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持制造業的一定比重是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條件，也是促進城鎮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對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諸多重大問題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制造業比重存在下降過快問題，制約了我國經濟效率和競爭力提升，助推了生產要素“脫實向虛”，加劇了“產業空心化”風險，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也不利于搶占國際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對此，“十四五”期間我國制造業比重應保持在28%—32%的區間，同時還應注重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注重加快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不同區域之間制造業比重應體現出一定的差異。

【關鍵詞】制造業比重 下降 發展質量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制造業比重變動反映了消費需求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其“先升后降”的特征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制造業比重“過早、過快”下降又將對經濟發展造成一系列不良影響。在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發展時期和工業化總體進入發展后期階段的條件下，究竟應保持怎樣的制造業比重，近年來我國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造成怎樣的影響等，是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制造業作為對原材料及中間成品進行加工制造，從而轉化為人們可使用產品的行業，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發展起來的，并成為當今人類社會的重要產業。對于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來說，保持制造業的一定比重對經濟發展及其質量具有重要影響。

現階段我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及其對經濟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

制造業保持一定比重對我國經濟至關重要。現階段，我國總體處于工業化發展的后期，保持一定的制造業比重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解決我國一系列重大現實經濟、社會、民生及環境問題，需要強大的工業制造業。我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在這一過程中積累起大量經濟、社會、民生及環境方面的問題，如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城鄉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重大環境治理工程、重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等。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靠工業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提升。目前，我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4%，在這種情況下過早聲言進入服務業占主導的時代，不利于高質量推進工業化，并進而實現現代化。其次，強大的工業制造業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產業基礎和保障。長期以來，我國技術創新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制造業發展水平不高，產業鏈與創新鏈銜接不緊密。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的創新驅動戰略，必須建立在制造業高度發展和競爭力不斷提升的基礎之上；否則創新驅動戰略將因失去根基而難以實施。再次，高效的工業制造業也是實現中高速增長的保障。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基本保證。但未來一個時期，外需拉動力大為減弱，國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在此情況下，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靠供給側質量和效率的提升，關鍵是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方面，工業制造業顯著優于服務業。有關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服務業生產率水平只有工業的80%；2013—2014年，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為7%，而服務業年均增長只有2.6%。過分追求服務業比重提升，勢必會銷蝕全要素生產率，甚至可能堵塞其增長的渠道，導致經濟潛在增速的下降。

從總體上判斷，現階段我國制造業比重存在過快下降的問題。從制造業下降速度看，美、英等發達國家制造業比重經歷了幾十年緩慢下降的過程，并且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通過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這些國家制造業比重下降趨勢得到一定的遏制。美國制造業從1997年的16.1%下降到2017年的11.2%，用了20年；英國制造業比重從1999年的14.4%下降到2017年的9.0%，用了18年；日本和德國制造業比重20年內幾乎沒有變動，始終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制造業比重從2006年的峰值32.5%下降到2019年的27.2%（如圖1），只用了13年的時間，下降速度遠快于美、英等發達國家。

韓國作為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其制造業占比從20世紀70年代的17.4%上升到2011年的峰值28.2%，然后從這一數值降到2019年的25.4%，八年間下降了2.8個百分點，年均下降0.35個百分點。我國2011—2019年制造業比重從32.1%下降到27.2%，下降4.9個百分點，年均下降0.6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和速度都遠大于韓國。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制造業比重緩慢下降是工業化發展到較高階段后發生的一種現象。我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生產制造能力被徹底激活，同時工業化進程也不斷推進，制造業占比卻在2006年后不斷下降，由此可知，我國存在較明顯的制造業比重下降過快現象。與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同時發生的是，我國制造業投資增速從2011年的37.7%下降至2017年的3.1%，而制造業投資增速的大幅下降，正是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的重要誘因。

在某一特定經濟體系中，制造業與服務業比重作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前者過快下降，往往意味著后者快速上升。我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從2011年的41.2%上升到2019年的53.9%，尤其是2012年以來，服務業占比年均增加1.2個百分點，遠快于發達國家服務化轉型時期服務業占比提升的速度（見圖1所示）。

