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弗朗西斯·福山從自由民主制的堅定捍衛者轉變為重視國家建構的審慎的自由主義者，推動了“歷史終結論”向政治秩序論的理論演變。“歷史終結論”的目的在于終結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歷史，進而終結世界探索多元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當代，福山并未放棄“歷史終結論”的基本觀點，但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在事實層面上終結了“歷史終結論”，為發展中國家探索多元現代化模式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歷史終結論” 意識形態的終結 中國道路 多元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末，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宣稱人類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制，主張后發民族國家仿效自由民主制以實現現代化。他的觀點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影響，堅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對所謂自由民主制度的信仰信念信心。近年來，有人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取得巨大成功，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觀點，放棄了“歷史終結論”。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福山的觀點只是微調，骨子里沒有變化。因此，厘清福山“歷史終結論”的基本觀點及演化變遷，批判其觀點背后的理論實質和政治立場，對于我們在新時代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將具有重要價值。

理論演變：從“歷史終結論”到政治秩序論

“歷史終結論”——一種粗糙理論和狂熱情感的混合物。20世紀80年代末，福山認為，二戰結束以來，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間長達半個世紀的競爭勝負已定，作為自由民主制替代方案的社會主義宣告失敗，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從根本上滿足了人類需求，因此歷史在邏輯層面宣告“終結”。其歷史“終結”于自由民主制的依據有二：第一，科學技術確保人類歷史的發展具有方向性；第二，人的被認可的欲望促使普遍歷史向自由民主制演進。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實際上是一種整體性的現代化理論，其以科學技術的進步作為動力引擎，構建科學技術——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私人化的歷史進程，最終導向人類歷史向自由民主制發展是不可逆轉的客觀事實的結論。

政治秩序論——強調國家建制的溫和的保守主義。隨著世界政治的現實變化，及其對自由民主制霸權地位帶來的挑戰，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被迫回歸到了其老師亨廷頓重視政治秩序的理論視閾。在亨廷頓看來，世界范圍內的民主退行實屬可預見的歷史必然。早在20世紀中期，他就提出了強大政府或政治秩序論，認為后發民族國家推進政治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并強調列寧主義政黨政治對于第三世界的適用性。為了挽救自由民主制的政治衰敗危機，福山運用國家建構來補充和修正現行的西方自由民主制。他賦予了建設國家能力以高度重要性，提出了國家、法治和民主負責制相互補充的理想政治體制。其中，強大能干的國家需要滿足強大和自主兩個基本條件，足夠強大的國家能力用以克服過度自由和民主的弊端，保證決策高效、執行有力；官僚體系的自主性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不受利益集團的支配，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服務。在此基礎上，他要求公民適當讓渡個人權力，交由具備專業技術的政府來行使，并充分理解、信任國家和領袖的決策。

可見，在自由民主制“終結歷史”的問題上，福山的態度從“歷史終結論”到政治秩序論的理論演變中漸趨謹慎保守，其理論論證也更為嚴謹現實。但是，他始終捍衛和維護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政治秩序論不過是“升級”版本的“歷史終結論”。

現實危害：從意識形態的“終結”到現代化模式的“終結”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經問世就引起廣泛傳播和熱烈討論，在三十多年間裹挾著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不斷回潮。它的現實危害集中體現為試圖營造自由民主價值和自由民主制終結歷史的意識形態幻象，進而終結后發民族國家探索多元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一方面，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模仿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意圖論證作為理念的自由民主制具有普世價值，從而實現人類政治制度發展的終結。黑格爾主張普遍史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方向和目的。在他看來，歷史本身就是絕對理性現象，向自由狀態演進的過程。自由通過啟蒙運動以及其所催生的歐洲革命得以實現，意味著絕對理性的運動到達其終點，也標志著人類社會歷史抵達完滿形態。通過模仿黑格爾的歷史邏輯，福山認為，作為絕對理性的自由狀態的現實形式，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終結了人類社會政治制度更進一步創造的可能性。根據“理念分有說”，福山衍生出兩種自由民主制內涵：第一種是現行資本主義國家運行的自由民主制，其正在經歷嚴重的政治衰敗危機；第二種是作為理念的自由民主制，其旨在實現資本主義社會奉行的自由民主價值。因此，即便曾經樹立的自由民主制標桿紛紛倒下，福山始終認為自由民主制不會遭遇系統性危機，通過自我調節和自我修復仍不失為最好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后現代主義大師德里達的批評切中要害，福山在實存狀態和純粹理念的自由民主制間反復跳躍，并最終將“將來時態”的自由民主制作為理論陣地，其背后暗含的意蘊是理想狀態的自由民主制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同時也是一種現代化理論，其用資本主義“終結”人類意識形態的歷史勢必謀求對人類現代化模式的“終結”，用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阻礙后發民族國家多元現代化轉型道路的求索。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美國文化是傳經布道式的，美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向外傳播價值觀，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作為“傳經布道”的典型代表，以美國學者為主導的現代化理論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致力于在第三世界推廣自由民主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恰恰是現代化理論的高調回歸。無論前期推廣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還是后期宣揚國家、法治和民主負責制相結合的新的自由民主制，甚至鼓勵自由民主制發展出多樣化的實踐形式，福山始終堅持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從老牌自由民主制國家中吸取經驗，建設新的自由民主國家。較以往不同的是，他反對武力推廣，主張榜樣示范，堅信只要美國自由民主制表現優越，即可吸引發展中國家自發模仿，這不得不說是新保守主義政策向內收縮的表現。

