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10年前，北京大學哲學門的成立，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學科在中國的建立。110年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發展既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映射，也是中國哲學學科發展的縮影，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哲學門中的人不斷地跨過“門檻”，弦歌不斷、賡續至今。

自1912年哲學門的設立到1952年，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哲學門于1914年開始招生，1919年改門為系，哲學系的稱謂一直延續至今。初設的哲學門雖只有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等三個門類，但已逐漸向人類學、人種學、美學、心理學等相關領域拓展，并在20世紀20年代積極推進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1938年，南遷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并為西南聯合大學，三所大學的哲學系合為一體，校系的合并、不同學科的交織，推動著學術的創新，哲學系的課程也隨著當時的自由選課制度遍布各系。

從1952年的院系調整到1978年，是哲學系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大學開啟了新的發展方式。經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中國當時唯一的哲學系，大師云集，不同的學術傳統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哲學系開始按照蘇聯方式，相繼成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哲學史、外國哲學史、自然辯證法、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教研室，并在一段時間內參與負責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編輯工作，這份專刊創辦于1954年，雖然編委會成員由幾家單位共同組成，但北京大學哲學系為此投入的人力最多，鄭昕先生、張世英先生等曾相繼負責編輯工作，為新中國哲學的學術繁榮和學術期刊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自1978年至今，哲學系的發展進入第三個時期，這是哲學學科的恢復、發展和面向未來的探索時期。伴隨改革開放的春風，哲學系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扎根中國的同時面向世界，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哲學教學與學術研究上不斷前行，學術研究的專業化水平得到不斷提升。在100周年系慶之后，哲學系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邁開了走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步伐。201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和全國哲學界同仁一道，以“學以成人”這一中國化的主題，成功舉辦了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儒藏》的編纂與研究，為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提供了更為精準的文獻，推動著中國自主的哲學知識體系的探索和建構。面對人工智能與基因編輯等領域提出的新問題，展開跨學科研究，探索未來哲學的理論空間。哲學系在與時代同行中，不斷展現著哲學的反思與前瞻性。

二

一個民族或國家，在其思想的深層，總有一種哲學。這種哲學或是明顯的，直接發揮著思想引領的作用，或是潛在的，潛移默化地決定著人們的行動意志，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根據。哲學的研究，或透視時代的精神，或探索知識中的真理，或為人的存在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以當下和傳統的智慧，尋求通向未來的渡口。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術傳統，正是在這樣的維度上展開的。

初設的哲學門，開始更多專注于中國哲學，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李大釗加入北京大學之后，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與學術研究相繼展開。1924年，張頤系統開設了“西洋哲學史”“德國哲學”“康德哲學”“黑格爾哲學”等課程，西洋哲學開始得到系統研究。與此同時，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課程的開設，進一步增強了不同學科間的融合和貫通，直接影響著哲學系的思想創造和學術傳統，在世界文化的圖景中，反思中國傳統，探索新的思想，面對這個正在變化的世界。

在《新理學》的“自序”中，馮友蘭寫道：“此書雖‘不著實際’，而當前有許多實際問題，其解決與此書所論，不無關系。”哲學呈現的是思想中的世界，這是將世界中的問題轉化為哲學理念中的問題，從而去透視問題背后的邏輯，通過思想的解放來推動現實的發展，以理性的精神來鍛煉做事和看待問題的方式，從傳統與外國的思想中闡發新的智慧，以學術堅守來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論道》《新唯識論》《中國哲學大綱》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充分呈現出哲學人的思想面貌。

1952年的院系調整，不同院系學術傳統的融合，進一步豐富了哲學系的學術圖景，形成了新的研究特色，并在改革開放后再次展現出哲學的活力。在這里，有精于從文獻出發的思想闡釋，有對外國哲學經典的翻譯與重釋，有照著說并接著說的理論創造，有中外匯通中的哲學互鑒，有橫跨不同學科的學術重寫，有從時代出發的哲學追問。老一輩思想家活力重現，新生代學者接續傳統，面對新的問題，展示新的思考方向。面對新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哲學系將繼續堅持以中外傳統智慧為根基，面對社會發展中的全新問題，以專業研究為基礎，在學科交叉與融合中，推進新的理論建構，以思想的活力和創造力面對時代問題，揭示出世界的變化以及在這一變化中中國人的心靈之旅，探究和指向中華民族的未來之路。

三

北京大學哲學系有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哲學系創設初期，陳獨秀、李大釗、陳啟修等就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展開馬克思主義研究，這一傳統由此植根于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和建構中。

陳獨秀、李大釗等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構架、特別是唯物史觀的探索，如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對唯物史觀的內容、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了分析。二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分析、解決中國問題。在陳獨秀看來，馬克思有兩大精神，即實際研究的精神和實際活動的精神，因此，不僅要研究馬克思的學說，而且要按照其學說去活動，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現實，實現社會改造的目的。正是憑借這樣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得以創立。三是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推動并提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水平。雖然在戰亂的歲月中，并不能保持初期的盛況，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傳統一直延續下來。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不僅在專業范圍內興盛發展，而且對其他學科的研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馮定先生“一體兩翼”的比喻，即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體，中西哲學為兩翼，一定意義上說明了當時的研究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獲得了新的發展，從而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黃枬森將北大哲學系關注文本和思想史研究的傳統，運用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上，開拓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一研究領域，通過哲學史的研究來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并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置于西方哲學的發展之中，從而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思想史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文本研究，至今仍然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在加強經典作家研究的同時，哲學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關注時代課題，拓展理論視野，豐富理論資源，面向中國實踐，充分吸納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成果，一方面聚焦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當代建構，一方面關注時代發展中的課題，加強社會發展問題研究、人學研究、環境哲學研究，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對話”，以哲學的方式來面對當代世界。加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立足哲學史、文本、問題的一體化，探索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構架，這既是時代提出的課題，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未來發展的重要走向。

（作者：仰海峰，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