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自嘲、頹廢生活方式等為特征的“喪文化”在部分青年群體中流行，給青年的思想行為帶來負面影響。青年群體規則意識和質疑精神并存、科學意識與志愿精神相依，這為透視“喪文化”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此，可以“喪文化”的流行為契機，重視青年的訴求，積極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使青年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力量。

【關鍵詞】“喪文化” 青年亞文化 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喪文化”是近年來主要流行于“90后”青年群體中的一種亞文化現象。2016年以“葛優癱”系列表情包為代表開始走進大眾視野，以“今天不開心沒關系，反正明天也不會好過”“有時候你不努力一下，不知道什么叫絕望”“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放棄”等語錄、表情包、漫畫和影視創作為載體，經過市場營銷的推波助瀾，“喪文化”在青年群體中興起，對青年群體的思維、情感表達與行為方式產生重要影響。

“喪文化”的透視：個人主義的價值虛無

“喪”字在現代漢語中有“丟掉、失去”與“情緒低落、倒霉”兩種語義，“喪文化”表達了一種喪失感與抑郁、悲觀情緒交織的心理狀態。雖然“喪文化”的網絡傳播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流動性與不確定性，但從年齡范圍來看主要以“90后”青年群體為主。透視“喪文化”現象既要聚焦個體特征、關注社會環境，還應考察個人和社會層面的交互影響，涉及社會文化、青年群體心理特征、新媒體技術等因素。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的“共同體與社會”理論，為審視現代社會與青年個人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永恒的“兩維視角”。一方面，現代社會是一個超越地域和時間限制的復雜體系，由于勞動分工不同，每個人實際上都不自覺地被固定在形形色色的角色和位置之中。人類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個人主義文化正日益盛行，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體的獨特性、獨立性和選擇性，在陌生人社會里，一些青年人沉浸在一種自由且孤獨的狀態。從埃里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理論來看，“90后”青年群體這一發展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親密感與孤獨感，青年人渴望并努力將自己的同一性與其他人的同一性融合起來。沉迷“喪文化”的青年會通過與具有類似感受的其他成員進行平行社會比較，產生群體認同并提升自尊心與歸屬感。另一方面，雖然生活在自身不能左右且受制于其決定和約束的功能體系里，我們又試圖尋找一種認同的對象和空間，尋找文化認同、心靈歸宿和空間意義。通過“喪文化”的聯結，青年人感受到相對一致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并巧妙地以自我貶低、惡搞、無厘頭、拼接等“群體性自嘲”的方式來對傳統價值進行消解，通過解構主導價值來爭取群體生存空間和自我認同。

“90后”青年群體成長于社會轉型和社會價值觀念急劇變遷的時代，社會變遷帶來青年群體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感知、對自己能力的懷疑，侈談理想、價值虛無、意義喪失成為一部分青年人的生存寫照。感官快樂觸手可及、短暫滿足后難免落入空虛，和意義結合、基于價值體驗的真正快樂由于閾限的提高顯得太過繁瑣和冗長。勝任需要、歸屬需要和自主需要是人的基本心理需要，基本心理需要受挫會導致內部動機的降低，而低內部動機又會增加個體的壓力和疲勞感。正如美國學者艾伯特·科恩的“問題解決”理論所認為的，青年群體感受到需要受阻帶來的挫敗感、失控感以及失落、沮喪、焦慮和絕望等情緒，為了免受需要受阻所帶來的傷害，青年的解決辦法就是拒絕和反抗。為了解決“不努力的愧疚感”“努力了也沒成功的悲憤感”“成功了又覺得毫無意義的虛無感”，“喪文化”的首要任務就是消解所有的意義，體現出一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虛無，并通過自我“污名化”爭取表達喪、懶惰、脆弱的權利。

“喪文化”的解構：公共危機下的群體覺醒

“喪文化”本身具有解構性，其解構功能有兩面性。一方面，“喪文化”對社會價值資本化的解構具有積極意義。德裔美籍學者馬爾庫塞提醒現代人，在正常的社會中人應具有兩個向度，一個是勇猛精進的發展向度，一個是正本清源的批判向度。但是，隨著工業體系的發達市場邏輯的盛行，現代社會塑造了“單向度的人”。人因為過度依賴科學思維和技術手段，而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力和對未來的想象力。“喪文化”的出現，就是對“單向度的人”的反思與批判，當代青年借助于自我貶低和自我放棄來消解一元價值。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喪文化”也在有意無意地解構社會核心價值，將自我認同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虛無根基之上。自由主義者認為道德和規則都是暫時的，好與壞的選擇并無客觀標準，除了個人自由選擇之外別無其他依據，因此自由主義的終極歸宿是虛無。此外，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環境對青年思想意識造成負面影響，“喪文化”現象也包含了值得擔憂和警惕的因素。個別媒體在青年思想意識引領方面的失語甚至誤導，給解構崇高和消解深度提供了發言契機。當崇高被解構、傳統不被尊重、未來無法把握，剩下的只有麻木和頹廢，只有娛樂和諷刺帶來的短暫而廉價的快感。

