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放經濟環境下，跨境、跨國人口流動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而達到一定規模的國際人口流動必然影響流入國的社會治安，這一點在我國邊境和旅游熱點地區早已顯露，并因北京等大城市近年來一再發生“三非”外國人犯罪等惡性事件而愈加凸顯。作為每年入境外國旅游者多達上千萬人次、常住外籍人員數以十萬計的世界第一貿易大國，我們不能不對此給予足夠關注。更重要的是，根據國內外歷史經驗教訓和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我們還不能忽視國際人口流動對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的潛在沖擊。

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與升級風險較高

除了行政或軍事支持下移民所造成的多民族混居之外，國際經貿自古以來就常常是多民族混居格局形成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中外皆然。跨境人口流動是國際經貿發展的必然結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動人口將選擇在移入國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從而在移入國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狀態。

在不妨礙社會成員之間平等順暢交流溝通、當地主流社會能牢固保持社會規范共識與既定政治權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將通過與外界建立更為廣泛的聯系而有利于發揮該國、該城市的經濟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動搖的情況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將對該國／城市社會治安形成額外壓力。這不僅僅是因為多民族混居將從各方面提高行政和執法機構的管理成本，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壁壘甚至會妨礙執法機構及時掌握和了解治安動向；更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狀態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升到群體沖突乃至民族沖突的層次，正常狀態下的社會道德和行為規范此時都會淪為政治站隊的犧牲品，承擔維護秩序職責的強力部門、執法機構也常常備受掣肘。看看今日北愛爾蘭、黎巴嫩、印度、斯里蘭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區頻發的沖突（任何本來無足輕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發暴亂），看看法國近年來多次爆發以穆斯林移民青少年為主的郊區暴亂（甚至蔓延全國），便不難理解這一點。在極端情況下，這種沖突甚至有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亞歷山大大帝建立的亞歷山大里亞（今埃及亞歷山大）扼尼羅河入海口，據交通要沖，作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而迅速發展成為地中海區域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羅馬帝國治下也是整個西方世界僅次于羅馬的一流大都會。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在其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如此描繪這座城市的繁榮和人煙稠密：“這座美麗而整齊的大城市僅次于羅馬，繞城一周有十五哩，里面居住三十萬的自由人和數目相當的奴隸。亞歷山大里亞港和阿拉伯及印度進行獲利豐碩的貿易，再轉運到帝國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沒有游手好閑的人員，人們不是被雇用擔任吹玻璃，就是紡織亞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紙。不論男女老幼都從事生產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腳殘廢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的職業。”①

然而，這座繁榮的城市自建立伊始便形成了希臘人和埃及土著混居的格局，國際貿易的發展更使其多民族、多宗教混居格局進一步發展，導致許多在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不成問題的問題無限放大。“亞歷山大里亞的人民是一個混雜的民族，把希臘人的虛榮和多變，跟埃及人的倔強和迷信結合在一起。一件無關痛癢的小事，像是一時買不到肉和扁豆、雙方的禮貌不夠周到、公共浴場弄錯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問題的爭吵，由于廣大的民眾滿懷無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引發一場叛亂。”②在這種情況下，殺死一只被視為圣物的貓，就會在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亞歷山大里亞居民中引起宗教上的爭執。

到瓦列里安（Valerian）、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父子執政時期（西元253～268年），羅馬帝國各地軍閥蜂起，史稱“三十僭主”，亞歷山大里亞居民因多民族、多宗教混居而發生的摩擦也隨之升級，市民和士兵之間因為一雙鞋子發生爭執，結果就引起了長達12年的殘酷內戰（其中有幾次短暫而不明確的停戰），“在這個受害慘重的城市，各區之間的聯系完全切斷，每一條街道都浸染著鮮血，每座堅固的建筑物都成為碉堡，直到亞歷山大里亞相當大的部分都成為廢墟，戰亂也沒有停息下來”。③一度繁榮昌盛的亞歷山大里亞最終在這場戰亂中淪為荒涼廢墟。

古代如此，近現代也是這樣。在19世紀中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金本位“黃金時代”，帶有濃郁“自由放任”特征的全球經貿發展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近六千萬歐洲移民涌入南北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約三千萬印度移民遷入其他南亞國家、東南亞、南非等地區，約一千萬華人遷入五大洲數十個國家。④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各國戶籍、護照等制度趨向完善，如同“九·一八”之前中俄（蘇）陸路邊界那樣不需任何證件即可出入國境的情形一去不復返，引進勞務等方面的需求仍然造就了數量可觀的移民，而這些移民又常常是通過血緣、地域等關系而接踵到來，從而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形成新的聚居移民群體，⑤某些新的聚居移民群體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如二戰之后起初作為勞工少量引入德國的土耳其人已成長為德國第二大民族，西裔已經迅速超越黑人成長為美國第二大族裔，而且是其中人口增長最快的族裔，他們與當地民族之間的摩擦風險也隨之日滋月長，某些摩擦已經開始朝國家認同方向發展。

假如聚居移民群體人數在當地占比較少，一方面，他們因與當地原住民接觸交流機會高而更容易融合于當地生活風俗、文化傳統、政治認同；另一方面，人數的明顯劣勢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體中不軌之輩的異念。假如聚居移民群體人數雖多，但是在較長時間跨度內陸續到來，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對當地有潛在敵意的單一移民群體，那么，他們也更有可能陸續融合于當地，或無法形成足夠強大的挑戰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體在較短時間內就膨脹到了很大數量，并以原國籍、民族、宗教等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夠大的單一移民群體，而且這個群體成員較多地傾向于通過指責當地規則和政治權威不公來獲得更多利益和增進本群體的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當地既定規則、服從當地政治權威的情況下通過自我奮斗出人頭地，情況就完全兩樣了。

假如單一外來移民、特別是文化傳統與當地主流社會差異較大的外來移民人數增長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區日漸占據多數，只要東道國政治環境適宜，聲稱代表這個群體的政治力量就將應運而生。這種政治力量一旦形成，為了維護、擴張自己在政壇上的“江湖地位”，他們所要努力推進的就不會是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認同直至最終融合，而是刻意強調、乃至制造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對這類不同給予“寬容”。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諸如“多元文化”之類“政治正確”的思潮下，他們的這種傾向又會受到進一步激勵。由于大城市就業等機會較多，外來移民群體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進一步放大了這類政治力量的能量。英國21世紀初的人口統計顯示，當時49%的少數民族人口居住在倫敦，⑥以至于近年有“倫敦斯坦”之稱；根據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人口統計學家們的推測，2019年，位于英格蘭中部的萊斯特市（Leicester）就將成為歐洲第一個白人非多數的城市（即白人占總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將成為白人不足50%的所謂“多元化城市”。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