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傳統安全”又被稱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綜合安全”“集體安全”“人類安全”“社會安全”等，以對應舊的、以國家安全為主的“傳統安全”。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非傳統安全問題此起彼伏，層出不窮，應對不當甚至可能會引發傳統安全問題。接下來我們便探討在全球化系統下，如何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因此國際社會應突破狹隘的、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傳統安全觀，樹立以人為本，著眼于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安全觀，建立預警機制，發揮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推動非傳統安全治理常態化。

【關鍵詞】非傳統安全 國家組織 中國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冷戰結束以來，形形色色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日漸突出并取代以軍事對抗為特征的傳統安全，成為威脅人類安全與福祉的首要因素。非傳統安全問題有突發性、復雜性、跨國性、全球性等特征，需要國際社會拋棄“非敵即友”的冷戰思維，在包容合作的集體安全新觀念下聯手應對。在深入全球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已然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這進一步凸顯了國際社會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國際組織作為集體協商與合作的平臺，在非傳統安全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應加倍重視國際組織的作用，通過參與塑造國際規范，注入中國理念、在國際組織框架下加強合作、共享經驗等方式，展現敢負責、有擔當的大國風范，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緣起與發展

要理解“非傳統安全”，需要從它的對立面“傳統安全”說起。人們通常以冷戰結束為分水嶺，將安全問題劃分為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冷戰期間，在以美蘇兩大國為首的東西方全面對峙的緊張態勢下，如何預防再次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式的大國戰爭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壓倒一切的挑戰。幾乎所有的安全問題都圍繞著避免軍事沖突、確保國家安全而展開，當時流行的大搞軍備競爭、建立防務聯盟凸顯了這一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作為其對手的華沙條約組織等知名國際組織的誕生就是典型例證。慕尼黑安全會議這類非官方對話機制（最初叫作國際防務大會）的問世，也是出于同樣目的。概括而言，冷戰期間這種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關乎一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甚至生死存亡的安全，被稱為傳統安全。傳統安全問題往往由邊界或領土爭端、意識形態對立等因素引起，其應對和解決往往訴諸于外交和軍事手段。

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安全格局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由于美蘇兩大集團的解體，大國全面對抗、進而引發大規模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風險大大降低。換言之，盡管局部沖突和地區性戰爭從未平息，但戰爭危險漸行漸遠，不復為國際社會的首要威脅。

反過來，諸如走私販毒、跨國犯罪、部落沖突、糧食緊缺等一些原本就存在、但在冷戰背景下受到忽視或掩蓋的問題則不斷凸顯；特別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各種新問題不斷涌現，對人類和平與發展造成了重大威脅，如著名的“9·11”事件后，又相繼出現倫敦地鐵爆炸、巴黎查理周刊慘案等恐怖襲擊；繼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全球其他地區又相繼爆發金融危機；在艾滋病全球蔓延的同時，又出現非典、埃博拉病毒、甲流、新冠肺炎等傳染性疾病，公共衛生安全頻頻告急；信息通信技術突飛猛進的同時帶來了黑客入侵、個人信息泄密問題；頻繁的人類活動導致環境污染，氣候變暖；姑且不論海嘯、地震、火山噴發、森林火災等自然和地質災害。這些此起彼伏、破壞程度不亞于戰爭的事件，逐步取代冷戰時期的軍事對抗與沖突，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發展與福祉的首要因素。所有這些不同于傳統安全的、非軍事性質的威脅被統稱為“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是個開放的概念，隨著時代的前進，非傳統安全的名單越拉越長。

需要指出的是，非傳統安全問題早已有之，并非冷戰后才出現，只是在后冷戰時代才逐步凸顯并加劇，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2002年，美國就把恐怖主義作為首要威脅寫進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法國在2000年后把自然災害、衛生和技術風險等作為重大危險因素列入了《國家防衛與安全白皮書》。我國也于“9·11”事件之后將非傳統安全和傳統安全一起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

傳統的安全和防務組織亦開始重視非傳統安全議題。“9·11”后，北約加快了轉型步伐，并組建了新部門來應對日益加劇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進入21世紀，穆尼黑安全會議也開始關注非傳統安全議題，在今年把空間、氣候、科技、公共衛生等議題列入日程之前，還討論過互聯網和能源安全等問題。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特征

與傳統安全相比，非傳統安全有如下突出特征：

一是涵蓋范圍廣泛。傳統安全問題涉及的是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安全，局限于政治和軍事領域；非傳統安全則突破了上述界限，延伸至經濟、科技、金融、文化、社會、環境、資源等各個領域，無所不包，涵蓋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是行為主體多樣。傳統安全的行為主體是國家，國家在傳統安全領域幾乎負有全責，既是爭端、沖突或戰爭的發起者，也是預防者和應對者。非傳統安全的行為主體則復雜的多，除國家外，還有社會組織和團體、群體與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就社會組織而言，還有官方和非官方、國內和國際之分。大量非傳統安全問題是非國家行為體、而且可能是多個行為體共同引發的，起因復雜，需要調動各方面力量合力應對。國家是治理主體，但其他行為體特別是國際組織的作用不容忽視。

