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企業見證并參與了新中國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崢嶸歷程，如今已成為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引領者、壓艙石和生力軍。大力扶持民族企業發展，是推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當下，民族企業應該勇于承擔時代重擔，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成為以新發展理念助力新發展格局實現的“引領者”，以“一帶一路”助力新發展格局實現的“聯軸器”，以社會創業行動助力實現新發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先行軍”。

【關鍵詞】民族企業 民族復興 社會創業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企業史領域奠基者錢德勒認為，現代大企業是國民財富最重要的創造者，企業對大規模生產和分配的組織能力不僅提供了企業成長的動力源泉，而且在國際工業領導權的競爭中提供了導致國民經濟興起和衰落的增長動力，決定了國家的興衰。企業范疇本身是無國界的，但是企業的發展又和民族復興、國家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才有了民族企業或民族工業的概念?；厮萁詠砦覈褡迤髽I發展史，民族企業始終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民族企業既完成了自身從萌芽、發展、壯大到走向世界的蛻變，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發展的內外部形勢更加復雜嚴峻。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民族企業須主動調整自身發展戰略，積極助推“雙循環”暢通。

民族企業內涵及其歷史作用

何為民族企業？盡管眾多學者論述均對民族企業或其相似的概念進行過界定，但學術界對此仍未達成共識。“民族”的概念在近代由西方傳入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指出，“一個個民族只是這個歷史過程在一定時間空間的場合里呈現的一種人們共同體”，因而民族企業應該包含一個階段的國家共同體的普遍期待和共同觀念，民族企業的內涵具有其時空的動態性。筆者認為，民族企業的界定至少需要滿足以下三方面要求：

第一，企業的控制權必須由本國公民所掌握，這是區分民族企業和非民族企業最清晰的邊界。廣義上講，民族企業是與其所屬國家境內的外資企業相對立的企業形態。它既可以是內資企業（如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或私營企業等），也可以是由本國公民或國家所控制的合資企業。

第二，在經營過程中，企業利益要服從于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有任何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的行為。國家責任、民族責任和社會責任應內化在企業的戰略和文化之中，成為約束和指導企業運營的基本原則。

第三，企業具有長期的品牌形象，且受到絕大多數本國公民的尊重和認同。多數民族企業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歷史文化積淀產物，民族企業家為國民所熟知且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民族企業在中國淵源已久，受傳統儒家文化深刻影響的民族企業家們在企業創立之初，便將富強國家和推動商業進步的偉大理想融為一體，展現了儒家“重義輕利”道德理想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不同歷史時期的民族企業盡管組織形式和表現形態不一致，但是他們都始終堅持將企業發展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結合，以國家利益優先的方式回應不同時期下國家最為迫切的需求，成為民族解放、國家建設和發展中不容忽視的生力軍。

回顧歷史，民族企業對于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意義重大：第一，在國家和民族陷入危難時，民族企業總是沖鋒在前。不論是救亡圖存還是經濟建設、面對戰爭或是自然災害，民族企業總會沖在國家和社會需求的第一線，成為國家和民族最信任的力量；第二，民族企業是創新發展的引領者。創新是民族企業的標簽，不論是工藝創新、產品創新還是科技創新，民族企業在任何歷史階段都走在最前沿，引領和推動著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進步；第三，民族企業是社會穩定的壓艙石。民族企業始終堅持解決國家最為普遍和最為緊迫的需求。例如在戰爭期間生產軍需物資、在糧食緊缺時為經濟安全和物資充裕擴大生產、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征程中助力鄉村振興、在疫情肆虐下生產抗疫物資、在社會發展常態時吸收國民就業?？梢哉f，推動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社會共同富裕，是民族企業在不同時期的共同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企業不僅是個人的企業，更是社會的企業。

