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體融合至今沒有取得零的突破，尤其是媒介拓展的融合方式，這與傳統媒體并非真正理解新媒體尤其是信息聚合平臺的運作規則有關。作為一個“破壞性”的行業，信息聚合平臺的運作解構了傳統媒介的盈利模式、占主導的知識型和介入新聞報道的時間節點，在這種平臺的框架下延伸，并不能改變傳統媒體日漸邊緣化的命運。在信息聚合平臺迎來內容荒的今天，平臺與內容生產商的跨媒介合作正在成為可能，不過這需要在制度上厘清信息聚合平臺和傳統媒體各自的角色，并規定它們的行為準則。
【關鍵詞】信息聚合平臺 傳統媒體 新媒介拓展 跨媒介合作 媒體融合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3.002
現在討論媒體融合（僅指傳統媒體的融媒體建設或改造）的問題時，通常有一種錯覺，那就是我們已經走在融媒體的康莊大道上了。筆者的郵箱里常常能收到各種培訓機構發來的郵件，信誓旦旦地表示十天保證讓人學會融媒體中心建設。各種新媒體學術峰會上，關于融媒體的研究和經驗介紹更是鋪天蓋地。然而，這些所謂的關于融媒體的各種成果，無非有三類，其一是對未來技術信心滿滿的展望，其二是對自身產品和運營模式的廣告營銷，其三是在學理或者在技術上論證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但若要追問這種產品在實踐中是否真正可以推廣，是否取得了真正的成功或可復制的成功，那答案就相當不樂觀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王辰瑤把新聞融合分成了四種類型：媒介拓展、組織聯合、成員合作和參與式新聞，其中媒介拓展即我們所說新聞組織與媒介技術的融合。結果她發現：“以內部自建方式開展的媒介拓展是新聞組織最常見且不成功的融合策略。”而且，可以說是中外皆然。（王辰瑤，2018）
明明還沒有實現零的突破，根本沒有找到一條有效的媒體融合路徑，便在討論如何讓融媒體全面開花，這樣的融媒體建設只能加重傳統媒體的負擔，甚至擾亂其發展的方向與目標。所以，我們需要再次理性地審思媒體融合存在的問題。為什么在新聞實踐中零的突破如此之困難，我們對于互聯網與傳統媒體的關系是否存在理解上的誤區，在這種關系的基礎上是否可以進行媒體融合，我們是否因此需要轉換思路，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信息聚合平臺是新聞媒體嗎
必須承認，對于早期互聯網到后來的信息聚合平臺的技術特性、文化及其后果，中國的業學兩界存在著不少認知上的誤區。比如說，傳統新聞業界從一開始就將互聯網理解為一種新聞媒體。因而將其看作是傳統媒體在新聞業務上的競爭對手，總以為只要在內容的深度和專業性上勝出，便可高枕無憂。可當時的問題恰恰不在于此，因為互聯網平臺并不是新聞媒體，也不按新聞業的邏輯來運行。事實上，它不需要優質的內容生產仍然可以將傳統媒體逼入絕境，就像它不開出租車仍然可以將出租車行業逼入絕境一樣。
很多互聯網平臺或互聯網公司在歐美的語境中都不是新聞媒體。盡管這些平臺會生成UGC的內容，但如果沒有獲準進行專業新聞報道，它們就不能從事新聞生產，也不被稱為新媒體，而只是網絡科技公司。但這一點在中國似乎完全不同，不管有沒有做新聞的許可與資質，幾乎所有的信息聚合平臺都被天然地看作是媒體，都被允許海量轉發和呈現新聞報道。許多微信公號在沒有得到任何授權的狀況下開展新聞報道與新聞評論的活動，連360殺毒軟件、高德地圖之類與新聞無關的互聯網應用性產品也默默向新聞生產的領域邁進。這么做的結果，是新聞成為很多新媒體主營業務的副產品，以贈送的方式提供給所有用戶。這些粗制濫造的復制粘貼的新聞信息，目前在內容上乏善可陳，但因為其屬于贈送的副產品，仍然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給傳統新聞業帶來了巨大的困擾。
新媒體用這種方式其實是直接解構了傳統媒體的盈利模式，準確地說是解構了傳統媒體提供的主要商品——受眾的注意力。早在門戶網站的時代，互聯網就在持續不斷地消解公眾對于新聞的“購買意愿”。由于當時門戶網站自身沒有采寫新聞的權力而只能轉載傳統媒體的報道，導致門戶網站變成了傳統媒體新聞的策展區。然而，門戶網站并沒有因為只能策展不能自采而被傳統媒體所打壓，相反正因為有如此大的信息容量，通過搜索引擎制作新聞網頁又是如此簡單的勞動方式，所以對于門戶網站而言，投入新聞的勞動時間成本是非常少的，但它卻集聚了更全面、更豐富的新聞。有了這樣一種新聞形態，新聞行業的付費模式便難以繼續，像《體壇周報》這樣靠付費模式存活的媒體瞬間就被擊垮。所以事實證明，新聞生產未必需要靠自采自寫等一整套流程，或者并不僅僅只具有自采自寫這一種路徑，這給此后的《今日頭條》提供了許多啟示，于是便出現了頭條新聞這么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新媒體——不做新聞但照樣可以像新聞媒體那樣獲得大量廣告收入。
