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民主標準的認識與探索

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邦民主，到濫觴于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主義民主，再到追求人的徹底解放和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民主的實踐和理論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兩千多年了。近代以來，走在工業化、現代化前列的歐美發達國家，首次探索出符合自己國情的自由主義民主或自由民主制，但卻借助于超強的經濟實力，將民主的自由主義民主模式等同于民主自身，掌握了民主的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非西方國家，或處在漫長的社會轉型所導致的政治不穩定之中，或者被視為民主政治的異己而被歸于另類。究竟什么是民主，它的評價標準是什么，西方國家實踐的自由主義民主是否是唯一的、普遍適用的，這是一個國家推進民主建設繞不過去的坎兒。

自由主義民主在理論上遭遇的最大挑戰，首先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學說，其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被馬克思恩格斯視為無產階級政權典范的巴黎公社，本身就是一個消除了官僚統治機器、中央只行使少數必要職能、由不同層次的公社所組成的規模宏大的勞動者自治體系。在這個自治體系中，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行使普遍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利，對官員實行隨時可以撤換式的嚴格監督。“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于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大家都很清楚，企業也像個人一樣，在實際業務活動中一般都懂得在適當的位置上使用適當的人，萬一有錯立即糾正。”?通過普選，建立起公務人員對人民負責的“真正的責任制”。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時期，他們對原始社會處理“公共事務”的“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的推崇，以及對“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的憧憬，表明了他們對民主的核心價值的認同。至于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民主如何運轉，即民主的具體程序問題，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在民主問題上，以蘇聯為首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遵循共產黨的領導天然先進的理念，只強調民主的實質，而忽視民主的程序，付出了巨大代價。

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上至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群眾民主權利遭受踐踏的歷史教訓，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的論斷，并把高度民主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目標。與此同時，社會上對民主的強烈訴求，也貫穿于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但對于什么是民主，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主，大部分中國人并不十分明晰。正如鄧小平所說：“一般講政治體制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這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中國沒有經過商品經濟充分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缺乏民主傳統；二是新中國建立后，在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影響下，沒能探索出成熟的民主模式。“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民主”實踐，更是加劇了民主認識上的混亂。從理論上盡可能地闡明什么是民主，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主，是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前提。

從民主類型來說，中國人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什么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這個觀點，劃清了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或自由主義民主、自由民主制）的第一個界限：前者是人民民主，后者則是“個人主義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民主”，亦即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民主，強調個人權利優先于集體權利。個人權利，當然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首先是資本所有者追逐剩余價值的權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第二個區別：前者是勞動者的民主，后者“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第三個界限，是民主的物質基礎不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新型民主的設想，其“新”之處主要體現在物質保障上。因此，葉劍英也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說，在一些最根本的方面的確是虛假的，但是對于資產階級來說，它是真實的。我們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并不是不要民主，而正是要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中實行有物質保證的民主。”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壟斷資本在幕后支配，是自由主義民主或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所在。至于其具體實現形式，則屬于次要的或第二位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