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國家認同的保障是統合政治共同體一體化的憲法體系。社會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交往與合作。“每個人的幸福都依賴于一種合作體系，沒有這種合作，所有人都不會有一種滿意的生活”。[14]憲法不僅是國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與來源，更是在多元化的社會中，不同族群為了共同的合作利益通過政治過程達成的一種形式共識。這種形式共識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約定，是通過每一個社會成員平等的參與、論辯與協商而獲得的，符合每個人的平等利益，因而成為人們共同生活的準則，保障了聯合體內成員之間的相互承認。[15]平等的參與、論辯與協商正是憲法得以形成的基礎。這個過程不是不同族群的特性被消解的過程，而是尋求一種能夠使它們相互包容的政治共識和約定，并將這種共識轉變為一種生活方式，最終以國家制度、法律體系的形式呈現給所有社會成員的過程。以政治共識為基礎形成的憲法自然成為所有社會成員都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憲法的形式開放性所體現的包容性品質為不同族群共處提供了交往的制度化平臺，憲法規范的統一性為統合不同的族群提供了共同的行為規則，從而為不同族群結合成國家———政治共同體奠定了制度基礎。

(三)國家認同對地方民族認同的優先性

社會認同不僅是指個體在心理上、感情上的趨同過程，更是對成員的社會行為的價值指引，這種指引關系到社會合作關系的形成與公共秩序的穩定。社會認同往往涉及“理解什么對我們具有關鍵的重要性”[16]這一問題。這種對“至關重要性”的理解意味著社會認同規定了人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決定什么是好的或有價值的，或者什么應當做，或者我應贊同或反對什么”。[17]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認同完成了對社會成員在道德行為選擇上的指引，成為約束人們社會行為的社會規范。由于社會公共生活以及現代社會關系的復雜性，人們總是承擔多種社會身份，并形成多種社會認同。在一個具體的場域下諸多相關的社會認同彼此之間總是有一定的優先性，這種優先性構成了諸多社會認同之間的順序結構。這是因為在某一種特定的場域下，只有此場域下公共事務所要求的那種認同是第一位的、不可替代的。這種順序結構，實際上是由特定場域中公共事務本身的內在邏輯所要求的，也是參與者所公認的行為規則。其構成了社會公共秩序的穩定性。否則，如果社會認同之間的有序性被部分成員任意地改變，就意味著由社會認同順序結構所規范的公共秩序面臨挑戰。

按照社會認同的價值指引邏輯，在不同生活領域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分別通過為人們提供自我認知與價值指引，成為人們相應社會行為的規范。現代國家作為一種統合性的公共權威，在公共領域中，內在地要求公民保持對國家共同體、對公共權力及以其為基礎的國家的組織、制度與法律體系的認可與忠誠，遵守在國家領土范圍內以憲法為核心的憲法權威所規定的社會秩序。這不僅關系到整個國家運行的基本制度與法律體系的權威性，更關系到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領域的有序關系；這不僅是維護國家統一和秩序的必要條件，也是維護不同族群社會合作，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過上滿意生活的必要條件。而在社會生活領域，民族成員可以保持對民族共同體的忠誠，保持對民族語言、宗教信仰以及社會習俗等的認可，使得人類社會多元文化得以保存與發展，為人們展示人類生活樣式的豐富性與可能性。所以，國家認同以憲法權威為后盾規范人們的公共生活，民族認同則以輿論與習俗的吸引力對民族地區的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影響，這便是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良性互動的規范要求。國家完整性內在地要求，在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這一公共領域之中，國家認同對于民族認同以及其他社會認同應該保有優先性，次級群體(包括各個民族)的成員應把對國家的忠誠置于優先的地位，從而與其他所有次級群體一起形成一種普遍的共同性的國家意識。

在多民族國家之中，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并存于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但就二者的關系而言，國家認同較民族認同在政治層面存在著優先性。這種優先性意味著，一旦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發生沖突時，公民應該忠誠于國家，而不應該否棄國家認同與公民身份，只是以民族身份和“族性”的特殊性作為解決發生在政治層面的公共性問題的基礎。多民族國家的國民關于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排序，是由現代國家的特性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