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電子政務研究所所長 傅榮校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5G、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應用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推進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今年全國兩會首次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為我國“新基建”按下了快進鍵。《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重點支持既促消費惠民生又調結構增后勁的“兩新一重”建設。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建設數據中心。“新基建”是一種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國力提升、社會治理需求的戰略布局。推進“新基建”，有著解決當前問題與促進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兩種經濟意義。從長遠角度來看，還需要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和適時調節。
“新基建”符合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多重需求合一的推進邏輯
“新基建”的經濟邏輯
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新基建”的經濟屬性。會議指出，“我國發展現階段投資需求潛力仍然巨大，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加大制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傳遞出了兩個信號，一是繼續發揮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二是實施以數字基建為主導的“新基建”。推進“新基建”，有著解決當前問題與促進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兩種經濟意義。
當前，需要繼續擴大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要面向數字基建，推進創新與數字技術相結合來驅動經濟內涵式增長。因而，“新基建”既符合穩增長的要求，也體現了新發展理念。
從長遠看，新基建的落腳點在于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是利用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實現以數據流帶動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對技術、資金、人才、物料、車間、企業等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支撐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加快與先進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交叉融合，為經濟增長持續注入強勁動能。鑒于新基建投資成本高和見效周期長，要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外溢效應，利用關聯的產業、業態和商業模式，來分攤或降低商業化、市場化成本和風險。
“新基建”的政治邏輯
在2018年4月召開的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信息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這一判斷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信息化浪潮興起之際，美國通過國內信息基礎設施法令實施了“信息高速公路”戰略，憑借自身領先的信息技術、堅實的信息基礎設施和強有力的網絡文化，在網絡空間占盡優勢。如果說在以上一代信息化為標志的國家競爭戰略面前，我國處于“學走跟跑”階段；那么以智能化為特征的下一代國家綜合實力競爭中，我國必須有“并跑”和“領跑”的相應戰略。某種意義上說，新基建就是這種戰略體現。我國布局的數字基建最終形成國家競爭新優勢，需要新基建助力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關鍵依托，這也是我們抓住信息化發展歷史機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邏輯。
“新基建”的社會邏輯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為建設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這一闡述是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其它科技融合作用于社會變革的基本判斷。智慧社會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信息網絡泛在化、規劃管理信息化、基礎設施智能化、產業發展數字化、政府決策科學化、公共服務優質化、社會治理精細化等方面，這正是新基建價值的社會外溢性。
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使得我們正在進入“人—機—物”高度融合的三元世界，社會活動對于數字基建高度依賴的同時，也為社會治理方式和體制的創新鋪設了底層邏輯。5G、物聯網、人工智能、計算中心和數據中心等新型通信基礎設施和算力基礎設施，正加速應用到社會治理中，并與傳統基礎設施融合，幫助解決政府決策、產業規劃、城市交通、應急管理、公共服務、社區治理等領域的難題，特別是正在改變著以新型智慧城市為場域支撐的惠民服務、精準治理、生態宜居、智能設施、信息資源、網絡安全、改革創新、市民體驗等各個方面。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國務院和各地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利用數字基建，在疫情分析預測、物資調配、人員流動追蹤、社區防控、企業復工、學校復學、在線教育等方面，帶來了不少新的應用場景。可以預見，數字基建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績與發現的問題，有利于引導新基建在智慧社會進一步發揮作用。
在“新基建”熱度下還需保持冷思考
新基建目前還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舊有發展思路固然不可取，但新的思路還需要凝練和理順，所以需要作幾個方面的冷靜觀察。
對于新基建的認識需在建設實踐基礎上不斷完善
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把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四項創新表達為新基建，這可以被視為狹義的新基建。2019年3月2日的央視報道中“新基建”的概念又為擴展，包括七大領域，即在原來四項創新型的數字基建基礎上，增加了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三項補民生短板的建設領域。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改委首次明確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3個方面內容：一是信息基礎設施（包括通信網絡基礎設施、新技術基礎設施和算力基礎設施等），二是融合基礎設施（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三是創新基礎設施（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發改委也表示，伴隨著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新型基礎設施的內涵、外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將持續跟蹤研究。可見，對于新基建的認識仍需要在建設實踐基礎上不斷完善。
政策工具要為新基建發展創造條件
制訂產業政策，是我國政府發揮經濟調節功能的重要抓手。在具體類型選擇上，多數學者支持推進選擇性產業政策向功能性、普惠式轉型。總體上，政府的政策工具應該為新基建發展創造條件，協調運用財政、貨幣、貿易、創新等政策手段，建立產業政策的相機調整機制，提高政策效應，摒棄政府直接投資、上項目，或者直接補貼等行政手段，防止因采用選擇性產業政策造成特惠式的產業“圈養”行為，保障新基建及其新產業的健康發展。
此外，與傳統的基建類型相比，新基建無論是建設項目本身，還是其在產業、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價值外溢，都需要有完善的支撐。在具體項目落地實施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各地實際需求、自然地理條件、網絡布局基礎，防止造成新的產能過剩。在投資方面，需要用理性來遏制沖動性投資并選擇有效融資方式。
綜上所述，新基建是一個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家綜合實力、達成智慧社會的新型領域，具有解決當前應急問題與支撐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雙重功能。但由于新基建是以創新發展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領域，具有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支撐環境的嚴苛性、政府引導和市場主導的協調性，因而，還需要冷靜思考、深入研究和適時調整。
原文責編/司文君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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