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獨特的優良的政治生態的滋養，我黨難以取得輝煌業績——

1933年中央蘇區頒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須有一個良好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污濁，從政環境就惡劣；政治生態清明，從政環境就優良。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中國共產黨成立近100年來，為何能夠始終保持旺盛的戰斗力、能夠始終走在時代的前面、能夠始終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總體上擁有健康的政治生態是其中很關鍵的因素。健康的政治生態充分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事業能得到足夠的思想文化的滋養，能夠隨時看清中外大勢，在關鍵時刻頭腦清醒，決斷正確，行動及時。沒有這個獨特的優良的政治生態的滋養，我們黨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業績。

近百年來，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在基本內容、方式方法、方針原則等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為新時代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提供了重要參照。

革命時期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對加強黨員紀律意識和組織觀念、增強斗爭意志、獲得群眾支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革命時期起，中國共產黨就注重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打擊腐敗、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反對消極逃避思想，對確保革命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

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了組織建立、政策執行、黨員進出等方面的紀律要求。1925年，省港罷工委員會制定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應守紀律》；1926年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發布了《堅決清理貪污腐化分子》，等等。這些舉措加強了黨員的紀律意識、組織觀念，懲處了黨員和工人隊伍中貪污腐化者，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

土地革命時期，在1927年的漢口會議上成立了黨的審查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和省監察委員會；1928年，毛澤東集合部隊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明確了部隊的軍事紀律和群眾紀律；1933年中央蘇區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1934年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不一而足。這一時期，面臨著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以紀律意識、組織觀念、革命意志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為打破國民黨的封鎖與扼殺、成功進行戰略轉移提供了先決條件。

抗戰時期，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懲治貪污條例》《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等，完善了行政監察制度、建立了“三三制”，開展了整風運動，營造了一個廉潔自律、遵紀守規、深入群眾、堅持民主集中制的良好政治生態，奠定了抗戰勝利的組織基礎和領導保障。

解放戰爭時期，在基層行政單位、銀行和商店等部門設置監察委員會；1945年，發布了《關于加強軍隊紀律堅決執行城市政策的指示》；1947年，開展了“三查三整”運動，等等。此外還建立了行政檢查制度、工作報告制度、巡視制度等等。這一時期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對克服戰爭初期兵力不足、增強斗爭意志、獲得群眾支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過渡和建設時期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日趨向好，也滋生了一定問題

從1949年至1978年，是過渡和建設時期。黨的政治生態建設圍繞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改造、動員一切力量建設社會主義而展開。過渡時期，在體制機制方面，《共同綱領》頒布之后，各級監察機關逐步建立；1950年底，縣以上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相繼建立，司法檢察機關也逐步建立；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處罰了劉青山、張子善等貪污分子。這一時期，面臨著鞏固新政權、維護社會穩定、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等迫切任務，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態建設，促進了黨員干部由革命向執政思想認識轉變，強化了黨群聯系，對克服這一時期的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紀檢監察機關建設不斷向基層和企業領域延伸。法律法規建設進一步完善，黨的八大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強調了集體領導，細化了黨員紀律，并提出從思想教育和制度規范著手防止腐敗。1960年下發了《關于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1961年發布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等。作風紀律建設也不斷深化，1957年與1958年間，開展了整風運動，60年代初又開展了新的“三反”“五反”運動，在此期間還進行了學習雷鋒、學習焦裕祿、學習解放軍等榜樣教育活動。這一系列規章制度和運動對黨內政治生態的凈化，增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調動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對克服內部困難、打破外部封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客觀上也應該看到，以群眾運動為重要途徑的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帶來了打擊面過寬、過粗的問題，并偏離了法治的軌道，“文化大革命”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從整體上來看，這一時期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的體制機制、思想文化、組織紀律等逐步建立健全，但“運動式”反腐也貫穿始終，既促進了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日趨向好，也滋生了一定問題，為改革開放后政治生態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