圖1 我國制造業與服務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圖 2 同一發展階段下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占比情況

從各國產業結構演進角度看，圖2展示了中、日、韓、英四國在同一經濟發展水平下工業的占比情況。橫軸代表經濟發展水平，以取對數后的人均GDP（美元計）表示。由于部分國家缺少早期制造業比重數據，而制造業作為工業的主體，因此這里以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替代制造業占比，來考察制造業下降的速度和趨勢。由圖1可知，我國在人均GDP取對數后接近8的經濟發展水平時，制造業比重開始出現下降趨勢，資料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為7.65時，我國工業比重為47.56%，此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工業比重逐漸降低，我國人均GDP取對數后的最高值為9.24，該水平下的工業比重為38.97%，下降了8.59個百分點，意味著我國以取對數的人均GDP衡量的經濟發展水平每增長一個單位，工業比重降低5.4個百分點。而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分別下降4.37和4.56個百分點，折算為取對數的人均GDP，每增長一個單位，工業比重分別降低2.68和2.76個百分點。可見，與日、韓相比，我國工業或制造業比重的下降速度遠超前于經濟發展階段，制造業比重存在較明顯的下降問題。

我國制造業比重下降過快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第一，制約我國經濟效率和競爭力提升。我國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并且面臨著加快推進城鎮化、擴大投資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降低了投資增加速度，減弱了經濟發展動力，不利于經濟中高速增長。近年來，我國制造業投資增速放緩，有的年份甚至出現負增長。經濟增速從2012年的7.7%下滑至2019年的6.1%，直接與制造業比重過低有關。制造業比重下降過快的領域主要是傳統制造業，由于這些產業投資驅動的下降，必要的技術升級改造被遲緩，導致許多制造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經營困難，利潤空間趨窄，轉型升級緩慢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制約了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的創新突破。傳統制造業是容納就業較多的行業，其發展滯后甚至趨于萎縮，制約了我國勞動力就業水平的提高。另外，制造業比重下降或服務業比重上升快，也是導致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一大誘因。

第二，助推了資本等生產要素“脫實向虛”，加劇了“產業空心化”風險。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的同時，服務業比重快速上升，其中金融業、房地產業占比提高最為明顯。2017年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1.6%，比2005年提高了11.3個百分點。同期，金融業和房地產分別提高了4.4和2個百分點，兩者合計貢獻了服務業比重提高的56.6%。這說明金融、房地產比重過快提高是導致制造業比重快速下降的重要誘因。2004年，我國金融業占GDP比重從2004年的4%，提升到2015年的8.4%，只用了11年的時間。作為金融大國的美國的金融業占比從1970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7.3%，用了近40年。近年來，隨著中央去杠桿方針的實施，金融業占比有所下降，但金融業增加值在全部19個大行業中，仍居于前列。金融的本質功能應是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比重提升過快，很大程度上擠壓了制造業和其他實體經濟發展，必然助長虛擬經濟過快發展，扭曲經濟運行的正常關系，造成較嚴重的“脫實向虛”和“產業空心化”，并孕育一定的金融風險。同時，金融業過度擴張加重了實體企業負擔，增加了國有企業的債務，制約了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與金融業類似，近年來伴隨著制造業的比重下降，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業，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些一線城市的房價已高過許多發達國家一線城市的房價水平。高房價同樣導致大量資金通過炒房攫取高額利潤，抬高了制造業及整個實體經濟財務成本，危害了經濟運行環境。

