國的事業”。為此，他選擇交通運輸業作為開拓實業的起點，于1925年秋創辦了民生實業公司，以此帶動其它各業，以達到振興中華的目的。

另外，還有許多企業家也主張發展實業以“救貧”或“救國”。例如，“棉紗大王”穆藕初提出：“振興棉業，不但于平民生計上，有密切關系，而于全國經濟上，亦生莫大影響。故振興棉業，即所以救貧，亦所以救國”，因而實業救國的重心是發展棉業。再如，寶興鐵礦公司創辦人朱志堯則認為：“一礦之興，一廠之設，可以養活數萬、數十萬工人”，“我們要國家強盛，沒有鋼鐵是辦不了的”。為此，他開創了國產機器制造業。這些都是愛國情懷在企業家生涯中的鮮明表現。

因此，民族企業家從當時民族危難和個人體驗中深刻認識到，發展實業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們試圖“挽回利權”，篤信發展實業救國，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富強。這種愛國傳統就成為他們投身企業活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

近代民族企業家大力提高民族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倡導“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愛國運動

面對當時市場充斥的洋貨，商務界曾數次發動國貨運動。民族企業家始終是這一運動的倡導者，其種種主張和措施，從不同角度體現他們為發展民族經濟、開拓國內外市場所做的努力。

津門“國貨旗手”宋則久最具代表性。宋則久認為：“若打算救國，必先救窮。若打算救窮，非提倡實業不可。若打算提倡實業，非維持國貨不可。”1912年，宋則久發起創立了直隸國貨維持會。在為該會草擬的章程中，他提出：“這是吾們聯絡大家，合群愛國。若果全國統能聯絡在一起，何愁吾們中國不富不強。”五四運動期間，他積極參加抵制日貨斗爭。此后，他多次組織示威游行，散發抵制日貨、勸用國貨傳單。1923年，他把天津工業售品總所改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鮮明地扛起國貨大旗。宋則久提倡國貨的言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

榮氏家族企業創始人榮宗敬也是倡導國貨運動的代表人物。他發起成立上海市民提倡國貨會，配合五四運動后的抵制日貨運動。“五卅”運動期間，榮宗敬堅決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他發表《提倡國貨宣言》，在各大報紙刊登。他在宣言中要求“凡本公司范圍之同仁，一律不購買舶來品。茍能持以恒心，守以毅力，庶幾舶來品絕跡市塵，而國貨得以推行盡利”。可見，榮宗敬飽含著振興實業、發展國貨的愛國精神。

當時，上海民族企業家還發起成立各類國貨團體。20世紀20年代，上海先后創辦上海市民提倡國貨會、上海國貨團和上海機制國貨聯合會等。1930年，又成立了中華國貨工廠聯合會。“九一八事變”后，上海原有國貨團體實行大聯合，共同組成國貨大同盟委員會。1932年，中華國貨產銷協會在上海成立。該會以上海有影響的民族企業家組成理事會，以“利國貨之制造與推銷”為宗旨。這些國貨團體的創立以及民族企業家的奔走呼吁，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國貨運動。

在國貨運動的影響下，更多的民族企業家投身國貨事業，開創國貨產品，打破了外國壟斷。例如，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化學工業社創辦人方液仙改進管理，提高產品質量，因而其三星牌蚊香和牙膏、觀音粉牌調味粉、箭刀牌肥皂成功擠走了日美英三國的品牌。再如，三友實業社在陳萬運等人的苦心經營下，以金星牌燭芯打破日本燭芯獨占市場的局面，三角牌毛巾也把日本毛巾擠出了中國。

面對外國的侵略擴張，民族企業家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全力支持抵御外敵

民族企業家為反對外來侵略擴張也進行了不懈努力，尤其是在一些歷史緊要關頭，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堅持民族氣節，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價，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全力支持抵御外敵。

五四運動發生后，宋則久要求天津國貨售品所馬上開始行動，支持學生愛國運動。1919年6月10日，售品所全體職工走上街頭，首先響應天津商人罷市。不久，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他被推為聯合會總干事。他發動并組織天津“救國十人團”。“五卅慘案”發生后，宋則久決定抽出售品所月盈利的十分之一，委托天津總商會寄到上海，支援上海工人罷工。同時，售品所不收英鈔，以示抵制。他發表宣言指出：“彼邦竟以游行小事，演成流血之慘劇，藐視吾國至于斯極。”可見，宋則久對于利國利民的事情，不吝嗇錢財，盡力捐助。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后，愛國僑領陳嘉庚擔任山東慘禍籌賑會主席，積極籌款救濟難民，并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37年10月，他發起成立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并任主席。次年，他在新加坡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也任主席。該總會發表宣言呼吁：“踴躍慷慨，貢獻于國家，使國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恥，得藉吾人物力一報九世之深仇。”他帶頭捐款獻物，精心組織籌劃，該總會短短三年多便為祖國籌得4億余元國幣的款項。此外，他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設立制藥廠，直接為前線供應藥品。陳嘉庚出于赤誠的愛國熱情，為祖國的抗日救亡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盧作孚立即號召：“民生公司應當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在他的指揮下，公司全體員工投入到艱險的抗戰運輸當中。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宜昌積壓了大批難民和從淪陷區運來的重要機器設備，亟待撤往大后方。公司員工不畏懼日機轟炸，在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將難民和物資全部撤離宜昌。另外，上海機器廠負責人顏耀秋積極響應上海市各界“搶運重要工業設備，免資敵手”的號召，并組成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他任主任。該委員會搶救了不少精良設備及軍需民用物資。他還決定在漢口成立上海遷鄂工廠聯合辦事處，以他為主任，突擊生產地雷、炸彈等軍需產品，支援抗日前線。因此，盧作孚和顏耀秋為抗日作出了杰出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還涌現了一批堅決御敵、英勇獻身的民族企業家。例如，上海五洲大藥房創辦人項松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就參加抗日救國會，并在廠內組織義勇軍，自任營長，訓練職工為御侮做準備。淞滬抗戰爆發后仍堅持多制軍用品，以供抗戰之需。后來，為營救職工，項松茂被日軍逮捕，但仍不屈抗爭，在上海遭日本侵略軍殺害，時年52歲。又如，方液仙也是壯烈殉國的民族實業家。他在抗戰初期曾兩次辦過傷兵醫院，深為日軍所忌恨。上海淪陷后敵偽派人向他威逼利誘，許以偽實業部長一職，被他斷然拒絕。1940年，年僅47歲的方液仙被日偽謀害。