在不到10年間，公眾漸漸形成了一種共識，那就是看新聞是不需要付費的，而且在網絡上消費新聞比傳統媒體上更便利，有更多選擇，當然也就更容易得到滿足。而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念，海量的新聞信息或類新聞信息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在小群里快速地傳播，在用戶那里形成了信息爆炸，信息的接受更為便利，甚至連碎片化的時間都能被充分地利用。在一般情況下，用戶尤其是年輕用戶既無精力又無意愿再去閱讀或收看傳統媒體，這也就意味著傳統媒體重要廣告受眾的離去。如果說市場化的傳統媒體多不靠付費模式存活，那么廣告客戶的日漸離去則給予了它們真正致命的打擊。二次銷售模式作為市場化媒體一百多年來所依賴的盈利模式就此坍塌。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很多傳統媒體對自己的媒體融合進程洋洋得意，認為本單位的影響力正在擴大，技術水平在提升，很多以前受限于地域等原因而無法擴展的受眾面，現在得到了巨大的拓展。然而事實是，這些受眾面的擴展似乎沒有給傳統媒體帶來任何實際收益上的增長，這既是因為受眾是在免費消費新聞和節目，也是因為這種擴展和偶然性關注相比于億級的信息聚合平臺，實在是杯水車薪。正如筆者在討論傳統媒體“兩微一端”建設時所說的那樣：“‘兩微一端’固然可以在新媒體終端上發展數量可觀的粉絲，延展媒介的內容，從而增加其文化資本，但仍然沒有很好的途徑將其真正轉化為經濟資本。這些粉絲既不能穩定地成為廣告的傳播對象，也不能通過他們的傳播與交往為媒體帶來額外的收益，因此他們不能成為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的中間環節。就當前情況看，在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缺少的并不是文化資本，而是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換能力，而‘兩微一端’同樣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胡翼青、沈偉民，2018）在所有旁觀者看來，傳統媒體的媒體融合沒有成功的案例。似乎可以這樣說，傳統媒體在媒體融合上所謂的進展，目前仍僅僅停留在策展的階段，勉強可以應對外行的參觀，但顯然達不到實踐的要求，更談不上產生什么實際的效益。
盡管新媒體新聞同樣面臨受眾免費消費的局面，但總體而言，新聞盈利模式的消解對各種信息聚合平臺沒有什么影響，相反它們多半從這種解構中獲利。有的平臺通過海量匯聚新聞爭奪廣告市場，有的則通過匯集新聞來吸引流量，從而實現在其他領域的盈利。也就是說它們要么以非新聞的方式獲得新聞業的盈利，要么將新聞業作為它們的市場部或公關部，因此它們的本質都是線上科技企業而非新聞業。在信息聚合平臺上，新聞業與出租車行業、共享單車甚至是百貨業一樣，其運營模式都是要被重組的，一言以蔽之，信息聚合平臺要用自己的商業運營模式重組新聞業。就此而言，平臺當然不是傳統新聞業界理解的那種新聞媒體，它的運營邏輯和模式遠比傳統媒體更現代化，它的能量也遠超任何一種傳統媒體。所以，傳統媒體怎么可能以自身的邏輯與運營模式去改造互聯網平臺技術從而實現媒體融合呢？
信息聚合平臺僅僅只是在技術上占優勢嗎
很多人會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判斷：信息聚合平臺當然是技術上占優勢的媒體。但問題就在于它不僅僅是技術上占優勢的媒體，所以這是一句完全正確的廢話。技術上占優勢并不意味著技術改進那么簡單，優勢的技術會創造完全不同的空間，帶來完全不同的速度，也會帶來完全不同的關系，甚至引發支撐社會的知識類型的大變革。
信息聚合平臺所建構起來的空間有兩個重要特點：其一是對地理空間的解構；其二是對趣緣群體的建構。在這消解與建構之間，人們賴以存在于這個世界的知識圖底在悄然發生變化。
