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大家談系列
作者：段文斌 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導，伯苓學院副院長
隨著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統籌推進，新基建被廣泛關注和密集討論。從流動人員健康監測，到疫情態勢研判；從廣泛應用機器人配送，到紅外人體溫度快速篩檢儀……數字技術的普及運用，使人們愈發感受到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
2018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指出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應把復工復產達產與加強戰略謀劃和前瞻布局結合起來。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加快建設、抓緊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是影響我國未來發展的長遠大計，而非應對疫情沖擊的短期性政策。
新基建有利于暢通經濟社會循環，但不是“特效藥”
新冠肺炎疫情傳播速度快、感染范圍廣、防控難度大，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戰爭，是一場數字化能力建設的大考，也是對我們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關系的一次檢驗。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不僅發生在供給側，也發生在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需求端。我們首先應該明確，這次疫情給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挑戰，但并非是由生產相對過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也不是一場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如果各國協調處置不當，是否引發全球的經濟金融危機另當別論。
新基建雖非應對疫情沖擊的“特效藥”，但在短期可以刺激和拉動投資，更好地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對沖疫情影響；在中長期可以提高生產率，增加供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然而對新基建的理解和認識絕不應止步于此。疫情的直接影響和主要沖擊，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不能有序轉動，產業鏈、供應鏈不能暢通運轉，進而導致生產活動和經濟社會循環停頓。受影響和沖擊最為嚴重的，是住宿餐飲、文體娛樂、交通運輸、旅游等行業，以及中小企業、進城務工和彈性就業、高校畢業生等群體。這些都更多地表現在供給側和生產領域，生產和流通秩序遭到破壞而導致產出減少。因此，現階段的發展重心在于穩增長——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破解復工復產中的難點、堵點，暢通產業循環、市場循環、經濟社會循環，形成供需良性互動，力爭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
當前最重要的就是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做好自己的事情，作出判斷和提供對策更需厘清輕重緩急、主與次、短期與中長期，力避眉毛胡子一把抓。我國當前應對疫情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同傳統意義上旨在調節有效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實質不同。應當區分經濟恢復政策與經濟刺激政策，并處理好兩者的關系。當然，兩者雖不是截然對立，但其中的差異卻是不容忽視的。擴張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并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長久之道，資金終歸有限，應當把穩增長作為首選目標，把就業這一民生之本放在首位。特別是重點幫扶中小企業，因為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來自于中小企業。其要義在于，堅持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強化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
在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新基建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契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新基建將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向。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邏輯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大背景下，新基建的作用將不僅體現在短期，更為重要的是會產生長期效應和發揮長遠影響。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已經由改革開放前30年間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而且下行壓力尚未有效釋放，尚難判斷何時企穩在L型走勢的水平線上。
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投入和生產率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基本變量。2008年以來，這些生產要素的實際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已經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而轉向提高生產率和以創新驅動發展成為了必然選擇。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邏輯。只有將新基建置于這一新邏輯當中，才能清晰認識其作用和意義。作為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新基建既非應對疫情沖擊的權宜之計，也不是可以孤立討論的流行話題，而是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契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從全球大背景觀察，當前我國處于工業化后期，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多層次的特點依然明顯。一方面需要走完發達國家業已完成的工業化道路，另一方面需要積極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和挑戰。所以，我們的任務是雙重的——既要改造傳統，又要發展新興。
從未來基于“工業4.0”而衍生出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觀察，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崛起，并引領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科技實力由此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同時，“去工業化”和國際產業轉移使美國實體經濟部門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降至當前的28%，其中制造業由20.5%降為11.7%。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與產業融合的特點日益凸顯。這對于中國、德國、日本等擁有或強或大的工業體系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次實現由跟跑到并跑、領跑的難得“戰略機遇期”。
把兩大背景聯系起來，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在完成“雙重任務”的過程中實現“變軌超車”，是我國經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5G網絡、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作為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其重要地位和作用不言自明。
近代以來，我國幾次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已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和市場條件。這包括超大規模經濟體、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擁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1億多個市場主體，是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制造業規模居全球首位，成為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等。同時，要認識到在科技和人才積累、制度環境上，我們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特別是形成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但短板依然明顯。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抓緊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這是從戰略上前瞻性地指明了科技創新和產業優化升級、壯大新增長點和形成發展新動能的方向。
新基建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依托，將如何發揮新動能
作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組成部分，新基建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依托，其本身也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就明確提出了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概念。應當認識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基建都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同樣需要戰略定力、久久為功、善做善成，需要釘釘子精神、需要有“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勁頭。在疫情中，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新興產業展現出強大成長潛力，這無疑為加快新基建帶來契機。接下來，深化結構改革依然是根本，而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是結構改革的必要條件。
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離不開需求管理或宏觀調控。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旨在使實際增速接近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應對疫情不僅要延續“十三五”期間指向穩增長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而且進一步強調“更加積極有為和更加靈活適度”，從而逆周期調節的節奏和力度能夠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防止短期沖擊演變成趨勢性變化。在本輪宏觀調控當中，應當吸取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積累的經驗，因時因勢持續發力，既要避免畢其功于一役、用力過猛，也要避免政策措施過早退出。
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對于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超過3％，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不超過60％的國際警戒線，要用動態的觀點來看待，不必作為鐵律來固守。關鍵是要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速和較低的利息率。前者是償債能力和穩預期的基礎，進而決定政府是否能從市場為赤字融到資，后者則決定了政府能否以低成本融資。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韌性和潛力，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為了配合中央政府增發國債，我國央行也有必要進一步降低利息率。國債市場的擴大不僅有助于政府融資，而且有助于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目前我國國債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可以預見本輪疫情過后，國債市場會有長足的發展。
發展新基建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根本還是在于結構改革。結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通過破解長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指向提高生產率和潛在經濟增長率。近年來我國投資增速持續下降。資本形成既要看投資總量，更要看投資結構。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是我國投資的“三駕馬車”，其特點是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牽引，制造業投資依賴于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因地方債風險，其空間逐步收縮，房地產投資的歷史峰值期已過，因此制造業投資下滑。
新基建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可以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同時投資需要一定的回報率，才具有可持續性。融資難、融資貴，有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不夠的問題，但更基本的是投資后的盈利能力不足。新基建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了高科技和未來產業，要實現盈利、保持可持續性發展就必須依托內生消費需求和內生技術能力。近年來，我國消費升級趨勢與消費增速持續走低并存。如何滿足好大量潛在和現實需求，關鍵是擴大就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提高供給體系質量，這些都是結構改革的題中之義。
形成內生技術能力和技術創新，是新基建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繞不過去的關口。對此，需要全面深化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既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應致力于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發組織和應用場景建設，成果轉化和技術滲透擴散更應該依靠市場調節，進而基于新技術形成新產業、新模式和新業態。對于政府作用，強調“更好發揮”，不是“更多發揮”，要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放手”不是“甩手”。另一方面，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政府致力于反壟斷和競爭性市場建設，通過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推進開放準入和公平競爭。同時，通過“擠入效應”，帶動全社會投資。
總之，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穩增長的同時，應堅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統籌兼顧，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原文責編/賈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