如今，以福山“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仍試圖從其國家發展的歷史中抽象出“普世”模式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運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指標實時評估和衡量其發展進程，窒息發展中國家探索多元現代化模式的自主空間。這是一種服務于西方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目標的新的殖民形式，必須予以充分重視和警惕。

實踐證偽：中國道路與“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中國道路及其所創造的中國奇跡日益彰顯優越性，對福山“歷史終結論”的修正產生了重要影響和啟發。盡管福山仍堅持“歷史終結論”的基本觀點，但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間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進步，一方面在事實層面宣布“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另一方面又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參照和借鑒。

首先，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及其帶來的挑戰直接影響了福山“歷史終結論”的理論演變過程。在提出“歷史終結”命題之時，福山將改革開放視為社會主義實踐在中國宣告失敗的標志，從而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既有別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又不同于蘇聯模式的新的制度形式和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為社會發展注入強勁活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令世界震驚的奇跡，他必然重估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世價值，進而反思和修正“歷史終結論”。他不僅承認“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而且認為中國道路創造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但是，福山對中國道路的肯定是有限度的，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排斥和否定態度。一者，他認為中國政府是權威主義政府，否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形式。二者，認為中國法治和自由負責制有待加強，中國道路不具備可持續性。三者，堅信中國道路具有偶然性，否認中國現代化模式的參考價值。

其次，福山關于中國道路的態度折射出其堅守“歷史終結論”的基本觀點。在三十多年間，福山關于歷史終結的基本觀點，以及在世界范圍推銷自由民主的根本立場是沒有變的。第一，福山堅持從抽象人性論出發，認為人要求被承認的普遍需求終將引導世界歷史向自由民主制進化的普遍史觀沒有改變。第二，即便承認資本主義具有破壞性本質，福山堅持用民主彌補資本主義缺陷、否認社會主義作為更高社會形態的可能性的資本主義永恒立場沒有變。第三，關于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終點沒有變。面對全球范圍內自由民主制普遍表現不佳，福山發出美國缺乏優秀領導人、體制改革“近期無望”的頹唐呼聲，果斷將理想的自由民主制與美國政體做切割。但是，他依然認為自由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體制。他在2014年《華爾街日報》上發文，堅定指出“歷史終結論”無需進行重大修改，從長的歷史視角來看仍然成立。

最后，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在事實層面終結了“歷史終結論”，為拓展世界現代化轉型的多元道路提供了中國智慧。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實踐證明，不考慮本國歷史文化、現實需求和民族情感等國情實際，盲目迷信和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不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人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和建設，堅持從本國國情和具體問題出發，獨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自由民主方案。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能力的優勢，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卓越表現，彰顯了社會體制、執政方式和治理方法方方面面的優越性，歷史終結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神話不攻自破。更為重要的是，與西方國家沉湎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幻象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備自我革命機能，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敢于“啃硬骨頭”打破利益藩籬，不斷改革體制機制以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促使中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完善、更加鞏固、更加體現優越性。此外，中國道路的勝利開辟，不僅證明了現代化轉型之路具備多元可能，為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提供了啟發，而且其參考價值不僅局限于同源于中華文化的東亞地區，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國家由弱變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對于亟待凝聚民族力量的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都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分別為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研究”(項目編號：19AKS00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塞繆爾·亨廷頓著、歐陽景根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陳高華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③[美]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為什么民主的表現如此糟糕？》，《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5期。

⑤[美]弗朗西斯·福山：《福山：中國模式代表集中高效》，《社會觀察》，2010年第12期。

⑥[美]弗朗西斯·福山：《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未來》，《社會觀察》，2012年第2期。

⑦[日]西村博之：《歷史的終結、中國模式與美國的衰落——對話弗朗西斯·福山》，《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5期。

責編/谷漩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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