因此，面對外國的侵略擴張，面對敵人的威脅，民族企業家毫不畏懼，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痛斥他們的侵略行徑，并盡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持抵御外敵。這充分展現了民族企業家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懷。

愛國情懷已成為新時代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特質

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政府敗局已定，因而對民族資本企業進行破壞，強迫進行資金或物資轉移。為此，很多企業家毅然決定留守、保存企業，并積極投身于新中國的各項建設，把企業的發展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1948年，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周叔弢和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李燭塵不顧個人安危，對國民黨政府強令天津企業南遷提出質疑。李燭塵認為：“領略共產黨之政策，對民族工商業，給以保護扶掖。”周叔弢表示：“以數十年經營、生活之實踐，不能不寄民族復興、國家興旺的希望于一個新的政權、新的國家之誕生。”他們堅決的態度感染了一些舉棋不定的工商業者。周叔弢先后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和天津市第一任黨外副市長。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周叔弢帶領企業捐獻了3架飛機和11門高射炮。李燭塵也參加了新政協，并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50年，李燭塵先后擔任抗美援朝天津市分會副主席和天津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總指揮。他代表天津工商界向毛主席致電，表達“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到底”的決心。他帶頭捐獻巨資，購買飛機大炮，因而得到毛主席的致電贊譽。他們的愛國行動在全國工商界影響深遠。

榮家企業集團另一創始人榮德生堅決表示：“非但決不離滬，也決不離鄉，希望大家也萬勿離國他往”。他還從上海趕回無錫，制止申新三廠拆機兩萬錠運往海外。他鼓勵兒輩們“要積極生產，為祖國努力，克服困難，爭取好轉”。1949年9月，他被推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0年，又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蘇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職務。

榮家第二代企業家、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毅仁也決心站在新政權的一邊。上海解放后，他決定讓家人留在上海，并叮囑公司“明天就開工”。1954年，他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起了帶頭作用，并坦言：“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但“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他還接受鄧小平同志的重托，借鑒西方經驗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發展經濟。經國務院正式批準，該公司于1979年10月正式成立，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

1950年11月，著名企業家王光英發動和組織天津工商界4萬多人舉行反美愛國示威大游行，并組織工商界認購救國公債，捐獻大量的戰爭和生活用品。毛澤東同志高度贊揚這一愛國舉動，在給天津工商界草擬的電報中說：“你們認清了美帝國主義者發動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反動性質”，“堅決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并在11月30日舉行了正義的示威游行，這是值得歡迎的”。改革開放后，王光英帶領光大集團以貿易起家、實業開路，引進海外資金、技術和設備，并搭建起中西交流互通的橋梁。

因此，新中國成立前，一大批企業家不僅選擇與新政權共命運，設法完整保存企業，并盡快復工復產，為保持社會穩定發揮重要作用。不久，他們又積極投身于新中國的各項建設，很多人還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在各自的崗位為國擔當，為國分憂，再次展現了民族企業家的愛國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涌現出了一大批愛國企業家。他們通過潛心經營和開拓創新，創立品牌，取得良好經濟效益，向國家上繳利稅，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壯大了國力。同時，他們還帶領企業走出國門，從而增強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也有著很強的維護祖國良好形象的責任意識。例如，華為總裁任正非帶領公司奮發圖強，走自主創新之路，從名不見經傳的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為世界500強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的納稅大戶，并樹立起了“中國制造”的良好形象。而且很多企業家積極為教育、扶貧、抗震救災等慈善公益事業慷慨解囊，樹立了企業的良好公眾形象，也增進了社會整體福利水平。

在全國工商聯于2018年10月舉行的“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名單新聞發布會上，很多優秀企業家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愛國情懷。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表示：“繼續奮斗實干，積極反哺社會，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陳東升則提出：“把企業經營好，為社會創造財富和就業，為國家創造稅收，為人民和公益慈善事業作貢獻；成為社會的榜樣與楷模，成為社會永遠的正能量。”2020年7月22日，宗慶后、徐冠巨、南存輝、李書福等六位知名浙商倡議：“秉持愛國情懷，永遠聽黨話跟黨走，把實業興國、產業報國作為座右銘”，“做高素質有擔當的‘品質浙商’”。因此，這充分體現了愛國情懷已成為新時代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特質。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一大批優秀企業家把愛國情懷傾注在報效國家的實際行動中，為中國擺脫貧窮落后和崛起作出了突出貢獻。因此，愛國就成為近代以來我國優秀企業家一以貫之的光榮傳統，成為企業家精神的鮮明底色，并具有濃重的時代特色。事實也證明，民營經濟要取得更大發展，企業家必須始終發揚愛國光榮傳統。只有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和人民幸福緊密結合起來，“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才能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支持，企業才能走得更遠。

（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謝帥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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