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經濟實力

“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蘇轍，《上皇帝書》）在國際舞臺上，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其維持大國乃至霸主地位的基礎。經濟大國不一定是經濟強國，要稱得上“強”，需要在生產、貿易、金融等經濟的各方面都擁有并維持明顯的優勢。

首先從生產方面來看，經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以及二戰后全球分工新格局的形成，美國的優勢產品廣布于各個產業部門。從初級的農產品到最前沿的高科技產品，大至波音飛機小至電腦芯片，美國在先進科技、生產管理方式組織下生產的產品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所以它們不懼競爭，且在利益驅動下，對外部市場充滿擴張的欲望。跨國公司作為現代經濟的特殊組織形式，也被美國企業廣泛采用。跨國公司將全球的優勢資源集中組織，加以利用，將產品研發、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環節放在美國國內，而將資源密集、勞動力密集、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環節置于發展中國家，既降低了成本，也保證了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同時核心技術和資源的安全。

其次，從貿易方面看，美國一直重視海外貿易的拓展。美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對外貿易的擴展直接相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是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國。為了維護其貿易優勢地位，美國一直標榜自身對自由市場的推廣。事實上美國對外貿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和20世紀70年代以前，當美國產品在全球具有顯著競爭優勢時，美國主張的是“自由貿易”，確保其產品能夠自由進入其他國家市場；20世紀70年代以后，當美國產品不具有全球優勢時，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更多推行的是“公平貿易”。其主張的貿易規則絕不僅僅是完全的自由貿易，自由的程度、自由的范圍都是緊緊與自身優勢產業掛鉤的。美國利用其對國際制度的主導作用，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時更多的反映自身利益訴求，將對其有利的規則偏好以制度、組織的形式固化下來。這對于其他國家尤其是與其經濟結構、水平有巨大差異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便是制度的不公平，無怪乎新興國家呼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第三，從金融方面來看，美元作為世界主導性貨幣，是各國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使用的第一大貨幣。雖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不再與黃金固定掛鉤，但至今仍有許多國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將本幣與美元建立聯系。布雷頓森林體系雖已瓦解，但建立起來的世界經濟金融體系仍然運行著。并且美國國內金融市場活躍，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的能力都很強，這就將世界經濟牢牢控制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范圍內。其實從美國的政策來看，經濟政策從來都是和外交政策相配合的。從20世紀初的金元外交，到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都體現了經濟利益與政治目的交織，共同為美國的霸權地位服務。

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相互依賴程度更加深入。在此浪潮之中，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雖然不對稱相互依賴可以作為一種權力的來源，但是在一個緊密聯系的世界里，事實上減少了可以采取的打擊對手的選項——任何打擊或削弱對手的方式都可能對自身造成損害。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密切，國家不再是國際關系單一的行為體，多元主體的參與使得國際關系更加復雜。尤其是經濟主體，如跨國公司、跨國利益集團，由于經濟活動的逐利本性，在行為決策時優先考慮的是其經濟利益，并不完全是該國的政府政策，甚至往往與政府精英所定義并執行的國家利益南轅北轍。所以在看待美國經濟實力與霸權地位時，不能將整個美國社會、美國經濟領域的所有企業、公司決策者看成萬眾一心、共同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而齊心協力的整體，而是應該認識到在國際關系中行為主體的多元化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并非簡單的原因結果導向，而是多種因素復雜作用的結果。