在重大公共危機下，為“解構”而生的“喪文化”，自身也被解構了。中國社會有一種特有的秉性，那就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自始至終都沒有成為社會的根基。當每個人的生命都面臨著同樣的考驗，為了自我營救，中國社會即刻進入高度組織化、規范化狀態，每一個個體都切身體會到自己生活在同氣連枝的聯合體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流行病學的觀點認為，疾病的流行會導致集體主義的上升。當社會被置放在一個共同的生活場景當中，階層、消費、物質都失去了區分意義，個人主義也失去了存在語境。在此狀態下，青年群體自然會拋卻個人主義思維，積極理性地分析和傳播信息，認真負責地踐行與守護規則。長期的“個體化生存模式”，讓青年更能主動適應抗疫時期的隔離措施；對“網絡化生活”的熟悉度和在線表達的積極性，讓他們成為抗疫時期可靠的信息傳播源。

“喪文化”的反轉：價值觀引導的創新契機

對“喪文化”的辯證思考，讓我們意識到青年亞文化是青年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對主流文化的一種防范性適應，在本質上并未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帶有抵觸情緒。我們需要能“亂而取之”的人才，他們理解批判性思維的本質和力量，能夠對當今的挑戰作出成熟且具有建設性的反應。我們應基于“喪文化”中青年人所展現出來的規則意識和質疑精神并存、科學意識和志愿精神相依，并以此為契機賦予思想教育新的時代內涵，理解青年訴求，積極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真正實現青年群體“喪”與“燃”的轉化。

英國學者赫伯迪格的研究表明，若要對亞文化的表達方式進行整合，主要有商品的方式和意識形態兩種方法。一方面，“喪文化”的出現反映出當代青年富有創造力與想象力、勇于自嘲、善于利用互聯網等特點，如果這些特質能夠得到正確引導和積極發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喪文化”所帶來的隱性危害，還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壯大互聯網經濟。在倡導、推廣主流文化的同時，應該意識到青年亞文化并不會形成與主流文化分庭抗禮的力量，同時也存在著許多積極的、活躍的、充滿創意的因素，社會應對此予以肯定和鼓勵，可投資購買服務，將其變成創新創業的鮮活元素，促進文化產品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從根本上消解精神世界的娛樂性和商品性。另一方面，可以用主流文化的價值符號對“喪文化”進行闡釋，或者構建青年人的話語體系，積極探索主流文化與“喪文化”的交流融合之路。當代青年對于新文化、新觀念的接受度較高，在價值判斷與思想觀念上都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風格。例如，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修建過程在網絡上全程直播，廣大青年在積極觀看的同時，還為施工現場的各種設備取了諸如“嘔泥醬”（混凝土攪拌車）、“多爾袞”（壓路機）、“送高宗”（高層吊車）、“白居易”（白色板房）等極具時代特點的昵稱，媒體順勢采取廣大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利用這些昵稱為各種施工設備設立了“助力榜”，贏得一片掌聲，在線觀看人數超過了3000萬。為此，要善于深挖現實素材，利用抗疫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典型人物、案例，在為社會注入正能量的同時，弘揚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

對于青年而言，“喪文化”中有“喪而不頹”的內核特征，“90后”青年群體維護國家利益、積極投身抗疫，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基于對祖國的深刻情感、以振興中華為己任是一致的。要以此為契機，科學引導青年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內化為思維、情感認同與行為方式。一方面，人們對價值觀的認同主要有兩種方式：合理性認同與道義性認同，道義性認同是人民所體會到的國家對社會資源與公共利益公正分配。青年亞文化反映的是當代青年群體生活壓力較大、競爭殘酷的現實，可不斷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給予青年更多的上升渠道與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從價值觀內化的角度來看，已有的神經反應證據表明，當某種價值觀是基于道義主義的絕對規則來進行認知建構的，或與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一致性時，其更傾向于保持穩定的狀態。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經歷了青年個體的內化，納入自我概念并成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青年個體才可能遵循道義原則而非功利原則來建構，將其作為是與非的絕對規則自動加工而非利弊權衡，進而產生堅守信仰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以“喪文化”的流行為契機，科學、理性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使廣大青年在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力量。

（作者均為西南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重慶市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師德建設重要論述研究”（項目編號：2020WT32）和中國青少年研究會2020年度基金項目“大學生‘喪文化’的本質與矯正”（項目編號：2020B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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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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