民族企業家是開拓者、創新者、學習者，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中國民族企業家不僅具有創新、冒險、誠信和勤奮等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商業精神”，更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優秀思想，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情感、社會責任感和民族認同感，逐漸形成了國家、社會與商業利益相融合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企業家精神。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企業家精神代代相傳，成為推動民族企業不斷迎接挑戰和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力量。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民族企業發展現狀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積極應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著眼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作出的戰略抉擇。推動“雙循環”暢通要克服諸多挑戰。從短期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物理隔絕，對全球分工造成極大沖擊，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具有顯著影響；從中長期來看，我們還面臨供給側、需求側和國際循環三方面的挑戰：國內供給側結構性失衡，現代產業體系仍然有待提升；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傾向不足；產業鏈高端部分依賴進口，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部分民族企業被西方列入“實體清單”，國際循環不暢。

大力扶持民族企業發展，不僅是解決其自身遭遇的前所未有難題的有效方法，也是推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破局之道。首先，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是國家的重大戰略布局，更是民族企業的時代任務。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民族企業的一切行動要符合國家整體利益，民族企業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帶頭示范作用責無旁貸；其次，民族企業是一個國家的名片，在國民中有著強大的號召力，能夠有效帶動內需，從而促進內循環的暢通；最后，民族企業控制權由本國國民掌控，民族企業組織能力、技術能力和市場能力的整體提升必將帶動國內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發展，成為破解封鎖的制勝砝碼。當前，部分民族企業在推動內循環、保證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以及吸納就業等方面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

目前，民族企業發展狀況如下：第一，在雙循環科技創新支撐方面，民族企業的主力軍作用正在強化。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最新報告稱，2020年我國全球專利申請量同比增長16.1%，以68720件位列世界第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顯示，截至2020年10月，我國共計聲明13282件5G標準必要專利，占全球專利總量的37%，這其中很大部分就來自我國民族企業。國際知名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華為、中興5G標準必要專利數分別在全球企業中排第一和第三。應該看到，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民族企業的總體創新能力還有一定差距。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顯示，盡管中國企業科技創新500強中高新技術企業占比75%，但通用設備制造業的科技創新指數平均得分并不高。和國內非民族企業相比，我國民族企業創新水平也是參差不齊，不同行業的差別更是顯著。我國民族企業在高科技行業總體創新投入較大，研發團隊初步形成一定規模，創新產出水平尤其是技術專利供給水平一定程度領先于其他類型企業。但是傳統行業尤其是老字號的民族企業創新投入較小，研發團隊沒有規模優勢，創新產出水平也不高。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當下，我國民族企業欲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前所未有的科技圍堵和封鎖，更加需要增強科技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從助力國內大循環的意義上看，也應該推動老字號民族企業積極轉變觀念，抓住數字技術和創意產業風口，努力依靠科技創新推動品牌更新。

第二，在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方面，民族企業的中流砥柱作用正在釋放。新發展格局所要求的國內外循環暢通，關鍵是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但事實上我國一些關鍵設備、零部件和核心技術仍然主要依賴進口，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不足，這不僅制約了我國產業自主發展，也影響了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對此，民族企業更應主動承擔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的責任。從調研數據看，部分產業已經積極行動起來，這些行業的民族企業通過產業聚集方式來引領技術變革，解決行業核心需求，形成了一系列由產業鏈上下游企業聚集的創新型產業集群。如北京中關村移動互聯網創新型產業集群、深圳高新區下一代互聯網創新型產業集群以及成都數字新媒體創新型產業集群等。這些創新型產業集群大多由各地民族企業牽頭，能夠有效補充產業鏈供應鏈高端部分的不足，從而提高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此外，一些民族企業開始在技術上聯合“揭榜掛帥”，尋求關鍵零部件研發的突破。這些產業鏈供應鏈的融通與賦能，有利于化解當下“雙循環”面臨的難題，也將開啟一條產業鏈開放創新暢通循環的新路。

