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慈善領域負面事件具有敏感性，輿論監督呈現狂歡化傾向，刷屏、站隊、反轉頻現

當前，互聯網公益慈善的廣泛影響力和高參與度，一方面能最大范圍地激發網民的慈善情懷，另一方面也使得公眾對“瑕疵”的容忍度更低。“攤派”、“逼捐”、“詐捐”、“悔捐”、“騙捐”等種種行為的曝光，均引發網民對慈善本身的質疑與抵觸。

一次次的愛心眾籌變成欺騙，公眾的善良與信任被無底線消費。網民通過圍觀、爆料、轉發、關注、評論、調侃、宣泄等形式，使得輿論場上的狂歡情緒匯聚成一條浩浩蕩蕩的評判潮流，具有了強大的擴散性、關注度和影響力。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定范圍內的輿論監督能夠促使慈善領域諸多暴露的問題得以加速解決，但狂歡化式的監督無疑會帶來反作用。深圳羅爾事件發生后，有網民評論說，“用力過猛的網絡募捐，用力過猛的網絡感動——引發質疑后，變成用力過猛的網絡憤怒，不明不白的感動變成義憤填膺的聲討”。網民由此擔心對救助行為“產生用力過猛的警惕”。

然而，網絡后遺癥或許已經顯現：新浪調查顯示，截至12月6日，有四成網民表示因受該事件影響，以后將不再轉發類似的網絡求助信息。將假公益、偽慈善推向神壇的是朋友圈，讓它們摔下來的也是朋友圈。可謂“成也朋友圈，敗也朋友圈”。

這時，致力于良性的慈善領域輿論生態構建就尤為重要：既要使網民個體自覺地意識到個人的社會責任，不遺余力地為慈善公益付出自己的努力；又要讓投身慈善的網民不僅有精神層面的榮譽感，也應有功利層面的回饋感。

四、輿論場中公眾信任的焦慮和脆弱感在慈善領域尤為凸顯

信任是當下中國最稀缺的資源，各行各業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不斷沖擊著人們的心理底線。在以“公益性”、“利他性”為特征的慈善領域，由于慈善本身的泛道德屬性，輿論場對誠信缺失的焦慮尤為明顯。人們焦慮的不是善行本身，而是背后的“不信”。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7.4%的受訪者曾通過網絡平臺參與過捐款，僅28.5%的受訪者信任網絡捐款中的慈善組織或募捐個人，62.4%的受訪者擔憂網絡募捐存在詐捐、騙捐的潛在風險。

社會信任和社會愛心往往依賴于個體的經歷和個體的體驗，并以此影響個體的決策。2016年，知乎女神騙捐事件、杭州廢舊衣物回收桶事件、湖南衛視天天向上被曝假慈善真騙錢、網絡主播涼山假慈善事件、羅爾事件等，均屢屢消耗著網民的愛心和信任。

誠信和信任是慈善的通行證與保險閥，脫離這一根本的慈善事業將難以為繼。社交新媒體的興起，為公益慈善提供了新契機。基于朋友間的信任，網民也更愿意解囊相助，給求助者提供更多的信任機會。但是，也應該看到，互聯網時代的慈善公益事業是“平的”，透明度建設仍是公益慈善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和重要動力。而過程的透明，是信任最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