三是指涉對象發生變化，由國家過渡到人。傳統安全指涉的是國家安全，以加強防務建設，預防和應對潛在軍事沖突、保護本國不受侵略為根本。簡單而言即避免戰爭。相比之下，非傳統安全則更多地指向“人”，這里的“人”不僅指個體的人，也指集體的人和整體的人即全人類。正如很多學者提出的，非傳統安全在內涵上突破了國家本位，向上拓展至全人類的安全，向下拓展至社會和個體的安全。安全觀從以國家為中心轉向以人為本。環境問題、重特大傳染病、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無不體現著非傳統安全的這一特點。人和國家在這里不是矛盾和對立關系，人作為國家的細胞，國家作為人的載體，彼此在利益上是交織的。

四是具有跨國性和全球性。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由于人員、物資、商品、服務的高流動性和行業與行業、國與國之間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蝴蝶效應十分顯著。很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在空間上突破了國界，在世界范圍內發展、蔓延，使任何國家和個人難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另一方面又突破了部門或行業界限，表現出從一個行業或領域影響到另一個行業或領取的趨勢，造成大范圍的連鎖反應，應對和治理難度非常高。

五是具有突發性和不確定性。非傳統安全中的很多事件特別是自然災害、重特大傳染病、恐怖襲擊、金融危機等具有突發性特點，往往難以預測，突然而至，讓人猝不及防。概言之，由于上述幾大特征，“非傳統安全”又被稱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綜合安全”“集體安全”“人類安全”“社會安全”等，以對應舊的、以國家安全為主的“傳統安全”。也由于這些特征，非傳統安全問題處置起來十分復雜，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十分艱巨的挑戰。特別是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非傳統安全問題此起彼伏，層出不窮，應對不當甚至可能會引發傳統安全問題。接下來我們便探討在全球化系統下，如何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

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

冷戰后迄今，非傳統安全危機頻發，給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日益嚴峻的挑戰，國際社會應從如下幾方面著手應對。

首先，要加強風險意識，建立預警機制，推動非傳統安全治理常態化。在日益加劇的非傳統安全挑戰面前，首先需要通過各種渠道加強研究、教育和宣傳，提高整個國際社會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認識，樹立非傳統安全風險意識，建立風險防控機制。特別要充分認識全球化對非傳統安全危害的擴散和放大效應，提前做好預案，建立長效預警機制，推動非傳統安全治理常態化，避免事到臨頭措手不及。歷史一再證明，鑒于非傳統安全的突發性和臨時性特征，人們經常后知后覺，事到臨頭才倉促應對，進行亡羊補牢式的補救，結果要么效果不佳，要么代價巨大。充分的準備和預案有助于變被動為主動，把不安全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把損失降到最小。

其次，突破傳統意識，樹立以人為本、包容合作的安全觀。從傳統安全到非傳統安全的轉變，是從以國家為重心到以人為重心的轉變。很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如地質和自然災害、重特大傳染病、恐怖襲擊、環境問題等針對的并非某個特定的國家，而是普遍意義上的人。因此國際社會應突破狹隘的、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傳統安全觀，樹立以人為本，著眼于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安全觀。從傳統安全到非傳統安全的改變，也是從對抗到合作的轉變。在以傳統安全為主的冷戰時期，國與國之間是競爭對抗、此消彼長、零和博弈關系。而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國與國的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一國之災難和威脅，也是他國和全人類的災難和威脅。國與國利益交織之緊密，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凡此種種，都要求人們拋棄“非敵即友”“非黑即白”的冷戰思維，培育集體安全意識，加強對話與溝通，樹立包容合作的集體安全新理念。在全球化體系下，非公共安全的復雜性、跨國性、全球性、溢出性是史無前例的；在地球村里，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危機是不僅重要而且必要。特別要強調的是，非傳統安全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安全，應堅決杜絕用意識形態的老眼光看問題，把傳統安全議題政治化，如把5G這樣的科技問題與政治掛鉤，渲染其對國家安全的損害。甚至搞“雙標”，如反恐：西方國家的反恐是反恐，被視作正義的化身；中國的反恐則被扣上侵犯少數民族人權的帽子。同為抑制病毒擴散封城，中國被指責為侵犯人權、西方就是力挽狂瀾，凡此種種，令人不齒。正如有人指出的，人類共同的敵人是災難，不是彼此；在全球化時代，大家只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病毒也好，其他安全威脅也罷，它們不分國界，也不講政治，哪種都不講。國際社會要做的，是拋棄傲慢與偏見，本著客觀公正、科學互信、開放坦誠的態度同心協力，同渡難關。任何將非傳統安全議題政治化的卑劣做法只能是挑起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害人害己。只有同舟共濟，方能共克時艱！

