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簡稱哈工大）建校100周年。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哈工大始終秉持“聽黨指揮、跟黨走、為黨分憂”的鮮明政治本色，堅持“立足航天、服務國防、長于工程”特色辦學，為我國工業化建設、國防現代化建設和科技強國建設培養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打造了一支許黨報國的哈工大“八百壯士”教師隊伍，實現了從一所培養鐵路工程師的工業學校到學習國外高等教育先進經驗的樣板高校、再到扎根中國大地的一流名校的歷史轉變，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重要歷史樣本……
當前，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日益惡化，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截至6月22日15時，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過235.6萬人，死亡122248人。隨著美國各州逐漸進入第二甚至第三階段“重啟經濟”，近日來，多州出現新冠肺炎疫情反彈情況。美國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都是全球最多的，成為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震中”。近期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發的...
種族主義偏見使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客不斷妖魔化中國政府的抗疫努力，也使得西方國家的東亞人尤其是華裔或中國人面臨嚴重威脅。同時，種族主義偏見也遲誤了西方一些國家的抗疫斗爭。近期發生的非洲裔男子被白人警察跪壓脖頸致死的種族主義事件使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擾的美國更加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以慘烈的事實和鮮活的形式再一次證明，整個人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同呼吸、共命運的共同體，任何以族劃界、以國劃界或以自我群體為中心的處事方案，都不僅有害于自身，而且將整個世界置于巨大的風險中。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美國。統計顯示，黑人和拉美裔等少數族裔是此次疫情受創最重的群體。貧困、不完善的醫療保障體制和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等結構性問題，是其癥結所在。此次疫情是否會成為美國“浴火重生”的契機或者淪為《大西洋月刊》所說的“失敗國家”，尚有待觀察。但毫無疑問，疫情將對美國社會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失誤頻頻：在疫情發生前漠視專家預警；對于疫情的預測，情報界集體失聲；疾控中心自行研制的試劑盒出錯；淡化疫情風險以及非藥物干預措施出臺遲緩。主要原因在于：對于安全威脅的判斷失誤；獨善其身的攔擋式抗疫策略難以奏效；經濟與大選的考量束縛了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行動；白宮國安會內部應對衛生安全威脅的機制欠缺。
在諸多導致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不力的因素中，國內政治斗爭尤其是黨派政治斗爭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疫情期間，兩黨格局再次暴露出其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導致政府應對疫情的效率降低，撕裂社會抗疫共識，帶來應對疫情的局部政治失靈。在黨派斗爭下，美國抗疫進程受到了嚴重影響，加劇了疫情擴散，制約了抗疫效果，導致國際抗疫進程嚴重受阻。
美國應對疫情失利與聯邦制運轉紊亂失序以及自身治理體系存在嚴重缺陷有關。州長與總統之間的頻繁“對罵”已然構成美國抗疫政治的常態性現象，聯邦政府以及各州之間也不斷出現相互爭搶醫護物資的獨特場景。美國聯邦制下選舉政治實踐的荒腔走板，加劇而非緩解民眾深陷疫情難以解脫的困境。
美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是一個多元化、市場導向為主的體系，其形成受國際政治地位和對外戰略、國內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和宗教文化傳統的影響。美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帶有清晰的霸權服務導向，在醫療應急方面還有些混亂，尤其是在這次疫情中，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之間的聲音和措施，經常有相互矛盾甚至是摩擦之處。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的醫療水平居世界領先地位，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美國公共衛生體系一些結構性缺陷，如公共衛生疾病監管程序復雜，醫療保健體系過于依賴私人執業人員和私營醫院，醫療物資制造業空洞化，等等。應對疫情，美國既需要不斷完善國內公共衛生突發應急管理制度，同時更需要加強國際合作。
美國國家危機意識的相對滯后、流感襲擾使民眾陷入“警報疲勞”以及國家衛生戰略存在的不足，均為美國民眾淡薄疫情防控意識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而且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惡化、經濟壓力驟增以及領導人自身的政治考量等，都深刻影響美國疫情防控的成效和前景。在疫情“政治化”以及“選情優先”的抗疫策略影響下，美國總統、民眾乃至國運都可能在經歷“大考”。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在全球大規模擴散，釀成全球公共衛生悲劇。應對這種人類認識還很不充分的新型病毒，需要全球攜手共進，通力合作，共同抗疫。然而，特朗普政府非但沒有承擔起全球抗疫的領導作用，反而采取以鄰為壑的單邊主義做法，甚至帶頭質疑、斷供和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嚴重影響了全球抗疫合作。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做法，不僅給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多邊合作造成極大困擾，也嚴重干擾了中美兩國在抗疫上的合作。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提出的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新格局的內在深意是打造西部大開發的2.0版，繪就新時代西部高質量發展圖景。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新格局的“新”體現在：以新發展理念為新引領、以高質量發展為新目標、以加大西部開放力度為新引擎、以加大美麗西部建設力度為新主題、以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為新突破口、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新目的。
