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應否認和忽視的是，美國在全世界捍衛和推行其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所謂“普世價值觀”，是源于其植根于骨血的基督教信仰和歐洲先哲思想。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上帝“揀選”了美利堅民族，作為“將全世界引向正確的宗教和自由的燈塔”，美國不僅自己負有建立一個嶄新國家為世界樹立典范的特殊使命，而且也肩負將自由、民主和平等這些上帝賜予的權利賜予全人類的神圣責任。20世紀初獲得世界霸主地位，二戰和冷戰取得最終勝利和一直保持著世界所向匹敵的實力，使美國對自身制度擁有強烈的道德自信，將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終極的、普世的制度，視為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和目標。自二戰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均把對外推行美式價值觀和制度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光榮責任。羅斯福稱“民主必將傳播開去，取代其他統治人民的方法”；杜魯門發誓“美國要承擔世界的領導責任，不但要為自己也要為全世界人民謀求繁榮和昌盛”；肯尼迪宣告“應讓每一個國家明白，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負重、克服任何艱難，以確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尼克松說，如果美國無法發揮作用，“極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勢力就將威脅到全世界所有的自由與民主的國家”；里根保證美國必將成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小布什將美國的責任定位于“運用自己的道德和物質資源，促進民主與和平”；奧巴馬表示，“美國之所以能夠從一群處在大不列顛帝國管轄之下的殖民地成長為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是因為我們一直忠誠于我們的普世價值”，發誓“將為在世界范圍內推廣這些普世價值而不懈努力”。

同時，還應當看到美國推行其價值觀更有謀求自己國家利益的現實需要。人的思想規范著人的行為，人的價值觀決定著人的行為模式。如果他國認同自己的價值理念，實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建立同自己一樣或相似的社會體系，那么，美國就會保持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影響力，他國就更會愿意接受和服從美國的領導，也就更有利于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和維護國家利益。因此，向外推行“普世價值觀”，讓全世界接受其價值理念和實行其民主制度，是美國國家的利益需要。《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美國的價值觀是捍衛國家安全最有力的武器”“美國長期的安全和繁榮依賴于我們堅定捍衛的普世價值”“相對于那些否認這些普世價值的國家，認同和擁護這些普世價值的國家對美國更友好”“只有為國家安全與普世價值筑造共同的堡壘，我們才能保障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從全球范圍看，美國憑借其政治、經濟、技術、文化實力，以及對國際制度和秩序的主導權，并借助世界全球化之勢向全世界推行其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美國擁有的強大物質基礎和技術能力，為其價值觀的全球推行提供了條件，其主要途徑有：通過掌控的全球廣播媒介，宣傳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通過建立和資助非政府組織，以文化交流方式進行理念滲透；通過文化商品的輸出，傳播美國生活方式；通過有線電視網和計算機互聯網，建立全球各種媒體網絡，進行媒體外交。美國擁有的國際制度和秩序的主導地位，也為美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廣提供便利。全球化在“普世價值”掩蓋下很大程度美國化了：從經濟一體化到文化同質化再到政治民主化，最終實現美國所謂的政治全球化。

從國別來看，美國向他國推行其價值理念和民主制度的主要采取和平演變、高壓就范和武力入侵等方式。和平演變是一種利用政治、外交、經濟和文化等軟性手段，對異質國家進行價值理念滲透，從內部培育壯大反對勢力，推翻其政權、瓦解其政體，使其實行西方制度的一種戰略。前蘇聯的解體是美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最成功戰例和最大成果，東歐劇變和中亞“顏色革命”也是美國實施和平演變的結果。在對一國實施和平演變不奏效情況下，美國就會對其實施高壓就范戰略，即通過對其進行政治孤立、經濟制裁和軍事威脅等高壓手段，對其進行長期圍困和壓制，促使其政權崩潰或逼其就范。美國對古巴、朝鮮、伊朗、緬甸實行的政策就是高壓就范之策。在和平演變和高壓就范均不成功，且戰略利益急需或出現有利時機情況下，美國就會采取直接武力入侵的方式，推翻其政權、改變其政體。美國對伊拉克、利比亞、前南聯盟的軍事入侵，就是這種方式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