第三，制約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在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應看到，目前區域之間的差距仍較明顯，從區域工業化發展水平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研究所2017年發布的工業化綜合指數顯示，全國平均水平是84，長三角、珠三角、北京天津等地是93到98，長江經濟帶地區是86，東北只有76，大西北和大西南只有58，個別省更是只有50。加快中西部工業化發展，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一個重要的途徑是加大對中西部產業、基礎設施等的投資，進一步強化這些地區的產業基礎和發展環境，加快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實現這些地區產業轉型升級。而制造業比重過早過快下降，將制約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的有效投資，制約這些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不利于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第四，不利于搶占國際產業競爭的制高點。當今世界，一場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為主要內容的新產業革命也即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全球方興未艾，正因其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的深刻變革。全球主要國家紛紛采取對策加以應對，以搶占新產業革命的先機。第四次工業革命本質上仍是一場工業領域特別是制造業的革命，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技術，正逐漸成為這場新產業革命的引領性技術，制造業是這次新產業革命的主戰場。圍繞制造業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展智能制造、提升制造業能級，成為搶占新產業革命制高點的關鍵。如果我國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將從根本上削弱我國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喪失用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成果全面改造提升我國傳統產業的能力，從而錯失制造業體系升級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的歷史機遇。

“十四五”期間我國制造業比重的合理變化區間探析

面對我國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的態勢，“十四五”期間，進一步提升制造業占比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但我國制造業究竟應該保持怎樣的比重區間，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有必要借鑒國內外相關經驗及做法。作為世界頭號制造業強國的美國，在2018年發布的《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戰略》提出，先進制造業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引擎和國家安全的支柱。在這份政府文件中，盡管沒有具體提出要保持的制造業比重，但從對制造業的重新重視，特別是近年來大力引導制造業回流，可以判斷美國制造業占比存在進一步上升的態勢。如果再考慮到其服務業中的70%左右是為制造業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則制造業實質所占比重會比統計數據意義的比重更高一些。德國也是世界制造強國，一直以高度重視維持制造業競爭優勢而聞名于世。2019年2月德國發布《德國工業戰略2030》，基本導向是增強德國工業的整體競爭力，牢牢掌握工業主權和技術主導力，其中提出到2030年，逐步將制造業增加值在德國和歐盟的增加值總額（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擴大到25%和20%。在我國，上海市從“十三五”規劃開始，多次提出制造業占比保持25%的底線，同時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0%左右。2019年，上海提出要加快構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引領、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并明確提出先進制造業比重不能低于25%。深圳市提出工業占GDP比重在2020年應守住34%，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守住31%。對于上海、深圳這樣經濟發達地區制造業比重尚需要保持25%以上，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制造業比重應該更高一些。綜合考慮，我們認為，“十四五”期間我國制造業比重應保持在28%—32%的區間范圍內。

除了把握制造業比重的合理區間這一數量指標，還應與制造業質的提升結合起來。首先，應把握產業結構演進的趨勢，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分工的細化，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呈現出融合發展趨勢，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型制造作為新型制造業生產模式越來越普遍。特別是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用的日漸深入，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了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從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看，產業升級表現為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底端向兩個方向上延伸，使制造過程的研發、設計、營銷、售后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環節得到進一步強化，制造業升級與現代服務業發展同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關注制造業比重應進一步關注制造業中服務性環節即生產性服務的比重。制造業的價值分布從制造環節向服務環節不斷轉移，服務正在成為制造企業利潤的重要來源。以蘋果公司為例，雖然它并不直接生產手機，但卻憑借核心技術、工藝設計和品牌運營等，獲得手機硬件價值的一半以上。在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70%”現象，即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務業占整個服務業比重的70%。2019年美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81%，但其中60%以上都是為制造業服務的。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占比迅速提升，但在服務業比重迅速上升的同時，我國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卻出現了許多困難，效率提升緩慢，產業升級困難，一個重要原因是制造業服務化發展不足，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兩個70%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這直接或間接地與制造業比重下降過快、服務業比重上升過快有關。為此，確定制造業整體比重，也有必要同時確定制造業服務化水平或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的大小，并將二者相結合、相協調。