意識形態領域事務具有復雜性、斗爭性和易變性，掌握主動權是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內在規律性要求。中國發展成就及其所引發的理論回響，是我們增強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的底氣所在。正因為有了發展成就作支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解釋力正在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接受度、認同度也在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彰顯，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能否有效認識、駕馭和創新意識形態，是衡量黨員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擔當重任的重要標志。
“干部下沉”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課題，“干部下沉”常態化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干部下沉”常態化，需要通過“課題攻關”提供現實基礎，通過“組織動員”提供運行機制，通過“程序規劃”提供制度保障，通過“成就分享”提供精神動力。新時代，要解決基層治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就必須實現“干部下沉”常態化，把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干部下沉一線，能夠多方面鍛煉干部，有助于解決基層所面臨的人手不夠、基層黨組織強弱不均、發展不平衡、公共服務難以集約等問題，也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推動干部下沉常態化需要組織安排、任務厘定、多部門協作來加以完成，在此過程中常常會出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突出問題，需要加強制度化建設，真正推動基層治理提質增效。
隨著網紅經濟的快速發展，領導干部紛紛走進直播間，化身“帶貨達人”，宣傳本地旅游資源、農副產品，幫助農民打開銷售渠道，為當地經濟發展催生了新機遇。探索提升領導干部“直播帶貨”收益的可行性路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運用“互聯網+”促進線上線下融合，帶動更多農民走向脫貧致富路。
城市韌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對沖擊時具有抗壓、恢復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合格的韌性城市應該能夠通過系統組成部分的優化、協調、再組織等吸收和適應災害，從而使損失最小化，快速恢復至正常運行狀態。韌性城市通常具備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電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現代社會具備了更好的發展動力、實施基礎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會的強大功能與巨大潛力。
當今時代，以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及人工智能等工具體系為代表的生產力，是完全不同于傳統電氣時代的新質生產力。它內在推動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要求通過互聯網新技術改造各行各業，創造新業態，實現互聯網基礎上的各業融合。在這個大變革時代，全面創新成為核心主題。全面創新是一場顛覆式創新，也是大眾化、平民化的創新。
如何針對“防”和“救”的需求，將各級應急管理部門的綜合優勢與各相關部門的專業優勢有效結合，形成“防”“救”合力，是推進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命題。“大應急”的治理格局，并不意味著應急管理部門要對所有災害應對工作大包大攬，也不能成為各職能部門“甩包袱”的理由。理清綜合監管部門與行業監管部門“防”和“救”的責任關系，做到責任落實無空檔、監督管理無盲區，是厘定工作思路的出發點。
構建應急情報協調體系能夠為突發事件提供各種決策支持。目前，我國應急情報協調體系尚待完善，需要增強應急管理體系的專業性和系統性。完善應急情報協調制度，要整合應急情報體系保障制度，建立高效的情報信息溝通機制，促使內部整合統一，外部協調合作。
在城市建設發展中，單個省份中實力均衡的兩座城市被稱之為“雙子星”城市。“雙子星”城市本著傳承創新、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有利于消除兩極分化、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充分釋放“雙子星”城市區域發展活力，應科學規劃挖掘其區域發展潛力，把握區域平衡發展關鍵，不斷完善行政管理體制。
互聯網時代，如何創新鄉村治理模式、豐富治理手段和方式，成為時下鄉村治理主體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網紅村”就是鄉村依托互聯網發展的一條創新探索之路。鄉村可以依托網紅代言人知名度和號召力，推廣鄉村社會特色品牌、用美麗鄉村書寫“網紅”名片、精心培育“網紅產業”，為鄉村社會發展注入源頭活水。
“夜經濟”成為社會廣為關注的一個新的亮點，當前的“夜經濟”是和我國社會進入“互聯網+”、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新時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要促進“夜經濟”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必須根據“夜經濟”的特色，構筑一個促進“夜經濟”良性發展的激勵和保障系統。
積極財政政策，是在特殊時期將著力點主要放在國內需求的財政政策，也是創新宏觀經濟調控方式的重要實踐。當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復雜，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疫情中起到的作用尤為關鍵，而疫情的發生、持續，甚至結束也都會對我國財政產生重大影響。對此，積極財政政策如何更加有效發揮作用就顯得尤為迫切。
養老產業中，老年人既是需求方，也是供給方，既是消費者，也是投資者和勞動者。從養老需求角度來看，經過此次疫情，讓更多老年人了解了在線商品和服務的豐富性，為養老產業未來信息化發展奠定了客戶資源基礎。從供給側角度來看，“宅經濟”逆勢火爆讓更多資本看到商機，會給與“宅經濟”類似的養老產業相關企業帶來發展機遇，同時也對推動養老產業發展帶來不少啟示。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全球糧食生產和貿易，破壞糧食可供，引發經濟衰退和購買力下降，威脅對糧食的獲取和利用。由于緩沖庫存充足以及國內供應鏈保持暢通，新冠肺炎疫情未對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產生重大的沖擊，但未來一段時間里我國糧食安全仍面臨各種挑戰。為此，應當為農業經營主體提供即時補貼和信貸支持；強化國內外糧食市場信息動態監測和通報，避免恐慌性購買和囤積行為；...
