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現代社會把文化生活問題留在社會領域，使得個人的生活樣式成為了基于自身意愿選擇的產物。當民族認同僭入政治層面，必然導致民族認同中有關民族社會習俗與相關的宗教教義等與公共權力相結合而成為具有強制力的規范。這對于其他民族成員而言，就意味著個人在生活方式選擇上的自主性的喪失。

再次，當民族身份進入公共領域，公民身份被質疑，進而對于建立在公民政治共識基礎上形成的憲法權威，以及憲法權威為核心構建的普遍性法律秩序產生威脅，于是，法律不再成為處理人們之間沖突的根本性規范。這必將導致人們尤其是不同民族成員彼此之間的社會行為的預期不復存在，公共秩序受到挑戰。

還有，現代政治的文明之處在于，以公共理性代替物質暴力來協調人們的社會交往與沖突成為人類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則。但是，由于民族認同的特殊性，以及身份上的封閉性，一旦民族認同開始對公共權力產生訴求，封閉性的民族身份代替了公民身份，其他社會成員，既無法接受也無法協商，人們公共生活中的理性協商原則將喪失其存在的基礎，政治將不再具有開放性與可協商性。缺乏以公共理性為原則的法治協調原則，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既不可妥協也不能調節，暴力沖突不可避免。這就是民族沖突總不可避免地演化為暴力沖突的內在邏輯，也是國家認同危機總是伴隨著民族之間的暴力流血發生的基本原因。

最后，否棄國家認同的民族成員，使得民族認同進入政治層面對主權提出訴求，要求“族性”與政治訴求的絕對統一，實現民族地區完全自治。這就意味著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地方民族為實現分裂目的從民族主義中尋求合法性支持而徹底否棄中央權威，要求建立獨立政權，使國家的完整性面臨分裂的危險。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認同危機，說到底就是地方民族認同僭越其文化認同與地域認同的定位，開始進入國家政治層面，對公共權力發起訴求，公民身份被質疑，以憲法權威為核心的法律秩序遭到挑戰。這種僭越是對國家認同和政治合法性的質疑，是對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秩序的一種挑戰，是對不同族群之間相互合作關系的破壞，是對公民獲取人身與財產基本安全與利益保障的威脅，是對現代政治文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的反叛。

二、國家認同危機問題根源分析

在認同政治視角下，國家認同危機的發生邏輯在于民族認同對國家認同的政治屬性的挑戰。但是，有哪些基本因素促使了發展中國家民族認同對國家認同進行挑戰？換言之，促使國家認同危機發生邏輯現實化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又是什么？從社會認同需求的角度分析，我們認為全球化對現代世界權力結構的改變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尚未完成，面臨著社會轉型的風險，呈現出結構性失衡，從而降低了國家整合治理能力，使得國家認同對民族成員的意義進一步被削弱，并引起了地方民族認同的興起，進而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認同危機的發生。

(一)社會認同的需求內涵

認同與人們的心理活動有密切的關系，一個成功而連續的認同不可避免地與人的基本需求的滿足相聯系……這是一個公開的可以觀察到的普遍人類經驗的一部分。[20]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需要的滿足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意味著社會認同的形成是有條件的，這種條件就是被認同的對象能夠滿足社會成員的某種需求。在一定意義上，國家認同的有效維持正是建立在現代國家能夠有效滿足公民的基本權利需求之上。雖然不同國家的國民對自己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期望，但是，都期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滿足以下基本社會需求。首先，滿足安全的需求。國家要消除社會無秩序帶給國民的恐懼感。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有效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國民就不可能對未來產生穩定的心理預期。處于慌恐不安中的國民不可能產生對國家權威的認同。其次，社會基本權利的保障，這涉及國民對發展需要的滿足。在當代，一個普遍得到認可的觀念就是國家應該承擔發展國民經濟，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的職責。所以，對于一個公民而言，認同其國家的治理能力與權威，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讓公民感覺到國家為其社會基本權利提供了有效保障。再次，為維護公民的自尊提供條件。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是公民的心理需要。維護公民的自尊需要國家創設必要的條件。在世界范圍內，無論何時何地國家都能夠保護自己公民的合法權益，國民身份因此成為本國公民在他國公民面前一個引以為豪的標簽；在國內，要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削除不正當法律與制度安排所帶來的歧視感，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體驗到自尊的存在。所以，從社會認同的需求角度看，公民個體對國家的認同程度取決于國家滿足領土內居民基本社會需求，保護與發展公民基本權利的程度。而發展中國家國家認同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源于發展中國家尚未較好滿足領土內部分國民的相關需求。這是由于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現代國家制度建設尚未完成，社會轉型階段出現了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從而降低了國家的整合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影響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性。

(二)社會轉型期降低了國家整合治理能力

因歷史等諸多原因，發展中國家為了達到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長期處于趕超狀態。而尋求“跨越式發展”的努力，使得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歷時性解決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方面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卻需要共時性解決。[21]而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這種“壓縮式的現代化”轉型過程。這種壓縮式的現代化一方面“既加強了風險的生產，又沒有給風險的制度化預期和管理留下時間”；[22]另一方面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社會轉型往往表現出“結構緊張”特征。所謂“結構緊張”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因社會的結構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規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結構要素之間的緊張與脫節，從而產生了一種失衡狀態。[23]這種失衡狀態，使得發展中國家“缺乏有效治理，催生了比傳統國家更多的矛盾和問題”。[24]

