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獨立以后，不僅成長為全球性大國，而且成為擁有能力和意圖的全球霸權國家。美國問鼎霸權的方式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相比有所不同，既有傳統的政治秩序的穩定、經濟實力的發展、強大的軍備等因素，也有利用國際制度維護鞏固自身權利，利用文化、輿論等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話語氛圍等獨具特色的手段。總體來說，強大的自身實力作為基礎，國內制度和國際機制作為保障，再加上靈活的外交，共同造就了美國的全球性大國地位。但是也應看到，助其成為霸主的因素，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不利因素，漸漸給美國社會帶來包袱。
【關鍵詞】美國 全球性大國 霸權 要素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1.001
宋國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美經貿關系、中國對外經濟戰略、國際政治經濟學、美國經濟。主要著作有《平衡社會利益和國家安全——政府對外貿易戰略選擇》《中國周邊經濟外交：機制協調與策略選擇》《德國新政與歐盟前景》等。羅艷琦，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當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大國”時，主要的標準是實力因素。實力包括兩個方面：該國自身的能力和對外的影響力。要成為全球性大國，不僅要自身實力過硬，還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廣泛影響國際事務或他國政策的能力。如果其影響力只局限在一定地區或某個問題領域，那么它只能被稱作大國或地區性大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全球性大國并不等同于霸權國家。霸權國家除了要具有強大卓越的實力，很重要的一點是“領導的意愿”，正如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所述，“霸權是一國有足夠的能力來維持治理國家間關系的必要規則，并且有意愿這樣做”。在同一時期，往往霸權國家只有一個，但可以同時存在多個全球性大國。換句話說，成為大國主要是實力方面，而成為霸權國家還要包括意圖因素。美國不僅具有全球性大國的實力，而且具有發揮全球實力的意圖，因此美國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而是全球霸權國家。
如果以美國19世紀末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作為其躋身全球性大國的起點，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已歷時百余年。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更是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霸權，其影響力幾乎遍布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和所有問題領域。步入21世紀以來，在經歷了9·11事件、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盡管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但目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全方位與美國進行有力的競爭，更不用說對其形成可信的挑戰。可以預見，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的霸主地位仍將繼續。有鑒于此，研究美國成長為全球性大國并且維護其全球性地位的要素就顯得既富有戰略意義又有現實意義。本文將主要從國內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軍事實力、國際制度建設、對競爭對手打壓、社會文化六個方面，分析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及成長為世界霸權國家的要素。
國內政治社會秩序的穩定
“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其內。”在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各項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國內政治及社會秩序的穩定。穩定的國內政治是美國霸權得以確立和延續的基石。美國幾乎是世界上政局最穩定的國家，自19世紀后期確立世界經濟第一的地位以來，美國國內未發生政變、革命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嚴重內亂。即使有席卷全國的民權或者反越戰等抗議示威活動，受到沖擊最多的是某一屆政府或者政黨，沒有動搖由憲法所確定的美國基本政體。
究其原因，首先，從制度主義的視角看，美國擁有一套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美國憲法確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彼此獨立又相互制約，形成既分工又牽制的政治運行制度。總統、國會、法院等各部門形成一套有效運行的“國家機器”，并且由于政治選舉與競爭都是在法律的規范下進行，所以換屆、人員輪替對國家機器的運行影響有限。長期看來，由法律制度保障的國家機器的穩定保障了政治秩序的穩定。即使有些美國政府領導人可能制定無效甚至愚蠢的政策，使得美國的國家利益遭受一時之挫折，但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糾錯”功能，一旦某人或某屆政府的治理出現嚴重問題，通常會遭遇下臺結局。換屆之后，新政府或者國會出于回應民眾訴求、總結前任教訓等原因，通常也會做出政策調整。這種“糾錯”能力推動美國政府治理處于大致正確的發展方向，即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對內滿足民眾的訴求。反觀歷史上美國的競爭者們，大抵沒有如此穩定的政治架構來保證國家長時間發展：或因戰爭失敗，或因內部動亂，競爭者原有政治體制面臨瓦解和終結，自動喪失了與美國較量的主體資格，進而被美國收編，或者在很長時間內不得不處于次強國家的行列。
事實上，政黨利益分歧、精英政治、政治獻金等問題也使得美國政治體系出現裂痕，但美國的公民社會始終無法提出有效的改革方向。民主環境下的各種社會意識、利益團體在許多社會問題上，例如同性戀、全民醫保、槍支管理、環境問題等，矛盾不斷銳化，難以達成共識，因此美國政治變革的難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遠遠大于集權國家。另外，在民主公開的環境下，各種群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權利和渠道，但是利益集團的實力不同，影響政策的能力也不同，在一些群體的訴求能被決策者所采納的同時，有些群體的訴求總是被排除在政策之外。所以，美國現有的政治體系雖然不能根治各類社會矛盾，但卻能保證各方基本權利得到最基本的保護，“雖然不是最好的，至少不是最壞的”，從而穩定其國內政治環境。
另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緣條件也從客觀上保證了其擁有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身處廣闊的美洲大陸，東西有大洋阻隔，南北僅有加拿大與墨西哥等少數鄰國，周邊關系簡單，不似處于亞歐大陸上的國家往往大國環伺，各國競爭激烈，關系復雜；幅員遼闊，物產豐富，進可攻退可守。自19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在孤立主義政策的指導下，不干預歐洲老牌列強的爭霸，而是致力于將拉丁美洲發展成為自己的勢力后院，限制歐洲及其他外部勢力對此的干預，從而獲得了優越的發展環境。這也是之后美國政治秩序以及經濟得以長期穩定的客觀外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