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導致國家間和國家內部產生兩極分化現象，各國利益和訴求分歧嚴重，國家間競爭日趨激烈，而且全球性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產生疊加效應，國家內部政治、社會矛盾凸顯。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國際規則和觀念受到沖擊，聯合國作為國際權力中心的地位受到削弱，二戰后建立的國際體制面臨調整。

21世紀以來，世界產生了新的安全問題，就是恐怖主義的興盛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產生。在全球化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加重分化程度，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不計后果的干預政策，以及文化理念沖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恐怖主義呈井噴之勢，成為一個世界性安全問題。恐怖組織不僅向自主化、分散化、多樣化和網絡化方向發展，而且出現恐怖組織建立了一個橫跨伊拉克和敘利亞，占地面積二十余萬平方公里和一千多萬人口的“伊斯蘭國家”的極端現象。此外，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在惠及人類的同時，也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了非傳統安全問題：網絡安全、核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公共衛生安全和跨國犯罪等。這些新出現的世界性安全問題，深刻沖擊著人們的安全觀念和現有國際安全機制，國際安全機制面臨著調整和完善。

在新的世界格局、形勢、觀念影響下，無論一國或集團力量多強，憑一己之力再也無法或難以解決世界性問題和難題，這對美國以前憑借自身強大實力尋求對國際事務主導和對國際秩序控制的邏輯與實踐帶來挑戰。無論是G20取代G7承擔起對全球經濟、貿易、金融、環境、能源等領域的治理角色，美國通過與中國等主要經濟體尋求妥協，促成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最終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還是聯合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核安全、防擴散等安全領域達成一系列協議和安排，都反映了美國必須與他國特別是大國協商并取得妥協，才能重塑國際秩序的現實。

但是，以保持和鞏固世界領導地位為其全球戰略，并一直保有這個特殊地位也習慣于領導世界的美國，絕不甘心失去或削弱世界領導地位。正如《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言，“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是重振美國的領導地位”“塑造能夠應對當前時代挑戰的國際秩序”“唯有如此，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更富有成效地推進美國的利益”。因此，在新的戰略格局和形勢下，美國仍然努力尋求主導國際秩序的調整，維持其制度霸權。美國不僅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保持著強大影響力，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方案向對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而且仍然把持著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大發言權，并主導了反恐、防擴散和核安全等安全領域協議、安排的達成。為了應對新興國家對其全球和地區經濟主導權的挑戰，近年來美國以自己的經濟理念和標準，推出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自貿區協議”（TTIP），覆蓋了亞太和歐洲39個國家、經濟總量占世界近百分之七十的區域，從而將世界主要貿易區均納入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達成后，奧巴馬發出了“美國不能讓中國等國家書寫全球貿易規則，美國必須制定這些規則”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