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性手段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并非單一地以強制力為后盾、采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干預目標群體的行為，事實上，它有一套豐富的工具可供選擇使用。按照每種工具中政府干預的強度不同，政策工具包括強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其中，市場性手段是最為典型、應用最廣泛的自愿性工具，可以有效解決諸如控制污染物排放、分配公共資源等問題。政府利用市場性手段引人向善，關鍵是制定和執行鼓勵善行的公共政策。例如，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指導定價、政府購買等政策，對那些針對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的企業、社會組織與個人提供保證，通過公共政策力量的適度傾斜，保證其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從而吸引更多人與資本參與善行活動。
公共政策引人向善的市場性手段契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勢
之所以倡導和強調要以市場性手段來實現公共政策引人向善的功能，重要原因便在于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大勢的高度契合性。
道德波動與市場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市場觀念和市場機制不斷深入人心，逐漸突破經濟活動邊界而滲透進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發揮作用。于是，市場觀念和市場機制日益成為制約人們價值取向和行為傾向的一股主導性力量，甚至開始廣泛地充當社會規范，成為人際交往中的“游戲規則”，進而對社會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活動產生實質性影響—既包括積極的，也包括消極的。諸如自由平等、自愿協商、公平競爭、等價交換、互惠合作、守諾誠信等意識的增強及相應規則的確立，毋庸置疑是積極的，是有利于社會整體道德標準和個體道德水平提升的。
然而，市場觀念和市場機制的消極影響及其引發的道德失范問題亦不容忽視：平等協商的市場規則，致使個人主義、功利主義迅速膨脹；自由交換的市場規則，致使拜金主義、唯利是圖死灰復燃，甚至本不該流入交換領域的職位、權力、美色等都成為交易對象；“無利不起早”的營利意識，致使自私冷漠、麻木不仁、見死不救現象時有發生，甚至坑蒙拐騙、爾虞我詐、制假販假，信奉道德虛無主義，價值觀混亂，榮辱不辨，善惡不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若要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提升社會道德水平，必然要求充分發揮市場觀念和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規避市場觀念和市場機制的消極作用。
解決道德失范問題需要而且能夠靠市場性手段來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進一步得到發展，市場作用將進一步得到加強，市場觀念和市場機制將進一步向經濟社會生活拓展與深化。在此形勢下，要激發市場經濟為道德建設帶來的正能量，直面市場經濟對道德建設造成的負面沖擊，就應順應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大趨勢，充分挖掘和利用市場性手段，借助市場機制自身的力量，通過公共政策的有效規范與調節，引導人心向善。
以市場性手段引人向善更符合市場經濟的現實要求。經濟活動是人們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內容，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因此，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在很大程度甚至從根本上取決于經濟活動的規則。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入發展的時代條件下，市場規則成為人們活動的基本情境與行為選擇的基本制約力量，市場機制成為人們處理彼此間利益關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市場手段成為人們追求與實現利益的基本方式。市場手段由于具有公開、平等、自愿、協商等特質而具備使交易各方多贏的稟賦，帶來多贏結果而不是零和博弈。
