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間逆境下的“和平攻勢”

二十世紀中期，世界剛剛經過二戰戰火的洗禮，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旋即展開。戰后中日關系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危機的大環境下開始的。新中國成立后，做出了倒向蘇聯的政策抉擇。而此時的日本，還處于美軍為主的盟軍占領下。中日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這使得雙方在外交上的自主抉擇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兩國政策的出發點，往往不是維護本國的利益，而是維護所謂陣營的利益。盡管如此，新中國領導人對日本這一四年前的侵略者和今日美國陣營的擁躉，采取了頗為靈活的外交策略。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經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強調在種種不利因素下領導人智慧方略的重要性。②此時期中國的對日關系，應該說體現了這一論點的生命力。

新中國領導層為什么要對日本采取更為靈活主動的外交策略？這里有很現實的考量：百廢待興的中國，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區域環境。1949年1月21日，離新中國成立尚有九個月，新華社即發表了代表高層觀點的對日關系宣言。一篇題為《日本的選舉和中國》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遠東這兩大民族可以而且應該建立親密的友誼。”③《人民日報》也于五十年代初發表社論，闡明中日關系正?；闹匾?。④

提起領導人對中日關系的推動，尤其需要提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個人作用。盡管當時中日并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但日本客人是這兩位領導人的常客。1955年10月15日，在接見林山榮吉為團長的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的時候，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揮灑自如的方式告訴日本客人：“我們對你們沒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條件，沒有什么可緊張的。不要那么緊張，緊張了不好過日子，還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好。再說，我們之間的社會制度雖然并不一致，但這個不一致并不妨害我們相互的尊重和友誼。過去的老賬并不妨害我們，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們。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主要是將來的問題。”⑤這里需要指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表現出的對日寬容，是建立在日方訪客對戰爭的真誠懺悔上，而不是無條件的。如一些歷史學者指出，當時的中日會談，往往是日本客人主動提及悔罪問題，中方則表示錯在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在日本人民。正確認識下可以不計前嫌。這一立場，應該說和今日是一致的。

如果說毛澤東是在綱領上粗線條地勾勒出對日外交的輪廓，那么周恩來則是在實踐層次對中日關系的發展傾盡全力。根據《周恩來外交年譜》統計，周恩來在其二十七年總理生涯中接見最多的就是日本客人，達到287次，會見的日本代表團總數更達到610個。周恩來接見的客人，不僅包括意識形態親共的代表，也包括日本的中間派甚至保守派。真可謂廣交朋友。

在周恩來接見的日本客人中，有一位部長后來成為了左右日本政壇的風云人物——這就是中曾根康弘。1973年，作為正當年的通產省大臣，中曾根訪華。周恩來敏銳地察覺到這顆政治之星的前途，在一天內同這位以保守立場出名的政治家會談了三次，最后一次一直談到了夜里1點半。出門時，周恩來親自給中曾根披上大衣。多年后，中曾根在自己的自傳《天地有情》中懷念這一幕。他寫道：“多么偉大的政治家！身為一國總理，會把一位部長大臣送到門口再披上大衣。（會見周恩來）是一段幫助我成長的學習歷程。”⑥

闡述了中方對日的靈活政策和積極姿態，那么日方又是如何應對這樣的“和平攻勢”呢？日本的態度有一個轉變的過程，總結起來就是從“官民有別、官冷民熱”到“官民合流”。而這一變化，既體現了中方“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思路，也說明了以攻心為標的的軟實力外交，必須要有長遠目光，不以一時一事計得失。這一認識時至今日，仍有指導意義。

日本戰后第一位設計師級別的政治家，非吉田茂莫屬。而吉田茂也把對中國似遠還近、表面冷內心熱的矛盾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位親美的保守派首相，一方面把跟從美國的表面文章做得滴水不漏。他明確表示，日本政府沒有和“共產中國”發展關系的計劃。在他的引領下，一系列后繼者，包括鳩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等，都表示不會和中國關系正?；??？闪硪环矫?，吉田茂在自傳中承認，他的對華政策受到了美國，尤其是國務卿杜勒斯的強大壓力。吉田茂還表示，美國人在了解中國方面，無法和日本人相提并論。言下之意，美國沒有資格在對華政策上給日本人上課。多年后，已經成為日本自民黨干事長的加藤纮一，回憶自己剛剛成為外務省的一員，在外務省研修班結業之時，吉田茂到場，并對全體學員表示，“中國是我最希望諸君學習了解的國家”。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