最后，重視國際組織等其他行為體的作用。非傳統安全問題行為主體的多樣性要求充分發揮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彌補國家力量的不足。這其中，國際組織作為集體協商與合作的平臺，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非傳統安全問題五花八門，種類繁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識技能，欠缺哪一方面都難以做出有效應對，但在現實中沒有哪一國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國際組織則不同，它們往往聚焦于某個領域，術業有專攻。特別是聯合國，有眾多行業性的制度安排——如世界衛生組織、糧農組織、勞工組織、教科文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能夠彌補政府在相關領域的知識短板。而且，在具有復雜性和跨國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面前，一國獨木難撐，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國際組織憑借國際視野和在國際層面相對豐富而成熟的處置經驗，以及全球性的協調能力，無疑具有先天優勢。

中國如何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

第一，應積極參與塑造國際規范，注入中國理念。國際組織作為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集體協商和治理平臺，其有效性是不容否認的。但是，整體而言，大多數國際組織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創建的，作為先發國家，他們已經從自身的價值觀出發、制定好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游戲規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和后加入國只能被動接受，導致集體協商經常扭曲為后來者和弱國被迫服從先來者和強國，前者的合理訴求和利益往往被無視，在貿易、金融、人權、能源等問題上莫不如此。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對世界體系的深度融入，今后應轉變角色，變被動適應為主動塑造，特別是要在關鍵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在接受、尊重和維護既有國際規則中合理成分的基礎上，推動改革或修正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在贏得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的同時，使國際規則充分關照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推動國際規范更加公正合理。

在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空間和技術安全等一些出現較晚、尚有政策制定空間的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國應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制定相關規則，將中國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價值觀注入其中，推動建立公正合理、平衡照顧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國際安全新秩序，避免相關國際組織淪為個別國家滿足私利的工具。以氣候變化問題為例，在該議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由于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針對發達國家不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現實，要求它們承擔有損其基本生存與發展的減排義務的做法，中國堅決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強化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的合作的同時，聯合以法國為代表的持相同立場的發達國家，共同反對美國在該議題上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同時以身作則，對內堅持減排，以實際行動維護《巴黎協定》并做出表率。

在通訊技術領域，從1G到4G，作為先行者的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事實上的行業標準制定者，其他國家只能被動追隨。隨著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公司在相關領域研發投入的加大，中國在5G技術上取得了長足進展，成為5G技術的領跑者，擁有了大量核心技術專利，進而影響到相關標準的制定，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的警惕和不安，他們對以華為為首的中國科技公司多方圍追堵截。美國更是不斷將5G問題政治化，處心積慮地想將中國公司從西方國家的5G供應商列表中剔除。面對這種不利局面，中國應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平臺，本著平等、開放、共享的理念，以更加透明的方式，與世界各國開展5G技術合作，制定適合不同國家國情的5G實施方案，構建安全、民主、包容、普惠的技術規則體系，以實際行動來破除美國所謂“中國5G技術威脅西方國家制度”的無恥謊言。

在空間技術領域，中國同樣本著開放技術合作、共贏互利的原則，推動全球范圍內的空間技術發展合作及對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使之服務于全人類的安全和福祉，避免成為大國爭霸的新場域。

第二，應分享經驗、強化合作。中國一貫以國際組織為框架，在非傳統安全危機的治理上進行國際交流合作，共享經驗。在威脅到全人類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面前，沒有敵我之分，救人也是自救！除去攜手合作，沒有其他出路。中國積極踐行了這一點。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始終以透明開放的姿態，向世界衛生組織及時通報情況，并接受世衛組織專家來華考察，共商治理方案。同時通過世衛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以視頻連線等方式，主動和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的抗疫經驗，以阻止疫情繼續蔓延。中國也十分注重區域性國際組織的作用和區域合作，針對目前疫情嚴重的歐洲地區，在17+1框架下和中東歐國家開展抗疫合作，交流防控經驗；在歐盟框架內推動中歐公共衛生治理合作。同時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為包括歐洲在內的全球多個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了從人員到物資的雙重支持。

今后，中國應在相應的國際組織框架內，繼續和世界各國共同探討建立公共衛生安全長效預警機制、進行重大突發性傳染病的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研究；針對疫情帶來的眾多次生災害，在其他國際機構框架內共商經濟社會振興方案。通過國際組織平臺積極參與非傳統安全治理也是軟實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在世人眼中，中國已然是經濟大國、政治大國。與此同時，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非傳統安全的治理給中國提供了提升與展現軟實力、打破上述不實論調、塑造良好大國形象的機會。在諸如氣候變化問題、公共衛生安全治理上，中國已然展示了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責任感和擔當。今后要進一步開展雙邊和多邊合作，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積極踐行我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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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崔榮偉：《中國參與塑造國際規范：需求、問題與策略》，《國際關系研究》，2015年第3期。

④鄭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種概念重構》，《國際論壇》，2006年第1期。

責編/韓拓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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