其次，要注重傳統制造業與先進制造業及高端制造的比重。確定制造業的合理比重區間，只是一種量的要求，而對制造業發展，更重要的是質量、效率和競爭力指標，為此需要優化制造業內部結構。從技術先進性上制造業劃分為傳統制造業與先進制造業，在總體上保持制造業的一定比重的同時，還應注重提升其中先進制造業所占的比重。即使制造業總體比重不是太高，但如果其中的先進制造業占到一定比重，仍可保持一定的制造業競爭力。同樣，如果傳統制造業升級緩慢，所占比重過大，即使制造業比重較高，制造業的整體競爭力也不會太高。因此，應該將制造業的比重區間與其內部結構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慮。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也與人們對傳統制造業的不合理認知有關，如將傳統制造業等同于產能過剩、低端產業或夕陽產業，有的直接進行關停并轉或作為落后產能而關閉。實際上，制造業的傳統與先進、中低端與高端之間都是相對而言的，是動態的。當今面臨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賦能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包括傳統制造業在內的傳統產業正在發生脫胎換骨式的變化，如傳統汽車經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升級，成為智能網聯電動汽車，傳統汽車產業將升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德國將振興紡織業作為工業4.0的首要產業，其基本認知便是紡織已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行業，而是基于新材料、節能環保、智能產品等創造出的全新的行業、產品和服務。因此，保持制造業一定比重，應同時注重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促進產業數字化、網絡化升級。當然，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面臨著較為沉重的就業壓力，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術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為此保持一定比重的傳統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是必要的。這就意味著保持制造業的合理比重區間，還應考慮經濟因素，有利于實現共享發展的新理念。

最后，不同區域之間制造業比重應體現出一定差異。對工業化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的比重需適當高一些，而對于東部發達地區特別是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幾乎媲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制造業比重應適當降低。但這些地區制造業比重降低，也需要有相應的下限，這些地區也面臨著進一步增強產業創新能力、迎接新產業革命等歷史任務，因而需要保持一定比重的制造業水平。考慮到“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將進入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階段，不同區域制造業的比重、結構應形成一定的協調關系，不同區域的制造業比重之間應體現出一定差異。

將制造業比重控制在合理區間需要采取的措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制造業所占GDP的比重，主要還是一個市場機制調節的過程，而不應是一個政府人為確定的過程，是要素流動、技術創新等因素作用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應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主要通過產業政策等的制定實施，引導產業結構包括制造業比重的變動。

一是實現消費與投資的共同驅動。要形成消費與投資協同配合的驅動經濟增長的強力動力機制。要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更好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積極引導資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先進制造領域。

二是進一步優化制造業結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加強對傳統制造業技術改造和優化升級，支持加大設備更新和技改投入，推進傳統制造業優化升級；另一方面重點支持戰略性產業發展，進一步推進去產能，落實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用電、用氣、物流等成本，有序推進“僵尸企業”處置。

三是大力發展智能制造。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深刻變革，智能制造成為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主攻方向，也是制造業比重提升的主要部分。促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為此，要加大對工業互聯網、工業數據中心、5G等新基建的投資建設，夯實智能制造的發展基礎。與此同時，加快制造企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升級。

四是打造區域先進制造業集群。制造業的發展日趨集聚化、集群化，提升制造業比重必須加快制造業集群發展。在制造業相對發達的地區或園區，注重培育發展先進制造業集群，實現制造業集聚化、集群式發展。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成渝經濟區等制造業發達經濟圈和都市群，加快培育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提升制造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五是切實降低制造業成本負擔。首先，融資成本方面，既要完善現有融資渠道對產業的支持，又要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和創造新的融資工具，繼續完善制造業企業的融資環境，增強小微企業融資的能力和技巧及獲得貸款的能力和機會；其次，在用地成本方面，考慮引入分期、分階段等更為靈活的土地出讓方式，讓企業能夠支付較少資金而獲得土地使用權，有利于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最后，要大力降低各項制度性交易成本，為制造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南開大學企業研究中心教授）

【參考文獻】

①郭克莎：《我國工業應對國際競爭挑戰的對策》，《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責編/韓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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