產業鏈供應鏈是由處于市場支配地位的大買家或處于技術掌控地位的生產者主導，要做到真正自主可控，民族企業還應主動擔任“鏈主”角色，要有“建鏈”“串鏈”和“鎖鏈”的核心能力。如在生物醫藥和飛機制造這類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中，民族企業應積極參與行業標準和規則制定，下力氣解決核心技術不足的關鍵問題，建立產業鏈與其余鏈條之間的協同發展機制。當下，首先，要解決好產業鏈與資金鏈的協調發展問題，要推動資金鏈圍繞產業鏈布局，避免資金“空轉”和“瞎轉”；其次，要解決好產業鏈與人才鏈、創新鏈的協調發展，關鍵是要優化創新人才流動配置、提高勞動者與崗位的匹配效率；最后，要堅定實施供應鏈倒逼產業鏈創新的自主戰略，以供應鏈“自主”來推進產業鏈“可控”并持續創新。

第三，在穩就業和共同富裕方面，民族企業的生力軍作用越發凸顯。就業是創造供給和需求的連接點，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是民族企業是維護就業穩定的壓艙石?！敦敻弧方y計，世界500強里員工人數最多的50家公司中，中國企業占22家，共計解決就業人員1121.3萬人，這里絕大多數企業都是民族企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外循環不暢的情況下，民族企業自覺履行社會企業的使命，利用數字平臺技術，探索靈活用工新模式，增強了疫情期間的從業者就業彈性，維護了疫情期間的社會就業穩定；二是民族企業通過提高人力資本在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分配效率，既刺激消費和保障雙循環暢通，也推動了共同富裕。主要表現為民族企業在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和女性充分就業等方面的顯著貢獻；三是民族企業通過創新產教融合方式和加強員工實訓等方式，提高就業質量，解決了雙循環中的人才流動阻梗難題。有的民族企業開辦職工大學，有的聯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開辦數字能力提升班，這些有效做法推動實現了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的有機銜接。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民族企業新作為

新形勢需要新擔當，呼喚新作為。民族企業見證并參與了新中國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崢嶸歷程，如今已成為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引領者、壓艙石和生力軍。新發展格局下，民族企業應把握時代機遇，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一，民族企業要善于創新，扮演好以新發展理念助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實現的引領者角色。通過貫徹新發展理念，民族企業可以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過程中發揮積極示范作用：一是利用好我國在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IoT等領域的先進技術，加快數字創新，占領數字經濟全球制高點。通過搭建更高效的智能制造云平臺，構建全球數字部門協同體系，以數字優勢擺脫西方封鎖的物理劣勢；二是努力挖掘中西部地區潛在資源優勢并將其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當好協調發展的旗手。例如，以東北振興戰略為契機，民族企業對老工業基地里的一批“窮、堵、老”問題企業進行對口支援，主動將其納入自己的產業鏈生產環節；對于發展遲緩的臃腫企業，要輸送專業化管理人才，幫助其精簡產業結構，吐故納新；對于日漸蕭條的老企業，要幫助其進行數字化改造和產業轉型。再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背景下，民族企業應該因勢利導，推動區域化企業集群形成，積極助力區域市場暢通；三是民族企業要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圍繞“雙碳”目標和國際ESG評價體系，重新制定企業發展使命，積極將碳減排任務納入研發和生成全過程，探索全產業鏈綠色循環發展和所有部門碳減排可追蹤可核算模式，貢獻民族企業的“雙碳”解決方案；四是民族企業要積極參與國家重大對外合作部署，譜寫開放發展新篇章。如可以借助進博會、智博會等國際平臺，與國外政府、企業和用戶展開深度合作，克服外循環壓力；五是要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帶動其他企業從原來的資源爭奪戰轉為合作共建的協防戰，助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具有品牌影響力、資本優勢或渠道關系的民族企業可以主動謀求與國內外“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合作，組建戰略聯盟或企業集團，為暢通國內大循環增添動力。

