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京津冀本身的發展也要求形成一體化格局。京津冀地緣相接、人緣相親，地域一體、文化一脈，歷史淵源深厚、交往半徑相宜，完全能夠相互融合、協同發展。但據筆者在津京生活工作60年之體驗，深感京津冀三地封閉、割裂化已成“痼疾“。由于區域內各城市發展目標雷同，產業結構自成體系，自我封閉和“產業同構”現象嚴重，城市間爭項目、搶資源、搶市場等惡性競爭和封閉競爭現象一直存在。1996年筆者曾以《京津合作的八個方面》為題，具體探討了京津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旨在推進京津經濟合作?，但是積重難返，非有國家重大的戰略決策不可。人們希望把京、津、冀等環渤海西岸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考慮，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區域和北方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新的經濟“發展極”。

2006年國家發改委開始編制《京津冀都市圈區域綜合規劃》。繼之，2011年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推進河北沿海地區發展”。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把“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2015年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京津冀一體化被提到“重大國家戰略”“重大戰略決策”層面。

為實現這個“重大國家戰略”“重大戰略決策”，筆者建議，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應實現“四個率先”：其一，率先治理污染，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為全國做出表率。要加強環境保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尤其要共同控制重點行業污染物的排放，加大機動車污染治理力度，建立環境監測數據及空氣質量預警信息共享機制等。生態環境建設應率先推進。其二，以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輪開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創新上走在全國的前列，真正“殺出一條血路來”。其三，以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園區為樣板，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形成一批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知名品牌，提高國際競爭力。其四，適應經濟新階段的要求，率先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京津冀三地區功能之重新定位，特別是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剝離其經濟中心等“非首都功能”，在這方面非有“壯士斷腕”氣魄不可。

關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習近平總書記繼在出訪中亞期間率先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之后，于2013年10月在東南亞正式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被人們并稱“一帶一路”）。李克強總理參加2013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時強調，鋪就面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這是一個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國際化大戰略。在推進中國區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促進經濟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這種“區域合作”已經超出國內區域發展的范疇，可以說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

對于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沿海地區具有責無旁貸的作用。這也是本文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內容放在沿海地區發展戰略的原因。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三個突出問題要解決：

第一點，內部——要到邊。要動員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所有的通商港口和地區，都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目前“狹隘化”之一，拘泥于所謂“泉州起點”的說法。其實，那是“古”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古”和“21世紀”，是兩個時空不同的概念。“21世紀”的“起點”具有更為廣闊的戰略視角，其涵蓋范圍可以包括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所有的通商港口，如京津冀和環渤海地區的天津、秦皇島、大連，青島、煙臺；長三角地區的上海、寧波—舟山、連云港；珠三角地區的廣州、深圳、湛江；海峽西岸地區的福州、泉州、廈門、汕頭；以及海口、三亞等等。

第二點，外部——要到底。“狹隘化”之二，認為此路只是通往東盟或者遠一點近似“鄭和下西洋”的路線。其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并不限于“鄭和下西洋”的路線，而是指以中國港口為起點通往亞洲、非洲、歐洲以及澳洲等地海上來往通道的統稱。其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因此，比“鄭和下西洋”的路線要廣闊得多。

第三點，著力點要抓海洋經濟和沿線港口建設。在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過程中，應以海洋經濟為重點，著力發展海上養殖、遠洋漁業、海上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資源開發、海洋旅游（包括游輪經濟等）；要特別重視港口的建設，并以此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海上運輸大通道。筆者在主持《“一帶一路”中巴經濟走廊國際研討會》有關瓜達爾港討論過程中感到，在推進“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中巴和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相關港口的關聯度，極為密切，應給予高度重視。

升級版的“沿江”戰略：以長江經濟帶拉動大長江流域經濟發展

2014年3月5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提出，要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這意味著要將長江經濟帶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2014年4月25日政治局會議作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大決策。黨中央國務院新提的“長江經濟帶”，又是一項“國家戰略”和“重大戰略決策”。

在筆者1988年提出的“四沿”開放發展戰略中，雖然在“沿海”之后提出“沿江（長江）”開放發展，但彼文中的“長江經濟帶”范圍比現在要小一些，那時西端只講到四川和重慶，尚未把云南、貴州包括在內。2014年4月28日李克強總理提出“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重要支撐”時，明確新的長江經濟帶東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重慶、江蘇、湖北、浙江、四川、云南、貴州、湖南、江西、安徽9個省2個直轄市。“長江經濟帶”與前文闡述的“長三角經濟圈”有某些交集。

為什么把長江經濟帶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據規劃，“長江經濟帶”面積占全國18%，人口占全國36%。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上述11個長江經濟帶覆蓋省市的GDP總量接近26萬億，占全部GDP總量的41.2%。預測在本世紀的戰略機遇期內，中國經濟的總體增速將保持6.5%~7％，而長江經濟帶經濟增長速度將超過全國經濟的平均增速。據此推算，未來15年到2020年前后長江經濟帶的經濟總量將達到全國的“半壁江山”，長江經濟帶將成為繼中國沿海經濟帶之后最有活力的經濟帶?。

從華夏歷史上黃河和長江流域的開發情況看，北宋及北宋之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但自1127年“靖康之變”（宋徽宗、宋欽宗被金國所俘，北宋覆亡，后經商丘遷都臨安）建立南宋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明顯南移。此后長江流域的開發和利用一直沒有間斷，長江流域成為華夏民族經濟最發達、科技發展、對外貿易、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