數字經濟時代，平臺型組織借助互聯網數字技術，打造突破物理時空限制的數字網絡平臺，營造虛擬與實體空間的互聯互通，創造更大社會價值。由于平臺型組織具有共生性和生態化的特征，使得價值網絡成員間互為主體、資源共通，不僅提高了各自的效率，還降低了組織間生產運作成本，相比于傳統組織更有利于進行價值共創。
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猶如企業發展的“兩翼”，是企業增加產品附加值、提升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正確認識兩者的內在聯系，推進兩者協調發展，是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加快推進制造強國戰略的必然選擇。因此，要優化技術創新與品牌建設的宏觀環境、扎實推進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品牌戰略、根據不同規模選擇“技術—品牌”協同模式，推進技術創新與品牌建設協同發展。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國有企業的生存發展環境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為此，“三項制度”改革的推進策略也必須因時應變、因勢利導。新時代，深化“三項制度”改革需要實施深度盤點，繪制人力資源統籌優化“施工圖”；強化分類施策，培育人力資源價值增值“新動能”；注重多元驅動，消除人力資源有序流動“硬梗阻”。只有堅持與時俱進，主動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實施更能體現時代性、針對性的改革策略，才能不斷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
新時代偉大斗爭前所未有地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為更好地認識和把握這些特點，需要從理論上進行系統梳理。主體、對象、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的基本范疇，也是構成新時代偉大斗爭的必備要素，能從結構上比較完整地回答誰來斗爭、斗爭什么、怎么斗爭等重大問題。
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自覺防范風險是保障黨長期執政地位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法寶。透視并剖析新時代我們黨在領導建設中所面臨的國內外新形勢，可以清晰地看到，抵御逆全球化“渦流”的外部險灘、掃除長期執政下的權力監督盲區、應對西方網絡文化滲透、滿足多樣化人民訴求，是我們黨領導新時代建設必須闖過的四大難關。
多年來，國有企業海外黨建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積攢了寶貴經驗，有力推動和保障了國有企業海外業務的健康發展。由于國有企業海外黨建工作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還需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海外國有企業要充分發揮黨組織的獨特優勢，積極推進黨建工作與生產經營、企業文化等深度融合，創新方法方式，明確重點任務，開創黨建工作新局面。
新時代青年對于“國風”文化的熱衷既融入行為層面，也集中表現在情感層面，更深刻彰顯在價值層面。青年對于“國風”文化潮流的爭相追逐，實質上是其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日益提升的現實表現，對此，我們既要做密切關注者，也要做主動參與者，更要做積極引導者。
青年符號消費具有依賴性、炫耀性和象征性等特征，成為青年獲取身份認同、建構社會關系、彰顯個人品味的重要方式，但過度追逐符號消費會使青年陷入消費異化、超前消費、非理性消費的窠臼。應從消費的本質屬性和人的需要出發，培養青年健康、理性、適度的消費理念。
知識網紅以準確把握受眾的知識服務需要、充分尊重受眾的學習主體地位等為出發點，打造“優質內容+獨特人格魅力”的知識傳播新模式。思政教育是有目的有意識地傳播思政知識、滲透思政觀念的教育活動，與知識網紅的知識服務有許多共通之處，但在網絡關注度、影響力等方面卻遠遠不如知識網紅。所以，可以借鑒知識網紅的知識輸出和價值傳播模式，推動思政教育思路、內容和話語創新，打造“知識網紅式”思政教育新模式。
一直以來，美國社會的排華因素和種族因素，造成人們對華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華裔在政治上少有發聲、在職場上遭遇“竹子天花板”。而此次疫情加劇了西方社會的種族歧視，放大了對華人的偏見，使海外華人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是人身安全難以保障，另一方面是要面對來勢洶洶的排華浪潮。這種歧視背后反映出的是價值認同、國際關系、經濟利益等方面的深層次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一場重大疫情讓百萬海外中國留學生身處跌宕起伏的抗疫進程。一些歐美國家的民眾將個人偏見轉嫁到當地華人群體身上，致使一些中國留學生遭受謾罵排斥；少數留學生的不當言行，也一度令留學生群體在國內自媒體上被污名化、標簽化、邊緣化，令其面臨雙重壓力。盡管如此，絕大多數留學生都表現出應有的文化素養和個人修養，不卑不亢、理性應對、勇于擔當，以超凡的姿態接受時代的特殊“大考”。化雙重壓力為雙重動力，追求雙重認可，是留學生們的不懈追求，也是他們進一步成熟成長過程中面臨的重要人生課題。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一些西方媒體利用自身輿論優勢，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標簽化”，將疫情“政治化”，以各種方式抹黑、甩鍋中國。一些西方國家固守“冷戰”思維、奉行“雙重標準”，美國大選大打“中國牌”，國際輿論格局“西強我弱”等，是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重要因素。對此，我們應有效把握國際輿論傳播規律，切實提高應對突發事件輿情的應急意識，不斷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