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的一代宗師帕克花了很多心血描繪了報紙生存的社區基礎和知識類型。這里的社區必須是地理意義上的關系共同體，而報紙則通過自己的報道將空間發生的地方性知識呈現出來，“報紙必須繼續是印出來的社區之家的日記”。（帕克等，1987：83）他引用了著名報人格利列對一個準備辦鄉村報紙的朋友弗萊徹所說的話來說明報刊與其人文環境之間的關系：
在你的新聞欄里，雖然可以簡短地，但一定要按時地報導而不要放過這樣一些事實：一個新教堂成立了，一些新人加入原有的教堂了，一個農場被賣掉了，一個工廠正準備興建，一個磨房開業了，甚至一些家庭中發生的趣聞。如果一個農民砍掉一棵大樹，或者收獲一個特大的甜菜，或者小麥或玉米豐收了，你要把這些事情盡可能簡明地但毫無例外地予以報導。（轉引自帕克等，1987：82）
帕克認為，這種基于農村社區的辦報方針也同時適用于城市的報刊，即使是在巨大的城市，報刊也在努力地報道空間中值得報道的事件。他指出：“顯然，在一個有一百萬居民的社區里，報刊無法做到那種鄉村自發地通過漫淡和個人接觸的方法為村民所做的事情。然而，報刊為取得這個不可能的效果所做的努力，不僅在報刊歷史上，乃至政治歷史上仍然是有趣味的篇章。”（帕克等，1987：82）
所以在帕克看來，生活在地理社區的個體，他們之間發生有機聯系的知識類型就是他們關于共在的空間中的地方性常識。知識圍繞著地理空間上建構起來的關系和秩序不斷地生成。帕克對于傳統媒體所提供的知識類型的描述及其功能，直到今天都適用于所有的大眾傳媒，盡管它們的技術手段越來越先進，可以從社區擴散到一個民族國家，可以具有全球性的視野，但它們對地理空間中地方性知識的依賴幾乎完全是一樣的，其知識類型的核心價值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
然而，擅長建構社群的信息聚合平臺完全不是這樣。無論是自發形成的網絡社群聚落，還是由平臺通過算法推送而形成的小眾信息群落，都是去地理空間和地方經驗的。這些社群里的個體之所以能在一起對話，并非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社區生活經驗，而往往是因為有著共同的經歷或興趣愛好。這就意味著，當人們的媒介使用行為快速向社交和真正的小眾傳播方向傾斜時，他們交流所依賴的知識基礎就從以地方性知識為主變成了以社群性知識為主。個體精神交往的知識基礎不再以共在一地或共在一國的共同生活經驗與知識為首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興趣和共同文化取向。在社交媒體開始發酵的前夜，博客已經開始引導互聯網向這個方向發展，到了“三微一端”的時代，這種社群傳播的方式已經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方式，且公眾也已經廣泛接受了這種傳播方式，習慣了知識類型的變革。他們通常并不需要地方性知識一樣可以在自己的地理空間生活得很好，各種社群甚至重建了他們對城市的地理認知，城市成為了社群知識建構起來的新空間。比如美食地圖就并不需要靠自己的雙腿來丈量，也不需要收看美食宣傳欄目，只需要從各種美食排行榜上獲取即可。連擁堵路段都不必聽交通廣播來了解，地圖軟件對路況的反應速度遠遠超過廣播。
這給傳統媒體帶來的沖擊并不亞于對其盈利模式的解構。因為傳統媒體的新聞報道方式是建立在地方性知識基礎之上的，它的一切報道視角都源于對其受眾具體地理空間中信息需求的想象。面對受眾知識型的轉變，傳統媒體完全是束手無策的。當它們將注意力放在技術問題上，希望在新技術平臺上有所拓展時，它們并沒有注意到，其拓展只是舊有知識型的延伸，這些所謂“傳統媒體新媒體”上的報道和文章仍然不是社群化受眾最關心的信息。對于這些受眾而言，這些信息不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信息。因此，信息聚合平臺與傳統媒體相比，絕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差別。就算傳統媒體也能夠利用新媒體平臺進行傳播，但它還是傳統媒體。正如張婧妍等所說：“當傳統媒體被迫開設自己的客戶端與商業化新媒體相抗衡時，它的處境極其尷尬……它貌似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新媒體端口，但仍然改變不了，甚至加深了它作為‘文化孤島’的命運。于是，媒介融合走到了媒介融合目的的反面。”（張婧妍、李寧，2018）
