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較于近些年社會生活中由道德相對主義引發的公共倫理事件,2015 年我國社會在道德領域有著長足的進步,倫理爭議事件并不如前幾年顯得數量更多、影響程度更廣。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它與我們黨和國家在“反腐敗”和“樹新風”方面的努力有著必然的聯系。
【關鍵詞】道德相對主義 偏執文化差異觀 制度正義 【 中圖分類號】B82 【 文獻標識碼】A
偏執文化差異觀是道德相對主義的產生根源
回到中國現實社會,盡管2015年沒有出現像“三聚氰胺事件”或“小悅悅事件”等此類能夠觸碰人類社會律法底線并激發全民共同參與討伐的重大倫理問題,然而也不能由此斷言本年度在倫理領域已經杳無爭端,許多倫理問題的相關爭議依然有待于進一步厘清。一方面,諸如“扶不扶”“食品安全”“霧霾”等一些公共問題依然頻現于當前社會,它們持續挑戰著國人的認知態度和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一些關涉倫理價值的其它社會問題正在不斷上演,對它們的辯護態度可以說是道德相對主義的體現,對這些事件的意見分歧也似乎證明可公度的價值標準之不可能。“網絡拼酒”“廣西玉林狗肉節”“揚州炒飯”“鬧洞房”“青島大蝦”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體現。上述事件的共同特征在于,其支持者總是以文化特色和風俗習慣作為根據,捍衛自身行動的合理性,進而忽略或否定一些更基本的共同價值的存在。
文化相對主義經常是道德相對主義論證的重要前提,前者認為不同的社會、種群、族群和其它團體組織在長期的歷史生活中必然會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文化生活,這些文化形態各異,都是人類精神的共同組成部分,對人類整體文明的發展都有難以磨滅的突出貢獻。文化相對主義在關于人類生活的多樣性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盡管如此,我們必須清醒看到,并非所有的差異性生活方式都能成為人類精神的構成部分,也并非所有的習俗都是值得遵守和尊重的。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進程中,能夠被后世加以保留的習俗總是那些帶有天然正義的精髓部分;反之,一些違背正義原則的習俗必定會遭到歷史發展的無情淘汰,例如中國古代社會的“裹小腳”習俗和非洲某些部落的“割禮”文化就是如此,它們缺乏任何可以得到合理辯護的正當理由,最終只能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笑料。
制度正義是防范道德相對主義的根本
從直接原因來看,道德相對主義源于對不同社會道德現象的膚淺觀察,它僅僅看到不同社會、不同群體或者是不同歷史階段生活習慣的表面差異,無法看到貫穿在差異現象內部的正義原則,因此容易片面認為所有的風俗和習慣都具有合理的一面,都具有可辯護的價值。缺乏正義原則是道德相對主義現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道德”確實與社會的風俗習慣有極為密切的關系,不管是在詞的來源上還是在規范內容上,道德來自于風俗習慣。然而,并非所有的風俗都能夠直接簡化為道德價值和倫理準則,只有那些符合正義原則的優良習俗才是價值和規范的真正母體。正如古代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系統探討倫理學的性質時所闡明的,正義是守法和平等,它是德性的總體。正義不僅包括約定的正義,更包括自然的正義;約定的正義一旦定下來就對約定者有效力,自然的正義對任何人都有效力。自然的正義把人類的整體幸福作為終極目標,它是任何有理性的人能夠以自明的方式認識到或者是通過接受正確的德性教育而認識到的基本倫理價值。
自然正義原則指導下的優良風俗是抵擋道德相對主義的防火墻。這些優良風俗猶如孔子思想中的“禮”或亞里士多德所言“守法”中的“法”,它們既不是生活中所有風俗的總匯,也不局限于固定不變的成文法律;與之相反,它們是特定社會文化中包含正義原則的那些合理部分,正義原則提供了不同社會風俗習慣相互比較的公度標準。
“反腐敗”行動是對正義原則的遵守,是對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相對主義現象的最有力反擊。“反腐敗”持續進行是2015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2015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次提到要反對“為官不為”,釋放了反腐向縱深推進的積極信號。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海內外的不同場合也多次強調反腐敗沒有“休止符”,表達了黨和國家對于腐敗“零容忍”的態度,他還分別從完善體制機制建設、增強執政能力等多個維度闡述了反腐敗的總體思路,強調要依法反腐和制度反腐,做到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在實際行動中,2015年的反腐斗爭也始終未曾松懈,僅上半年就查處了15名省部級官員,到年底反腐行動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這反映出黨和國家在反腐攻堅戰中有壯士斷腕的巨大勇氣,從根本上整頓了黨風和政風,對各種社會不良風氣進行了強有力的徹底整頓。
2015年一些“樹新風”社會政策的貫徹執行,讓道德相對主義思想和行動無處藏身。優良習俗是行為者培養正確德性的前提,也是反對道德相對主義的基本保障。秩序良好的社會應該在堅持正義原則的前提下,通過完善的制度鼓勵那些趨向德性和追求高尚的人,懲罰和管束那些不服從和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2015年6月北京啟動“史上最嚴禁煙令”是公眾非常關注的熱點事件,該法規是國務院2013年12月頒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的強化版和實踐版,是對基于個人態度和情感的個體道德相對主義的宣戰,它堅持公共生活中的正義原則,反對人們把這些原則降低為主觀意愿選擇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從制度的層面保護了幾億人公共生活的安全與健康。
綜上所言,相較于近些年社會生活中由道德相對主義引發的公共倫理事件,2015年我國社會在道德領域有著長足的進步,倫理爭議事件并不如前幾年顯得數量更多、影響程度更廣。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它與我們黨和國家在“反腐敗”和“樹新風”方面的努力有著必然的聯系。一方面,為政者的德行品質一直是我國社會道德總體水平的標桿,草偃風從,政德建設根本上關系到我國社會優良倫理制度建立的可能與否,正是由于近幾年我們黨和國家在政治領域中大力反腐的壯舉,道德相對主義滋生的土壤被徹底地清理干凈;另一方面,社會的優良習俗是個體道德行動、道德規范和道德知識的基本來源,近年來我們黨和國家通過“光盤行動”和“八項規定”等多項凈化社會風氣的有力措施,樹社會之新風,揚人間之正義,從源頭上杜絕了諸如“酒桌文化”和“送禮文化”等一些丑陋習俗對基本道德價值和倫理原則的侵蝕,最大限度地防范了道德相對主義的出現可能。
(作者為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鐘明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導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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