第二，民族企業要敢于破局，扮演好以“一帶一路”助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實現的“聯軸器”角色。“一帶一路”是我國繼“走出去”戰略和自由貿易區戰略之后的又一深化對外開放總格局的重要決策部署，也是推動中國走向世界的主動破局行為。“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探索與發展中國家的新型合作模式，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國內國際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從而實現與沿線國家的深度互動。“一帶一路”是落實“雙循環”的重要抓手。民族企業應該以此為契機，助力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首先，民族企業要利用好“一帶一路”這條中國連接世界的重要歷史通道，通過滿足客戶的核心需求來打破外循環的技術封鎖和市場壁壘。應該努力按照需求端的實際需要進行產品客制化生產，滿足所在國客戶的在地化需求；其次，民族企業應該鞏固“一帶一路”傳統優勢，講好中國產品和中國制造故事，展示中國形象和中國品質。要時刻注重產品和服務質量，努力使民族品牌成為先進制造的代名詞，要有一批類似“中國高鐵”“中國航天”這樣響當當的國際產品；再次，堅定樹立和沿線國家企業合作發展的戰略。我們國家已經具有了“前期幫扶建設，后期保障運維”等成功的經驗，今后民族企業更應積極拓展合作發展思路，只有合作才能打破固化的舊市場格局；最后，民族企業也要積極結伴出海。產業鏈優勢環節的民族企業應該與產業鏈互補的國內企業組成跨國聯盟，這些都是推動外循環的有效方式。

第三，民族企業家要勇于擔當，承擔起以社會創業行動助力實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先行軍角色。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特殊人群就業、醫療養老問題、環境污染和貧富差距等成為制約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堵點因素，可以通過激活民間社會活力，探索社會創業和共同富裕方案，助力新發展格局構建。作為一種運用商業策略解決社會問題的新型社會組織形態，社會創業正成為創新國家治理體系的中堅力量，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參與。我國民族企業自形成之初就強調國家利益高于企業利益，是社會企業的典型代表，其商業和社會利益雙重混合的角色，決定了其可以成為當下解決“雙循環”各種堵點的最佳方案。具體來說應該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民族企業要主動成為黨和國家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雙循環的目的也是邁向共同富裕。民族企業要牢記使命，切實制定內部利益共享計劃和外部共同體發展策略，統籌做好內部員工收入分配、教育、社保、醫療、住房、養老、托幼等各方面的民生福祉工作，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企業員工，讓員工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要發揮企業社會責任，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等問題。要堅持公司社會創業理念，在鄉村振興中更加主動作為；二是民族企業要積極成為特殊人群就業承載中心。點亮特殊人群“就業夢”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直接途徑，也是當下“雙循環”關鍵難點。民族企業不僅要努力探索更多社會企業就業新模式，推動更多就業崗位供給，更要注重幫助特殊人群工作有尊嚴、生活更幸福；三是民族企業要主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成為全球社會創業的典范。我國應急事故頻發，養老行業、教育普及、醫療保障等社會民生行業問題仍然不少，民族企業應該主動聯合各界力量，推動以社會創業和影響力投資方式實現復雜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這也是新時代可以發揮作為的龐大國內空間。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醫療資源不足等難題，面對氣候變化和環境惡化帶來的可持續發展難題，我國民族企業可以借鑒國際社會創業方式推進上述國際問題解決。例如與發展中國家共建“醫療銀行”，借鑒格萊珉銀行的運營機制，達到“救治”和“可持續經營”的雙重目標。探索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規則設計，建立健全綠色制造標準體系并與國際對接，幫助中小企業綠色化，帶動更多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探索全球中小企業資源共享解決方案，幫助中小企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上述社會創業措施在解決全球共同社會問題同時，也將進一步豐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接觸點，有利于“雙循環”的最終實現。

回溯歷史，民族企業始終是將國家利益高于自身利益的社會企業，是國家發展、民族富強和社會富裕的堅強基石。著力當下，民族企業是國家創新發展、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乃至穩定就業的壓艙石。展望未來，以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為己任的民族企業，在積極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新征程中，應該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品牌實力，努力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創業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邱振宇、陸亮亮和鄭若愚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數字技術驅動的社會創業行為與過程管理研究”（項目編號：20AGL00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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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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