信息聚合平臺對于速度的改變是傳統市場媒體被邊緣化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信息聚合平臺有足夠的空間讓無數普通社會個體在平臺上發布信息，又能通過算法的方式讓引起關注的信息在第一時間被發現，并向更廣大的公眾推送，因此信息聚合平臺在呈現新聞線索時常常是人類可能達到的信息傳播的速度極限。這種速度在報道日常生活中一些受人關注的社會新聞時體現得尤其明顯。這種速度快到了“速度消滅內容”的地步。因此，信息聚合平臺上的消息往往是一些未經核實的新聞線索和新聞碎片，不僅來不及確保其真實性與客觀性，甚至在敘事中連新聞五要素都未必可以兼顧。所以，它不斷地反轉，直到大家對其注意力消退為止。
從表面上看，信息聚合平臺上呈現的這些不專業的線索似乎完全不是傳統媒體的對手，因為它失實、粗糙，甚至讓人無法了解真相；它破壞了新聞的公共性，使新聞在公共領域中的討論時間被大大縮減。然而，這種看似敗招的信息傳播方式卻著實將傳統媒體的專業化操作置于一種難于言說的困境。由于信息聚合平臺的速度實在太快，從新聞線索出現的那一瞬間，傳統媒體就失去了對新聞的掌控權。當傳統媒體獲得新聞線索準備進行核實時，新聞已經開始反轉，傳統媒體只得跟著事件的發展不斷調整自己的報道方向；當傳統媒體開始報道事件的時候，網絡輿論卻被大量公號的非虛構寫作的各種觀點所吸引，常常無視事實而直接進入道德批判的語境；當傳統媒體將事件調查清楚并最終以深度報道的方式想要蓋棺定論時，公眾的注意力已經被吸引到其他新聞上了。信息聚合平臺的聚沙成塔，使雜亂無章的新聞線索以極詭異的方式擊潰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方式。“事實是，越是強調制作專業的新聞，深度報道做得越多，核實方式越嚴格，核實周期越長，傳統的市場化媒體就越是邊緣化。……正是因為時間的問題，大眾傳媒在很多突發性新聞（有很多網上的突發性新聞并非事件，而是被社交媒體制造成為一起事件，也在此范圍之列）面前，失去了話語介入的能力。”（胡翼青，2018）傳統媒體即使延伸到新媒體平臺上，它也一樣必須核實、客觀化和敘事，要按照新聞報道的那一套流程和規則行事。所以，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同樣跟不上信息聚合平臺的速度。
有趣的是，在這個時候，信息聚合平臺似乎便不認為自己是新聞媒體了，它們宣稱自己只是新媒體技術公司，對于呈現于其上的各種內容，它們沒有專業能力加以核實和把關，它們沒有能力為用戶的假新聞發布負責。這樣一來，信息聚合平臺似乎總能“適時”地在熱點問題上發聲。
從新媒介拓展到跨媒體合作
事實是，熱衷于媒體融合的是傳統媒體，而新媒體對此毫無興趣，因為新聞業并非是新媒體重要的盈利來源，所以新媒體通常不按傳統媒體的游戲規則出牌。新媒體從各個方面來看都是傳統媒體的“規則破壞者”，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中，它們不需要與傳統媒體合作。其后果是，它們為了資本的自我復制而挖掘新聞，不太顧及新聞業的公共性與專業性，引發了當下網絡輿論的各種問題。
而傳統媒體卻只盯著新媒體的先進技術，只顧埋頭進行自身的技術改造，而對新媒體運作的游戲規則及這種游戲規則的破壞性關心不夠。這種只重技術而不重新思維的媒體融合不會有任何前景。這也就是為什么以內部自建方式開展的媒介拓展沒有成功先例的重要原因。從“報網融合”到“兩微一端”再到“中央廚房”，這些在技術上勉強成立的設想，一遇到實踐就會遭遇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而且它們離完美的媒體融合目標越來越遙遠。在沒有盈利模式的前提下自建新媒體平臺，固守舊有的知識型和報道流程，媒體融合的結果就只能是傳統媒體越來越邊緣化，甚至可以用式微來形容。
所以，當下媒體融合路徑的不成功對雙方乃至整個社會都是不利的，沒有人是贏家，更不要說雙贏。傳統媒體的媒體融合若要真正取得成功，便需要冷靜地思考自己與新媒體平臺的關系。如麥克盧漢所說的那樣，一切的舊媒體都會成為新媒體的內容，而一切的新媒體都會構成舊媒體的環境。信息聚合平臺是一種巨大媒介機器，也是一種巨大的社會系統。公眾接收信息的端口被平臺所壟斷，由于移動終端的普及和流量費用的降低，它們開始宰制公眾的日常生活并阻斷公眾由傳統媒體報道了解公共生活的通道。它們只是有意無意地“阻止”傳統媒體被“看見”或者說，它們只是因為自己更容易被看見而使得大眾傳媒不容易被看見。當下，已經沒有什么生活情境必須讓公眾直接面對傳統媒體的端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傳統媒體在多數年輕公眾那里，已經漸漸淪為永遠不會打開的端口。大眾傳媒內容做得再好也沒有用，它們仍然需要經由新媒體的端口才能抵達公眾。這樣一來，信息聚合平臺就變成了傳統媒介的媒介。