這種失衡突出表現在發展中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發展呈現出結構性失衡。首先，這種結構性失衡是一種整體性失衡，即，發展的差距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而且是綜合性的，體現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整體性失衡往往與民族和地域的邊界契合。一旦人們感覺到這種失衡是與其地域或者民族邊界相契合，這種結構性失衡往往會使這些社會成員感覺到作為一個群體，在社會的發展中是被遺忘的，甚至是被歧視的，在集體的想象中自己“成為驕傲的鄰居們輕視或是屈尊俯就的對象，這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而言都是一種最具傷害性的體驗了”，因此，會對其他民族“充滿怨恨和敵意”，[25]并引發了原始的憤怒與強烈的自我肯定。因為“國家自身的保護性和代表性角色逐漸喪失了合法性。最后的結果是這些少數群體以一種自我依賴的非政府結構，在社區的團體中找尋避風港”。[26]進而不可避免地會對國家認同與公民身份產生質疑，而原生的共同民族習俗與宗教自然成為彼此認可的共同的信念。而作為價值指引，民族認同就進入了政治領域與公共生活之中，以填充由國家認同缺失所帶來的秩序空缺。面對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民族認同的排他性必然對其他社會成員產生反向歧視與排擠，這也是民族沖突總會在結構性失衡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意識到這種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存在著可能引起民族分裂的潛在危險，并試圖通過由國家制定的直接的經濟政策與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賦予某些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獲取財政轉移支付以及在社會事務上的特權來解決這種結構性失衡問題，但這種民族政策的后果值得商榷：一方面，這種以民族身份作為依據政策的補助，反而讓得到補助的民族感到這其實是一種落后的標簽，補助與特權都是來自他者的憐憫與施舍；另一方面，這種以民族身份為基礎的社會分配恰恰會引起對公民身份的質疑。具體來說就是使得民族成員感覺到在公共政治領域內民族身份而非公民身份對自己有著更大的意義，這反而會激勵這些公民以民族身份向國家提出政治要求，甚至是主權等政治權力的訴求。

(三)全球化進程削弱了國家的自主性

對于發展中國家國家認同的建構而言，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參與市場要素的全球流通，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發展中國家往往以經濟發展的績效作為塑造政治合法性的途徑，所以，全球化帶來人們物質生活與生存條件改善的同時，也增強了人們對國家的認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對國家自主性的削弱，降低了國家權力回應社會成員多元需求的能力，自然對國民的國家認同產生消極的影響。

全球化到來之前，國家是社會管理的主體，“影響政治共同體的成員的社會生活的主要條件需要置于他們的集體的控制之下”。[27]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任何國家都將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國家正在逐漸失去傳統意義上的完全“獨立行動者”的地位，國家絕對的決策自主性已經成為歷史。首先，全球化改變了現代社會的權力結構，對國家主權已經形成沖擊，從而限制了國家對國內各方面社會事務的影響力。國際市場的形成意味著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最終得到承認，大型跨國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越來越獨立于主權國家的控制之外，并對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產生重要的影響，國家在經濟事務上的權力明顯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限制。在社會與政治事務方面，全球問題的出現與全球共識的形成以及超國家組織的出現，同樣削弱了傳統國家權力。全球問題特別是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單個國家無法解決，國家必須讓渡出一部分主權，在此基礎上形成區域性或國際性的聯盟或組織統一協調。“現代國家日益陷入充滿超國家的、政府間的和跨國的力量的地區和全球相互聯系之網中，而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國際和跨國組織與集團的發展，從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到國際壓力集團和社會運動，既改變了國家……國家已經變為一個不完整的決策舞臺”。[28]即使是主權國家一向宣稱的在國內政治事務中具有的絕對不可侵犯的主權，也在受到挑戰。尤其是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在發達的傳媒面前，任何一個國家在處理國內事務時已經不可能忽略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影響。

其次，全球化在削弱國家自主性的同時，也引起了政治認同的“去中心化”。全球化時代把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人們的生活空間無限放大，人們逐漸擺脫傳統的身份與地域約束全球自由流動。面對不同文化的諸多“他者”的存在，“我是誰”、“我們是誰”再次為人們所追問，對歸屬感的追求本能地喚起人們對認同的需求。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現代生活方式的市俗化及社會利益主體的日益多元化。就生活方式的市俗化對于個人的影響而言，“在傳統已經很大程度被日常生活例行化所代替，‘意義’已經落到了私人和公眾的邊緣的條件下，語言的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等因素傾向于結合在一起以維系本體安全”。[29]所以，“全球化在抽離國家力量的同時，同樣進一步使事物本土化，為地方自治和新型地方主義創造了需求，地方身份認同開始變得備受關注……”[30]而全球化的流動性無疑加劇了人們對地方性社會認同的需求。全球化時代信息與人員的流動，對于民族地區，尤其是對于落后地區中的落后民族地區而言，不同國家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無疑被凸顯出來了。隨著人口的自由流動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置身于其中的人們在這種差異的呈現中更愿意尋找不同于“他者”且不可代替的特征，于是，古老的民族認同再次成為人們的皈依之處，地方性社會認同的需求被喚起。就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人們的影響而言，國家正在逐漸失去傳統意義上的政治中心地位。多元化社會群體的形成，不僅使單純依靠政府的力量來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的難度加大，而且使傳統的以“社會控制”為核心的社會管理方式已經難以在維護穩定和增進社會活力之間維系平衡了。這就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進一步鼓勵公民和各種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實現從自上而下單向的社會管理，向以政府為主導、多方參與的具有“公共多元治理”特征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勢必會引起政治認同的“中心化”意識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