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制度建設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白居易）強化國際制度的創設、維護和更新，讓美國的利益和理念轉化為國際體系的整體利益和理念，既是美國霸權地位的體現，也是幫助維護其霸權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國在確立起全球霸主地位之后，就開始著力于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制度體系，例如政治及綜合方面的聯合國（UN），貿易領域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金融領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軍事領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相關各國建立的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體系，以及在其他治理領域的國際制度與機制。各問題領域、各層面的國際制度與機制交織交錯，形成復雜的問題網絡，而主導國家在其中的影響力可以橫向或縱向進行擴展。

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體系的要義是強化和延續美國的全球支配能力。與軍事或經濟等剛性力量不同，制度能夠以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支撐起美國的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全球主導能力就是全球議程設定能力，憑借其在全球制度體系當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實現了對全球議題的主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制度網絡并不是只有美國一個國家獲益，許多國家分享了制度紅利，利用國際制度發展自身力量，壯大自身的影響力。這種情況不能簡單地歸為“搭便車”現象，因為一方面，這類國家利用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和機制發展壯大自身實力，甚至成長為區域或全球性大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這是美國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當美國霸權衰落、無力獨自維護國際制度的運轉時，這類在現有國際體系中受益的國家，又會充當制度的維護者和推動者，彌補美國因為實力不足而帶來的制度運轉的部分失靈，使國際制度能繼續運轉下去。這種情況常被稱為“制度慣性”，事實上仍是相關國家在推動的。

在美國的實力相對下滑的時候，制度對美國全球地位的作用體現得更為明顯。在美國的所有能力當中，經濟能力是相對衰弱最快的能力。但是，美國對于全球經濟的治理能力并沒有顯著下滑。究其根本，美國可以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經濟機制，對其他經濟體及全球經濟施加影響。美國不僅能通過已經創設的經濟機制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對現有的國際機制加以更新、改進甚至拋棄。例如，美國認為當前世界貿易組織的某些規則已經不能夠反映美國的意志，并因此無法維護其國家利益的時候，美國就試圖打造新的全球貿易體系和規則。這種調整反映在其最近兩年美國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的倡議當中。

限制競爭對手

“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美國在成為世界霸權以來，也積極采取各種手段打壓競爭對手。有第一，就必然有第二，而且作為第一的霸主總是擔心第二會取而代之，對潛在的挑戰者保持警惕和敏感，這就是霸主的邏輯。因此，美國時刻警惕可能的挑戰者，尤其是處于世界第二位置的國家，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壓制第二大國家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美國是按照實力為唯一標準來鎖定第二國家的，不管位居第二的國家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例如日本，還是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比如蘇聯。當第二位國家的實力和美國的位置愈發接近，美國的打壓手段就愈發有力。基本上，當第二國家的國力接近于美國國力的75%左右時，美國就會進入戰略恐慌期，進而自動換擋進入對競爭對手的集中打壓期。用以打壓的手段是全方位、綜合性的，包含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意識形態等等。打壓到極致，美國甚至以誘發目標國的國內政治動亂為突破口。并且，這種實力可能是綜合國力，也可能僅僅是某一方面的實力，如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即使僅僅在某一方面實力快速增長、接近美國的獨霸地位，也會引起美國的關注和警覺。從橫向來看，美國感知到威脅的“第二國家”并不只是全球性實力第二的國家，也可能是地區性的。在美國認為對其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如果有任何國家挑戰或威脅到美國在此區域的利益或秩序，美國同樣會對其進行遏制或打擊，如20世紀90年代的伊拉克。此外，美國往往會利用多個戰略三角、頂層制衡、多層次聯合盟友國家的方式打壓第二位國家，借此試圖壓縮挑戰國的國際利益空間和話語空間。其次，美國所感知到的競爭者和挑戰者并不一定是國家，也可能是國際組織或國際制度、機制。正如前文所述，美國霸權地位的組成很大一部分是其主導的國際制度、組織和機制。所以美國對于來自這方面的挑戰也十分敏感。在原本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或機制中，新興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投票權、影響力上升，美國對組織規則、制度失去原來的主導控制權；或是由其他國家主導新建的國際組織對原有的國際組織產生替代效應，在這兩種情況下，同樣會激發美國打壓競爭對手的機制。

在國際互動中，美國的政治話語權同樣是延伸其政治意圖、打壓競爭對手的重要工具。自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獲得了全面勝利。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際交往不斷增加，美國在向外傳播學術觀點、政治理念、商業文化、媒體評論時，也將其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擴散到了全球的各個角落。美國的霸權地位不但源于其客觀存在的實力，同時也來自于其無形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對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環境人群的吸引。這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的傳播，逐漸使得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獲得了得天獨厚的政治話語權，因為其所需傳播的內容更容易獲得大多數人群的認可與理解。這也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美國成功通過構建自己主導的世界話語體系，將其所倡導的普世價值、人權、自由等概念轉化為實在的外交手段與籌碼，占據道德高地，對競爭對手形成輿論壓力，激化其社會矛盾，進而瓦解其國內政權穩定的基礎。但是，美國在外交事務中卻奉行“雙重標準”：以“自由民主的燈塔”自居，對盟友侵犯人權、鎮壓人民的行為置之不理，甚至助紂為虐。

可以看出，維護霸權的最基本條件就是靈活的外交手段，美國可以不顧及任何主義或理論，而完全出于對現實的考慮，以任何一種方式開展其外交事務。這些手段中大有難以被其公眾或者國際社會輿論接受的行為，甚至包括國際組織明確反對的，為了國家利益，美國均可冒險嘗試。這些手段為美國維護霸權提供了靈活機動的空間，并為之創造了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