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大家談系列

作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阮建平；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關系專業博士研究生李齊對本文亦有貢獻

此次疫情暴發時，中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關鍵時期，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化時期。我們應準確把握此次疫情所帶來的歷史機遇，扭轉近年來中國面臨的經濟政治壓力，加速中國的崛起。

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將是空前的

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秘書長穆希薩·基圖伊（Mukhisa Kituyi）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導致嚴重的生命健康威脅外，還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風險。如果處理不力，這些危機相互疊加、反復激蕩，就可能演化為引發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的系統性風險。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和持續擴散，意味著經濟挑戰是可能觸發其它危機的重要中間變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分析報告認為，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導致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首次同時陷入經濟衰退。如果疫情在今年第二季度達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對今明兩年全球GDP造成的損失累計可能達9萬億美元。

作為世界最主要的發達地區，美國和西歐疫情的快速上升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象。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看到出現拐點的跡象。疫情造成的經濟社會沖擊已迅速顯露出來，各種悲觀情緒不斷蔓延。美國股市在十天內出現四次熔斷，引發全球股市一片恐慌。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將此次疫情對美國的沖擊視為冷戰以來與“9·11”和2007-2009年金融危機并列的三大危機之一。更讓其感到擔憂的是，前兩次危機都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現在的世界政治氛圍更像處于分裂性民族主義的20世紀30年代，它正導致國家之間的分離，而不是根本性合作”。因此，不少學者擔心，此次疫情可能導致類似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后果。如果此次疫情沖擊與主要國家的經濟周期和結構危機重疊共振，其后果可能比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更嚴重。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各國采取了規模空前的貨幣寬松政策。不管怎樣，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將是空前的，并可能持續數年。

對西方而言，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導致了空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甚至成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誘因。但對蘇聯而言，大蕭條卻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蘇聯大力吸引歐美的資本、技術和工程專家，建立起鋼鐵、汽車、飛機、拖拉機、水電站等大型工業項目。從1928年至1937年，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計劃”快速地由一個歐洲落后的農業工業國家迅速成長為一個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大國，工業增長達兩倍以上。其成功除了自身的組織動員外，另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充分利用歐美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在任何一個時期，全球生產要素的總量相對是既定的，每一種要素都會去尋求更高回報。因此，正常情況下，要素市場的供求是均衡的。一旦某些地區出現大范圍危機，這些要素就會轉向其它地區尋求保值或增值。由于發達國家的要素非常充沛，且高度資本化，大危機必然驅使那些感到危險或找不到機會的要素到更安全的地方尋求更高回報。危機越嚴重，這種動機就越強烈。因此，在大危機時期，安全就是財富，穩定就是機會。在全球化高度發達的今天，大范圍的危機為少數穩定地區提供了吸引和利用全球資源發展自己的更大的歷史性機遇，這是動態系統的必然規律。與此同時，機遇與挑戰是辯證發展相互轉化的。一個國家如果安于歷史機遇而形成路徑依賴，不愿意及時主動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轉換動能，就無法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支持。一旦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新的挑戰也會出現。

疫情的經濟沖擊對中國而言蘊藏著重大的歷史機遇

疫情的大規模暴發，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造成了廣泛而深遠的沖擊。從動態系統的角度來看，此次疫情的經濟沖擊往往蘊藏著重大的歷史機遇，將加速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重組。

經過三個月的艱苦努力，中國已將本土疫情基本控制下來，并逐步轉向復工復產，而世界尤其是歐美卻相繼陷入疫情大暴發的階段，經濟恐慌不斷蔓延，在結構性和周期性矛盾的共振下，其經濟在未來3個月可能進入一個衰退期，這種“時空對比”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短期內，陷入疫情困境的各國對醫療、生產和生活物資的緊急需求為中國穩出口提供了歷史性窗口。據統計，2020年3月份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環比回升，其中制造業PMI為52.0%，比2月回升16.3個百分點；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2.3%，回升22.7個百分點。截至4月21日，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和復崗率分別回升至99.1%和95.1%，復工復產逐步接近或達到正常水平。疫情對各國應急物資儲備及其生產供給提出了空前的挑戰，沒有哪個國家為此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物資奇缺及其自給自足非短期內可以解決，急需大量進口；與此同時，隔離措施的延續對生產生活也帶來了空前的挑戰，商品庫存和原材料面臨枯竭。在普遍性危機沖擊下，短期內重建供應也面臨選擇的較大困難。這些都為中國出口提供了重要的時間窗口。