“非傳統安全”又被稱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綜合安全”“集體安全”“人類安全”“社會安全”等，以對應舊的、以國家安全為主的“傳統安全”。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非傳統安全問題此起彼伏，層出不窮，應對不當甚至可能會引發傳統安全問題。接下來我們便探討在全球化系統下，如何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因此國際社會應突破狹隘的、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傳統安全觀，樹立以人為本，著眼于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安全觀，建立預警機制，發揮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推動非傳統安全治理常態化。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由此揭開了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之間愈演愈烈的政治博弈。他們之間的戰爭體現了美國國內政治日益極化下的意氣之爭、府會之爭、兩黨之爭所表征的政治僵局，深刻地揭示了美國政治極化之勢。美國政治極化危機加劇的原因，不僅在于民主程序無法對階層分裂的政治訴求作出體制性改革回應，也在于建制派主流意識形態神話破滅后的道德權威祛魅和衰微之苦。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美國經濟的需求端受到結構性沖擊，企業大面積停工停產，勞動失業迅速增加，資本市場劇烈震蕩。美國財政政策面臨債務高位膨脹壓力，寬松貨幣政策受到利率期限結構倒掛等約束；美國會更加倚重對外貿易并繼續主導全球治理。美國將會有選擇地擴大進口，實施差別化貿易政策；對必需品降低進口關稅，對可替代品提高進口關稅，以彌補財政赤字和保護本國經濟。...
自西周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僅僅把道德作為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不僅是無效的，而且可能適得其反。道德本身內含的否定性因素，決定了一旦無條件地將其用之于實踐，就會變異為鉗制自由、扼殺性靈的暴力和偽善的教條；道德律條的含混性、道德判斷的主觀性、道德裁決的非強制性，決定了它只能作為一種必要的補充，而不可以取代法治成為建設和維護社會秩序的主導性力量；道德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道德的保障。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當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現實反映，文化獲得感，特別是文化空間獲得感，也成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一大重要表征。民眾文化空間獲得感的不斷增強，既是文化高質量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公共文化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當前，隨著低階文化產業市場逐漸飽和，消費者開始追求新的市場體驗，文化空間感知將成為提升文化消費的新發力點。
“家”是儒家學說的邏輯起點，也是傳統中國人“修身”的物理與心理棲息所，人性、倫理和德行的養育場。傳統中國國家治理具有試圖打通“心理”“倫理”與“治理”的鮮明特質。推進具有中國品格、中國氣象乃至世界擔當的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亟待化解“家國矛盾”，塑造“家國合力”。
民族傳統文化符號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傳播載體。受人口流動、社會變遷和現代文化產品同質化的影響，以人際傳播和社區傳播為核心的民族文化傳播面臨新挑戰，但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也為民族文化傳播提供了新機遇。因此，應充分利用新媒體傳播的多元性、互動性、超時空性特征，創新傳播路徑與策略，激發民族傳統文化活力，推動民族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儒家義利觀的現代轉化和創新發展，對當代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實現儒家義利觀的現代性轉化，從個人層面而言，需做到責、權、利的統一；從國家層面而言，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國際層面而言，要著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網絡短視頻憑借“短平快”的特點，開創了草根創作、廣泛參與、多元互動的網絡傳播新局面，拓展了文化產品生產及傳播的深度及廣度，為主流價值觀傳播提供了新路徑。但是，網絡短視頻內容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為主流價值觀傳播帶來了挑戰。為此，可創新短視頻應用于主流價值觀傳播的方式方法，提高主流價值觀傳播的精準化和個性化水平。
明代的工商業發展建立在農業經濟恢復的基礎上，繼承了傳統農耕社會商業經濟的特點，又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征，如經濟結構調整、組織方式變化以及與世界經濟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正是建立在明代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白銀化浪潮得以涌現，而明代工商業發展中出現的新經濟因素和國際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因此把中國古代工商業發展的水平和質量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