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要把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放在首位。民主意味著人民的自主權，首先是擇業、生產、經營和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主權。1978年底，鄧小平就指出，要特別重視“發揚經濟民主的問題”，因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不利于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農村改革，是從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之所以強調“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是因為“我們過去多年搞的是蘇聯的方式，這是一種僵化的方式，實際上是把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手腳都捆起來了”。改革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與此同時，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基層群眾自治被載入憲法，成為中國人民最廣泛的民主實踐。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最大特點，是政經合一、高度集權。從根本上改革這種體制，既是政治改革又是經濟改革，且首先是政治改革。把調動人民積極性視為最大的民主，對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直到今天，我們劃分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權力邊界，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發展社會自治，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都可以歸于調動人民積極性這個“最大的民主”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鮮明體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保持比較高的政治效率。鄧小平指出：“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采用。”因此，以“三權分立”“英美的議會制度”，“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沒有用”。避免美國式民主“對內也打架”所造成的“麻煩”，保持、發揚中國政治的比較高的效率，是鄧小平考慮中國民主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與此同時，鄧小平也談到了普選問題。他針對香港政制安排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普選是否一定能選出合適的人選，是一個長久以來頗受爭議的政治學問題。中國歷史上，向有天下為公、選賢任能之說。在這里，“選”與“任”是結合在一起的。其中蘊含的，就是對單純選舉能否選出適任者的合理懷疑。近年來香港政局特別是立法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不順，以及局部的政局動蕩，印證了鄧小平的合理懷疑。實際上，“普遍選舉有其內在的矛盾”，就是“賦予一切人的選舉權利與實際上只屬于一部分人的能力”之間的矛盾，“調和數量上的優勢與智力上的優勢，這就是民主之‘無法解決的難題’”。民主的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只能靠豐富的人類實踐去解決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要求有效地保持社會穩定，防止政治混亂。民主與穩定，是兩個有著密切聯系的概念。其中，民主的制度安排與設計，至為重要。因制度設計問題而導致的不穩定，既見之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早期，更為當代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證實。鄧小平指出：“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系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么精力搞建設？”當然，穩定是相對的，正如萬里所說，“最重要的是把國家納入高度民主與法制的軌道”，“民主與法制不加強，民主渠道不暢通，群眾會鬧事”。因此，“穩定壓倒一切，要有民主渠道。壓制民主不行，哪個國家也不行”。他還指出：“強調穩定，絕不是放棄改革開放，絕不是不發展民主；正是為了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進行民主政治建設，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程度，為改革開放創造有利的條件。”鄧小平、萬里的觀點，可以說是關于民主與穩定的辯證法，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極具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其中的關鍵，依然是根據實際設計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