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發展觀的轉變，體現了發展理念的變遷。事實上，發展理念是發展觀的核心，不同的發展理念，體現了對影響發展的各類價值的強調或取舍[7]，特別是效率與公平、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等重要價值的權衡；同時，還會直接影響對發展的認識，包括何為發展（涉及對發展的界定）、為何發展（涉及發展問題與發展目標）、發展什么（涉及發展領域與發展對象）、如何發展（涉及發展手段或發展路徑、發展動力）等，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發展觀。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正是對上述方面的重要回應。

上述發展理念的變遷，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直接相關。從更長的歷史看，自1860年以來，我國一直在探索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發展道路，并在不同歷史階段多次提出現代化目標。在經歷了從革命到建設、從計劃到市場、從貧困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后，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而要完成新發展階段的新任務，就需要有新發展理念的引領。

當前強調新發展理念的引領，還與復雜的國際環境直接相關。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產生的蕭條效應，疊加2020年不斷蔓延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對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沖擊，極大地影響了發展環境和發展路徑。只有全面融入新發展理念，有效應對上述“雙重危機”，才能突破發展困境，重構發展格局。因此，落實新發展理念，既是歷史發展新階段的要求，也是未來長期的重要任務，它關系到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

另外，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轉型看，我國從傳統的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再到今天的信息經濟或數字經濟，從閉關鎖國到全面開放，從單純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到重視經濟發展質量，既離不開創新發展、開放發展和綠色發展，也需要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其中貫穿和體現著新發展理念的內在關聯。對此，我們不僅應從歷史維度解析，還要有系統維度的整體把握。

基于系統維度的整體把握。完整準確理解新發展理念，需要從系統維度對其予以整體把握。從發展理論或發展法學的角度看，“發展問題—發展手段—發展目標”三者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它們構成的“發展分析”框架，有助于探討與發展相關的各類問題，同樣也適用于新發展理念的研究[8]。

依據上述“發展分析”框架，需要關注與新發展理念相關的三方面問題：第一，應從問題定位的角度，明確我國存在的發展問題和發展矛盾；第二，應基于不同階段的發展問題和發展矛盾，確立解決上述問題的發展手段，尤其要明確具體的發展動力、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式；第三，應通過相關發展手段的有效運用，實現相關的發展目標，如高質量發展目標、全面現代化目標、共同富?；蛉窆蚕淼哪繕说?。上述緊密關聯的三個方面，有助于從系統維度增進對新發展理念的全面理解和整體把握，也有助于研討新發展理念與“發展型法治”的相關問題。

首先，從發展矛盾、發展問題的角度看，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為突出。針對多個領域、多個層次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必須考慮落實協調發展理念，實施多種類型的協調[9]，如區域協調、城鄉協調、內外協調、制度協調，等等，從而解決區域發展、城鄉發展、收入分配方面發展差距過大等發展失衡問題，以及因存在內外差別、制度差別而導致的不公平競爭等問題。在落實協調發展理念的過程中，尤其應基于相關發展矛盾，特別是發展失衡等發展問題，明確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不斷改進發展手段，增進發展動力，優化發展環境等。

其次，從發展動力、發展方式或發展手段的角度看，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開放發展的理念缺一不可。例如，在創新發展方面，能否通過理念和理論的創新、制度和技術的創新，以及發展模式的創新，構建新經濟、新模式、新業態，形成發展的新機制、新引擎，會直接影響發展動力，因此，在新發展理念中，創新發展被置于突出位置，它關乎發展方式或發展手段的優化。此外，針對區域或城鄉等領域存在的發展不平衡、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以及各領域開放發展程度較低等問題，尤其需要落實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的理念，以推動發展方式、發展路徑的轉變，并解決相關的發展失調或發展失衡問題。事實上，上述四大發展理念，都在從不同角度回答“如何發展”的問題，涉及發展動力、發展方式、發展路徑、發展手段，直接影響前述發展矛盾和發展問題的解決，關乎發展目標的實現。

最后，從發展目標或發展目的的角度看，新發展理念蘊含著重要的發展思想，特別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它與共享發展的理念存在緊密關聯。而基于共享理念，在發展過程中應充分保障各類主體的發展權[10]，不斷提升其發展能力，這樣才能使各類主體共享改革開放成果[11]，實現共同富裕，并推動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

以上是基于“發展問題—發展手段—發展目標”的分析框架，對新發展理念之間內在聯系的簡要解析。據此，既要看到不同發展理念對各類發展問題的解決各有側重，也要看到它們在上述“發展分析”框架下存在的緊密聯系。例如，從新發展理念的各自側重看，創新發展側重于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側重于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側重于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問題，開放發展側重于解決內外聯動發展問題，共享發展側重于解決公平分配和發展正義問題。其中，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都在解決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發展失衡問題。解決上述失衡問題需要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將創新思維、創新理念融入其中；只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能不斷解決發展失衡問題，才能進一步解決分配公平和發展正義問題，實現共享發展。可見，新發展理念內在雖各有側重，但密切相關。在“發展分析”框架下，上述的發展失衡體現的是“發展問題”，而創新發展是解決發展問題的發展手段，共享發展（均衡發展）則是受到普遍認可的發展目標[12]。

此外，從系統維度看，我們不僅要關注上述新發展理念所構成的體系或系統，還要關注新發展理念與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的緊密關聯，從而在更大的系統中實現對新發展理念的整體把握。例如，新發展階段的核心發展目標，是在協調共生、共同富裕、和平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后發大國”的全面現代化。要完成這一曠世系統工程，必須對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進行系統的整體把握，并由此明晰我國的發展矛盾、發展問題、發展模式、發展動力和發展路徑，不斷優化發展政策和發展環境，持續構建“發展型法治”，從而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發展目標。

總之，要完整準確理解新發展理念，需要從多個維度分析新發展理念的內在邏輯聯系。由于觀察視角不同，對相關發展理念的認識可能會“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因而更應整體、系統地加以把握，而不能孤立、片面、僵化地理解。這既是對新發展理念“完整準確認識”的基本要求，也有助于在發展實踐中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此外，新發展理念對于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對于全面實現新發展階段的目標，具有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因此，需要在更高層面把握發展理念與發展階段、發展格局的關聯，并且，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還需進一步思考如何加強對落實新發展理念的法治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