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實際上是一種精英政治。在這方面，熊彼特的民主理論很有代表性：“不存在全體人民能夠同意或者用合理論證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獨一無二地決定的共同福利”⑦，不存在“可以有說服力地稱為代表人民意志的東西”和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的東西，⑧現實中所存在的只能是選民通過一定程序選舉決策者的機制和過程，因而“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⑨精英政治的必然結果，是資源分配不斷向掌握了權力、資本、知識的精英階層傾斜，是普通民眾對于政治的無力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選舉投票率的不斷下降，可以視為人民對精英政治的無聲抗議。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與即時通訊工具的革命性突破，長期被各類精英壟斷的權力格局，正在被撕開一個口子。美國大選特朗普的勝出，菲律賓大選杜特爾特的勝出，盡管夾雜著不少民粹主義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生活在最底層、沉默的多數人的不滿。問題僅僅在于，這種政治上的變異能從根本上顛覆根深蒂固的精英政治嗎？

熊彼特把民主視為人民通過選票選擇政治精英的方法。達爾提出衡量民主的五項標準是：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資格。⑩達爾提供的標準，貌似客觀中立，但實際上是也是以多黨制、自由競爭選舉為基礎的，這在他對“沒有什么政治制度”在塑造民主國家上的作用能“比得上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的分析中清楚可見。?事實上，他視“列寧主義”為“民主剩下的惟一的、也是一個極權主義敵人”，認為中國這個“有著四千年燦爛的文明歷程”的、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從來沒有體驗過民主”“至今還沒有實現民主”，?“在21世紀即將上演的重大歷史劇的結果將表明是否中國的非民主政權能夠抵擋由市場資本主義培養的民主力量”。?遵循熊彼特和達爾的傳統，亨廷頓更直接地指出：“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也許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或被少數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縱，而且不能采納公益所要求的政策。這些品格也許使得這種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這種政府不民主。”?大部分西方民主理論，都把自由競爭選舉、多黨制或兩黨制，當作民主的核心特征。基于歐美歷史與經驗的特定民主模式，被普遍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標準。但如果亨廷頓所說的是事實，那樣的民主對于人類還有什么吸引力？

依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政治自然屬于非民主政治。福山認為：“中國目前是威權的體制，在這里沒有競爭性的選舉，沒有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反對力量，所以它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國家。”?所謂的中國模式，也主要體現在“有一個高質量的威權政府”和“不受與市場經濟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相伴而生的法治或民主制度的制約”上。?福山承認，“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體中，對自由民主制的普遍進化模型的觀念，提出最嚴重挑戰的是中國”。?但他同時認為，中國的威權體制，也面臨來自體制內部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挑戰。在體制內部，“決策效率很高”，或者說“中國的威權主義體制的優勢是假如領導人和領導集團是好的、高質量的”，“但問題是中國如何保障領導人和領導集團是高質量的呢？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在社會層面，不斷增加的受過教育、擁有相當財富的新型中產階級，“產生參與要求”“卻得不到現存政治體系的接納”，“它的表現就非常相似于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在“增長放緩和面臨危機的時候”。?鑒于此，福山認為中國的體制并不比自由民主制優越。

無論是中亞、中東、北非等地區的某些國家推行美國式自由民主制的教訓，還是自由民主制在它的母國遭遇的困境，以及歐美學者對中國體制的既贊賞又懷疑、既肯定又否定的糾結評價，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拋開意識形態的偏執不論，民主的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個國家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必須立基于自己的國情，不斷進行艱苦而漫長的探索，才能取得實質意義上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