從長期來看，中國迅速控制疫情所顯示出來的體制效能和擴大開放的政策為全球資本再次確認中國市場價值提供了新的基礎。此次疫情可能促進一些國家強化自力更生意識，導致重要物資產業的重建或回歸，但同樣重要的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運用使得生產力與市場的矛盾更加尖銳。脫離了世界市場，二者矛盾的激化更容易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在全球資本等生產要素既定的前提下，“國內至上”所引發的相互封閉，必然導致市場容量的萎縮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遲早會重新激化生產與市場的矛盾。從歷史來看，即使是兩次空前的世界大戰也沒能阻止全球分工的發展趨勢。因此，疫情沖擊可能對全球分工造成較為明顯的短期沖擊，但不可能阻止全球化的進程，只是改變了全球分工和產業鏈的重新配置。作為全球化的根本驅動力，資本或資本化的要素就是要通過不斷投入再循環實現增值。此次疫情中，醫療資源豐富和公共衛生條件發達的歐美等國出人意外地相繼陷入大暴發，而對醫療資源匱乏、公共衛生條件落后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疫情一旦大暴發，其后果將更為嚴重。在全球資本空前豐沛的今天，無論是為了避險，還是為了增值，最快控制疫情并實現復蘇的中國將再次受到全球資本的青睞，“重新發現中國的投資價值”將成為疫情新一輪全球投資的重要動向。

為了應對疫情沖擊，各國相繼采取了空前的反危機政策，從發放困難補助、消費券到擴大財政支出、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消費和投資。這些措施短期內有助于緩解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但如果其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從長期來看可能導致“滯脹”。鑒于中國市場的穩定和巨大潛力以及中國政府擴大開放的政策，其中不少資金可能通過全球資本市場進入中國，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提供更加有利的融資環境。

從國家發展和國際戰略競爭的高度做好疫情應對

做好吸引利用優化全球資本的準備。自由和穩定是資本運行的兩大基本要求。中國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運行及宏觀環境安全穩定的同時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為吸引全球資本提供更為便利的環境。“世界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的鮮明對比，必然有助于吸引大量全球自由流動的資本來到中國獲得回報，包括當前各國刺激政策的資金也可能借助全球資本市場進入中國。為此，要做好吸引、利用和優化外資的準備：要通過對此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查漏補缺，大力改革和完善公共衛生安全保障和應急管理系統，通過可顯示和驗證的方式增強社會信心與安全感。這不僅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強世界資本對中國信心的重要基礎。基于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中國越安全穩定，就越能吸引世界的資本。進一步推進投資保護和便利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繼續推進“放管服”改革，加速營商環境改善，增強中國市場的持久吸引力，將投資中國的可能性變為新的現實性。疫情的短期沖擊可能增加對中國相關產品的需求，但從長期看，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在于穩定、便捷和可靠的制度環境。與此相適應，中國應探索如何進一步利用國際頂級人才的方式方法。在吸引和利用國際資本的同時，也應該對其挑戰保持實時關注。世界資本進入中國既是機遇，也可能帶來挑戰。從短期來看，如果歐美經濟短期難以恢復，包括其刺激政策所帶來的大量資金進入中國，會增加中國的通脹壓力。對此，中國未來應根據發展趨勢適時調整自身的財政貨幣政策，避免輸入性通貨膨脹。

加快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步伐。一是堅決避免路徑依賴，靈活利用國際產業投資的“時空差”實時升級轉產。機遇與挑戰是辯證轉化的。疫情沖擊導致世界對中國相關防疫產品的需要大增，但隨著各國防疫物資產業的國產化和本土化，這種短期需求必將逐步下降。同時，在資本總量既定的情況下，這些國家防疫產業投資的增加必然減少其它產業的投入，這又為中國其它產業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因此，中國相關企業在完成抗疫物資的短期供給后，應實時進行投資轉向或升級，避免低端重復導致的產能過剩，滯緩自身結構調整的步伐，喪失歷史機遇。二是從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趨勢出發，加快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民眾對全生命過程的系統性健康追求是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應進一步加強與醫療醫藥、健康管理、康復保健和養老養生等相關的“大健康產業”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以新一代互聯網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整合傳統產業，催生新的產業和業態。能否充分利用這一場新技術革命進行經濟結構的整合升級是中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彎道趕超”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進一步加大5G、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開發與利用，推進中國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智聯網的發展，實現中國經濟的信息化集成發展，提升中國經濟的效率和韌性。三是產業升級要注重集群發展，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疫情的暴發對那些具有產業集群優勢的地區和產業受影響較少，顯示出難以替代的穩定性。疫情會加速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中國要抓住歐美部分產業停擺、經濟衰退的機會，加速產業升級和集群發展。未來中國產業升級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應進一步強化產業鏈集群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確保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

繼續全面推進對外經濟合作，拓展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近10多年來，全球多邊經貿談判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各種區域諸邊合作受地緣政治的制約進展緩慢，雙邊合作雖然進展較大，但效果有限。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各國更需要一個自由開放和穩定的世界經濟。從歷史經驗來看，誰能夠更好地適應這種時代需求，誰就可能贏得更大的發展機會和更多的國際支持。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和戰后主要全球化機制的主導者，美國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的盛行，對國際經濟合作和世界經濟復蘇構成了嚴峻挑戰。作為日益融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必要繼續堅持自由開放的理念，穩步推進對外經濟合作。2020年，中國要優先大力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的盡快簽署，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和中歐FTA談判，以產業和健康合作為契機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深入發展。在全球權力結構深入調整的今天，這對中國尤為重要。

【注：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與中國的發展戰略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9AGJ003）研究成果，得到武漢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項目的資助】

原文責編/張忠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