很多傳統媒介對新媒介的態度極其矛盾：一方面，它們對于新媒介利用算法等方式竊取自己的知識產權有著巨大的抵觸情緒，認為即使信息聚合平臺使本媒體的報道獲得了更大的傳播效率，但功勞卻會被用戶記在信息聚合平臺身上，這樣下去這個行業總有一天將會滅亡；但另一方面，它們又把信息聚合平臺抓取的報道看作好新聞加以獎勵，因為被信息聚合平臺抓取的報道往往點擊量巨大，因而影響力也巨大。這說明，大眾傳媒在與公眾交流的時候，它們之間不僅隔著空氣還隔著互聯網，而互聯網帶來的距離感，不能忽略不計。傳統媒體渠道主動權的喪失可見一斑。所以在互聯網上，傳統媒體的媒介拓展只能受制于信息聚合平臺的框架和游戲規則，根本不存在融合，只能是委曲求全。這樣的融合說明傳統媒體從沒有認真地思考自己與新媒體平臺的關系。
然而，新媒體平臺真的就無懈可擊嗎，傳統媒體真的就完全沒有機會？其實信息聚合平臺也一定會有邊界，在它接近其能力的邊界時，就會暴露自身的弱點。信息聚合平臺的狂飆突進，帶來的一個必然的問題就是失去平衡：新媒體擴張到極致時，恰恰是其危機來臨之時。一個就靠算法獲得1.7億流量的新媒體，又要不斷向多元化的公眾推送各種內容，這些海量的內容從哪里來，僅僅只靠UGC嗎？平臺又如何防止受眾的審美疲勞？所以，如果不做出相應調整，信息聚合平臺原先獲得成功的原因未來也必然會成為它失敗的原因。信息聚合平臺遭遇內容荒的時代即將來臨，它們必然會考慮與內容生產商的全面合作。未來的媒體融合路徑一定是平臺與內容生產者之間的跨媒介合作，它們之間需要各取所需、各自調試、相向運動、相互馴化。這樣，傳統媒體才有可能重獲盈利模式、實現知識型的轉化以及重新掌握報道的時間節點，信息聚合平臺才有可能逐漸了解守衛公共性的重要性，在這種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現在一種新媒體思維中實現二者的融合。
當然，這種合作是需要外部條件的，否則無法長久。因為，沒有相應的規則，二者毫無平等可言，也不存在合作的互補性前提。它們非但在技術上是不平等的，而且在管理模式上也是不平等的。當下媒體的管理者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只有厘清信息聚合平臺和傳統媒體各自的角色，規定它們的行為準則，這種合作才是可能的。信息聚合平臺并不是新聞媒體，就像它也不是出租車公司，它要涉足這個行業，就必須使之專業化。而這種所謂的角色厘清，指的是對信息聚合平臺更為科學的監管，這包括：
一方面需要建立一整套針對信息聚合平臺的監管方式，需要規定什么樣的信息聚合平臺允許開展新聞業務以及如何開展新聞業務。目前完全取締信息聚合平臺的新聞活動，既沒有必要，也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當務之急是建立新聞信息聚合平臺的準入機制和管理機制，逐步清理規模小、信譽差、內容質量低下的信息聚合平臺，要求必須有足夠數量的專業人士運作平臺上的新聞轉載業務，并且不允許平臺商與內容生產者的一體化。
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同等待遇，像監管傳統媒體一樣嚴格監管從事新聞轉載業務的流量平臺，要求它們嚴格遵守有關新聞報道的政策法規以及專業準則。用算法進行挖掘的新聞媒體，需要為其挖掘付出更多的內容成本，尤其是對優質內容的知識產權付費。對于不能遵守有關規定的信息聚合平臺，要及時關閉其新聞業務功能，不允許再涉足與新聞相關的任何業務。
在一個線上和線下日趨融合的今天，媒體融合必然是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但這并不意味著每一種媒體融合的路徑都會成功。想用傳統的管理方式和思維模式去駕馭新技術很可能不會成功，相反，新技術要求的是新的管理方式和思維模式。不是管理方式和思維模式在選擇新技術，而是新技術在選擇管理方式和思維模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媒體融合零的突破。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媒體新聞傳播創新研究”成果，課題編號：16JJD860003)）