軍事力量的保障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槍桿子里出霸主，不僅是美國的信條，也是美國的實踐。和西方歷史上任何霸權國家一樣，美國霸權的確立與鞏固一直離不開其強大的軍事后盾。軍事力量是美國維護其大國與霸主地位的必要支撐。單從軍費開支來看，美國長期以來都是全球軍費開支總量和人均最高的國家。美國的國防開支長期占全球軍費總開支的40%以上，為其后15個國家軍費預算的總和。即使面臨經濟危機和財政困難，美國也從未真正減少過國防開支，而是一直以縮減剩余力量、調整軍種間資源分配作為手段，根據國際環境的更迭，并站在軍事戰略發展需求的高度，以更高的效率從根本上保證其軍事實力的穩步增強。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國會在五角大樓高層的反復呼吁下，篩選并延續了大量昂貴、針對冷戰開發的軍事研發及生產項目，以保持對潛在戰略對手的絕對優勢。在經歷了近年來的反恐戰爭以后，美軍能力又在特種作戰、網絡戰、情報搜集以及無人機打擊方面得到了極大擴展。這些案例都足以證明美國的軍事規劃者的戰略遠見是立足于實戰，與時俱進的，并在某種程度上引領了全球軍事發展變革的潮流。盡管新興國家奮起直追，并在部分領域取得了能與美軍抗衡的能力，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形成戰略均勢，但此類能力多數屬于非對稱戰爭環境下的局部優勢。從軍事科技水平以及綜合作戰能力來看，美國在全方位戰爭中仍占有壓倒性優勢。不論是核威懾、戰略武器、還是常規作戰經驗，美國均占有明顯的優勢。從全球軍力部署來看，美國在全球各區域都有戰略部署，尤其是海上戰略通道和對其有重大利益地區，擁有極強的遠程部署能力與經驗。這既是美國強大軍事實力的反映，也確保了其對突發事件的強大軍事干涉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依據雙層博弈理論分析美國對軍事建設和軍事力量的重視，可以從內政與外交的互動層面來考察。從外交方面看，和平與發展并不是美國對國際形勢的長期判斷。美國外交中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傳統決定了將武力作為其霸權地位保障的戰略選擇。為了展示并維護其大國地位，為其軍事機器提供實戰機會，美國從來都不怯戰，可以說，美國是最為窮兵黷武的國家。從內政方面來看，美國國內政治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軍工利益集團一直是美國政策的重要影響者。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在演說中提到由軍隊、軍工企業及代表其利益的國會成員形成的“軍工復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對美國政策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直到今天仍在繼續。在這種內政外交互動的作用下，美國重視其軍事力量的建設、展示和使用，甚至以發動戰爭和贏得戰爭為動員國家的有效手段。冷戰以來，幾乎每位總統都有主導發動的針對特定國家的戰爭。借助戰爭，美國施展肌肉，打壓異己，威懾他國，拉攏盟友。不論是發動戰爭的頻率還是造成的全球傷亡都遠超其他國家。

“兵者，兇器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孫子兵法·作戰篇》）美國對軍事實力的依賴既是其問鼎世界霸權的利器，現如今亦成為維護霸權地位所需要負擔的沉重代價和對其外交戰略思維上的主要限制。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不但是國內經濟的巨大負擔，同時也是國內政治中最尖銳的矛盾之一。作為全球第一的軍事強國，美國在國內民生投入上卻飽受社會公知的抨擊：普通公民享受的教育、醫保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水平，仍遠低于大部分發達國家。然而，美國的決策者們依舊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發動戰爭并擴充軍備，軍費開支常年高居不下，并屢屢侵犯公民隱私（從普通美國公民到他國政要）乃至基本人權。軍工復合體背后龐大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壇的強大控制，加上政府對反戰呼聲屢屢置若罔聞，這已經使得后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美國的海外軍事存在給其國際形象制造了諸多負面影響，全球2013/2014年WIN/Gallup International Survey中，來自65個國家的66000名受訪者中，將近四分之一認為美國是對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軍事強權對他國的主權侵犯，以及無辜平民的巨大傷害，引發了全球范圍內反美情緒的高漲。從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就可以看出，當獨裁政權被人民推翻后，雖然被美國稱之為“民主的勝利”，但是地區內的反美情緒卻在新生政權中體現出來。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部署同時也是對其他國家安全環境的直接威脅。這一壓迫性的威脅往往迫使新興國家，只能通過不斷挑戰美軍在其周邊的軍事存在以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這種不進則退的博弈使崛起中的新興國家，不得不以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與美國的關系，進而增加了美國對他國的軍事擔憂以及卷入地區沖突的可能性。在面對綜合實力弱于自己，但是卻又因各種原因無法與之一戰的戰略對手時，美國雖擁有軍事優勢，但處處掣肘，難以運用，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