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與焦點問題
【摘要】我國媒體融合的內在邏輯是，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驅動下，現有的媒體產業組織形態難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進行更大力度的組織創新。基于這一技術-組織創新演化路徑，我國媒體融合的焦點體現在“內外相通”和“上下相應”等方面， 而難點在于“左右相接”相對不足。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議是，有針對性地加強現代傳播體系建設，適當孵化“體制內市場”，為各類媒體...
【摘要】我國媒體融合的內在邏輯是，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驅動下，現有的媒體產業組織形態難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進行更大力度的組織創新。基于這一技術-組織創新演化路徑，我國媒體融合的焦點體現在“內外相通”和“上下相應”等方面， 而難點在于“左右相接”相對不足。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議是，有針對性地加強現代傳播體系建設，適當孵化“體制內市場”，為各類媒體...
【摘要】媒體融合至今沒有取得零的突破，尤其是媒介拓展的融合方式，這與傳統媒體并非真正理解新媒體尤其是信息聚合平臺的運作規則有關。作為一個“破壞性”的行業，信息聚合平臺的運作解構了傳統媒介的盈利模式、占主導的知識型和介入新聞報道的時間節點，在這種平臺的框架下延伸，并不能改變傳統媒體日漸邊緣化的命運。在信息聚合平臺迎來內容荒的今天，平臺與內容生產商的跨媒介...
【摘要】媒體融合已經成為我國傳媒業發展的主題，對傳統的媒體管理理念與方式形成巨大沖擊。數字技術的發展驅動著媒體生態的進化，從媒體形態融合、媒體與社會生活互動再到媒體生態融合，融合的廣度與深度不斷強化。本文從技術驅動、生態影響、市場、規范優化等幾個方面把握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現狀與趨勢，并從戰略層面思考如何在政策層面為媒體融合發展提供有效助力、使媒體融合發展...
【摘要】當前，以新媒體為代表的傳播形態迅速改變了原有的傳播秩序，媒介融合所帶來的媒介生態環境改變，意味著新聞傳播從業者的觀念和思維必須隨之轉變和革新，以往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模式面臨著新的時代背景，其范式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在媒介融合語境下，要堅定正確政治方向，開創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新局面；優化新聞傳播人才的融合能力培養體系；打造新聞傳播人才的職業素養教...
【摘要】媒體融合是互聯網環境下的媒體發展理念，是特定階段的特定表述。應從導向性、數字邏輯、動態性、優化性四個方面理解媒體融合的含義。互聯網重構了人類社會的信息生產、分發和消費的方式，傳統媒體的用戶流失、廣告價值下降已成定勢。與此同時，中國媒體融合的主要驅動力量來源于政府，其目標是鞏固宣傳陣地、壯大主流輿論，這種導向性使得傳統媒體無論融合成何種形態，政治...
【摘要】互聯網技術和平臺強勢入駐信息場域，使得媒介融合成為必然之勢。技術是引起這場融合的邏輯起點和根本動因，而市場和政府力量的推動則是融合得以加速進行的助推劑。融合的本質則是互聯網媒介與舊媒介之間不同媒介形態演進之過渡。從全球視野的范圍內考察媒介融合的進程，其實踐結果是并無理想化的模式出現，且融合程度和質量參差不齊，從根本上來講，是因為攜帶舊媒介基因的...
【摘要】媒介融合如今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在積極探討媒介融合的中國之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媒介融合是媒介變革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媒介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得各國的媒介融合必然要結合本國的社會發展特點。本文力圖通過分析媒介功能的融合來破解媒介融合之謎。媒介發展至今，媒介功能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媒介功能的融合很可能是媒介融合的一個...
【摘要】新時代各類智能媒體以其自身獨特優勢迅速獲得受眾認可，驅使傳統媒體不得不與其融合；與此同時，智能媒體也在主動與傳統媒體進行內容融合，智能技術加速各媒體之間融合創新，“怎樣融”成為未來我國媒體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媒體融合思路局限于新聞內容，未深入到影視劇、綜藝等娛樂內容，媒體融合目前處于新聞表達融合階段，尚未達到“融合連續統一體”。推動媒體融合...
21世紀以來，中國如何向國際社會貢獻新的價值、理念和模式，成為中國外交的一項重要課題。與傳統認識不同的是，基于世界觀、行為準則和制度體系的三層次規范內涵分析，中國進行了豐富的國際規范倡議和創新。未來如何更好地增強中國的規范供給和創新，是中國崛起和復興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基礎，也是中國向國際社會貢獻和平發展力量的重要內容。
【摘要】中國自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取得了豐碩成果。日本作為中國“周邊外交”與“大國外交”的交匯點，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日本對待“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經歷了從抵制、觀望到積極參與的重大轉變，這主要是由日本對本國經濟利益與外交成果需求急劇上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能力及成果的吸引、特朗普上任后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治理創新發展經歷了社會管控、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中國路線”，實現了社會治理理論不斷發展，推動了社會治理制度持續變革，促進了社會治理實踐重大創新。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始終堅持以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引領社會治理創新，以多元主體治理結構推動社會治理創新，以民生發展體制機制促進社會治理創新，形成了社會治理創新的“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