參考文獻
胡翼青，2018，《再論后真相：基于時間和速度的視角》，《新聞記者》，第8期。
胡翼青、沈偉明，2018，《艱難的嵌入：反思“兩微一端”的當代社會實踐》，《編輯之友》，第6期。
王辰瑤，2018，《新聞融合的創新困境——對中外77個新聞業融合案例研究的再考察》，《南京社會科學》，第11期。
張婧妍、李寧，2018，《“端口”爭奪時代地方主流媒體的新聞生產——以“荔枝新聞”為個案》，《新聞界》，第4期。
［美］R·E·帕克等，1987，《城市社會學》，北京：華夏出版社。
責 編／馬冰瑩
Media Expansion or Cross-media Cooperation?
—Reconsider the Path Selection for Media Integration
Hu Yiqing
Abstract: Media integration has not made any breakthrough ye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integration way for media expans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media does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rules of new media, especially the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platforms. As a "disruptive" industry, the ope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platforms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media's profit-making model and time of news reporting. The extens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platforms does not change the traditional media's fate of marginalization. As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platforms are facing a content shortage crisis, cross-medi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latforms and content producers is becoming possible. However, this requires institutionally defining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platforms and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specifying their rules of behaviors.
Keywords: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platforms, traditional media, new media expansion, cross-media cooperation, media integration
胡翼青，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武漢大學媒體發展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傳播理論與傳播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再度發言：論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