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美國的一刻沒有到來。如果說美國人為此松了一口氣的話，那么日本的跌落，帶給本國人的是無盡的失落和迷惘。但把情境放回到八十年代，這是日本上下“信心滿滿”的十年。這種自信和優越感，悖論式地支撐了日本人對投入改革開放事業、“虛心而落后”的中國的好感。

還是以首相中曾根康弘為例：他當時曾確信地表示，中國無論政經都走在向日本靠攏的道路上。?在這份自信和樂觀驅使下，他還對訪日的中國領導人胡耀邦做出了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組織家宴等舉措，推進領導人間個人的友誼。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當時的日本領導人，對歷史問題尚有基本的敏感，對因歷史問題發生的中日爭端有及時的糾錯舉動。1985年，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當中方通過諸渠道傳達嚴重不滿后，中曾根表示將不再在任期內參拜。次年訪華時，他來到反日運動最為激烈的北大，發出了“日中不再戰”的誓言。這種對華的好感和對歷史基本正確的態度，不局限于政界。曾擔任過中曾根個人信使的日本工商團體“經團聯”負責人、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也多次表示，面對積極改革開放的中國，日本需要提供包括政府官方援助（ODA）在內的各種形式的資助，并以此開啟兩國和解的新篇章。?

日本民間同樣充滿了以自信和優越感支撐的對華友好。各大報章時常發表文章、社論，或是表達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支持，或是提醒日本政府要保持在歷史問題上的正確態度。令人感慨的是，九十年代后的日本，經常抱怨歷史成了中日關系的一張牌。事實上，八十年代，日本媒體經常談論那段不幸的歷史，并以此敦促自己的政府謹言慎行。看來，并不是歷史到了九十年代忽然成了牌，而是國力停滯自信驟降的日本，對自己曾經常打的牌忽然打不起了。

講罷八十年代日本的自信爆棚，再來談談同時期中國對日關系的動向。1982年，日本媒體報道，文部省批準的新教科書里，包含對日本二戰諸多罪行輕描淡寫的處理。中國政府嚴正抗議，并在國內開展了不忘歷史、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全民教育運動。三年后，針對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各地高校學生組織了抗議活動，譴責日本錯誤的歷史動向和新一輪的“經濟侵略”。日后對兩國關系造成嚴重干擾的歷史爭端，此時期初現端倪。

在中國領導層面，日本既是學習的目標，也是斗爭的對象。這種既積極學習也不吝批評的態度，在鄧小平身上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一方面，鄧小平對日本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表現出了極大的謙遜和好奇。在參觀日產汽車公司時，鄧小平題詞道：“向偉大、勤勞、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學習、致敬！”?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還曾幽默地打比方說：“中國必須承認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說自己是美人。在科學技術和經營方面，我們需要很好地向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學習。”參觀松下公司時，鄧小平再次把日本的豐富管理經驗比為“長生不老藥”?。

鄧小平敢于承認中國的落后和向日本學習的必要性。同時，他也毫不猶豫地對日本進行批評譴責。一系列歷史爭端爆發后，鄧小平向來訪的日本公明黨代表團不客氣地表示：“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的賬最多的國家。”?他還將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向來訪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宣講，例如1987年4月6日，在會見瑞典首相卡爾松時，鄧小平就指出：“干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第一個要數日本。”?這種觀點，鄧小平還在同英國前首相希思、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等多個會見中進行過類似表述。

面對中方不斷提升的警惕，真正耐人尋味的是日方的態度。在日本公眾心中，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再加上兩國間巨大的差距，湮沒了由于中國對日抗議而可能引發的負面情緒。在此情緒引導下，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更像是一個潛心向日本老師學習的學生。日本外務省外交官田中均多年后也坦陳，盡管中國幅員遼闊，但當時不少日本人覺得中國是個“小國”，對日本沒什么威脅。?

在安全、自信和優越感下，反而會謙遜、寬容、靈活、大度——這一心理作用不僅適用于個人，也適用于國家。1982年的教科書風波，以鈴木善幸內閣同意修改教科書收場；1985年靖國神社風波后，日本主要媒體紛紛發表社論，批評中曾根的參拜決定；在鄧小平發表一系列批評日本的言論后，一位日本高層外交官曾反駁，稱鄧小平為“云朵上的人”。這一比喻在日語里有批評人頭腦不清的意味。中方抗議后，這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

這一階段，中日間的友好是真實的。但是，日方熱情顯然更高，并造成了在國民感情這一軟實力的重要指標上，中國在日本得分頗高。八十年代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長期保持在70%～80%之間，基本和其對美國這一日本第一盟友的好感度持平。如前文所述，這種好感，并不在于中方刻意做了什么，而是充滿優越感的日本人對國家的能力和未來充滿信心。對中國的好感，還不如說是對自身軟實力的自豪。中國這個勤學肯干的鄰國和“小國”，成了放大這種自豪感的一面“哈哈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