利用市場手段調節利益關系，解決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更有可能實現一種良性循環：社會成員在主觀上為了增進個人利益時，客觀上維護了他人利益及社會整體利益；在主觀上為了維護他人利益及社會整體利益時，客觀上也能增進自身利益—這就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式人際關系的要旨所在，是廣泛激發社會成員善念和善行的一大源泉，它在本質上與市場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
公共政策以市場性手段引人向善的具體機制及實現舉措
發揮市場性手段在道德建設中的作用，正是要通過市場性手段所蘊含的正當機制以及提供的健康規則，來引導人心向善。具體而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以市場性手段引人向善的機制及其實現舉措主要包括：
平等交換。交換是市場的基本功能，市場是交換的特定方式，平等與自愿是市場交換方式乃至整個市場觀念、市場機制的精髓。在市場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之前，人類社會中固然也存在交換活動，但無論是交換目的、交換過程還是交換結果，它們都與現代意義的市場交換方式截然不同：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從根本上賦予了不同社會成員以不同的經濟資源、經濟權力和經濟能力，當地位懸殊的各方進行交易時，優勢方總是試圖通過交易賺取額外利益，并運用自身各項條件強制促成交易，最終以微薄的付出獲取豐厚的回報；劣勢方則陷于無奈交易的境地，承受入不敷出的結果。
市場經濟改變了這種局面，因為它賦予了交易主體以平等地位。各方攜帶其資源來到市場這一自由交易之地，一個愿賣，一個愿買，公平協商，達成交易，避免了各種形式的強買強賣。通過交易，各取所需，實現互惠互利。市場意識、市場機制促使各方認識到，只有物有所值、能夠滿足對方需要、符合對方偏好，才可能實現與對方的交易。于是，對任何交易方而言，都必須從對方立場來規范自身行為，逐漸地，迫于無奈或他律而為對方著想，轉變為自發、自覺、自愿地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即呈現出向善的傾向和態勢。
要通過平等交換機制保證人心向善，就要通過各種公共政策舉措，進一步在全社會營造平等氛圍，落實平等規則，用平等的力量抑惡揚善：對均有善意的交易雙方而言，平等將實現以善促善的效果；對均有惡意的交易雙方而言，平等將實現以惡抵惡的效果；對一方善、一方惡的交易雙方而言，平等有利于實現以善制惡的效果。總之，在各個行業各個領域普遍樹立起平等交易觀念和規則，將在社會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引人向善力量。
合作互惠。善行的本質是處理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整體利益關系時做出利他的選擇。細究起來，“利他”有三種現實狀態：一是以犧牲自我利益為代價實現利他，善行意味著需要忘卻和舍棄自我利益；二是在不影響自我利益的同時實現利他，善行意味著“舉手之勞”；三是利他的同時也增進了自我利益，善行意味著互惠和多贏，意味著有償和回報，例如企業家搞慈善。
過去，我們過度強調第一種利他的方式，認為這才是善，其實第二種和第三種也是利他的重要方式，是善的重要體現，尤其是第三種，應更符合市場觀念支配下的當今社會規則。
平等交換是市場機制的基本形式，合作互惠既是平等交換的根本驅動力，也應當是平等交換的結果。交換雙方或多方正是在確認自己與他人地位平等（而不是強買強賣）、認識到互惠結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前提下，確定合作，實現交易。同理，通過市場性手段的物質利益調節作用，能夠為實施善行者提供內在動力：在利他的同時，不犧牲個人利益甚至能夠為自己帶來利益，總比需要自我犧牲更容易做到；做了利他的善行，如果有回報總比沒有任何回報更讓人心安。
要通過合作互惠機制激發引人向善的動力，就要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核心是通過公共政策來確認善行者的應得回報，并對其犧牲給予適當的補償。例如，對見義勇為者，政府應旗幟鮮明地予以獎勵，并通過法律規范保護其權益，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其后顧之憂。如果不采取這些措施，一味地強調無私奉獻、舍己為人，對見義勇為者只進行精神上的認可與表彰，忽視對其犧牲的補償和善行的回報，那么見義勇為的動機將可能逐漸衰弱。
正當競爭。一方面，能夠流入市場的交易物，一般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稀缺性的資源，它們能為所有者帶來的收益也主要取決于其稀缺程度；另一方面，資源的稀缺性又是相對的，那些相同、相似或相關資源的供給者之間存在著競爭。競爭是市場運行的基本狀態，也是市場機制的效率之源。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切競爭的樣態都會自然地維系市場運行并保證市場效率，事實上，競爭之所以能夠成就市場機制、帶來市場效率，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便在于“正當”。
正當性內含善的尺度，正當競爭意味著市場經營者遵守社會公認的商業道德、信守誠實信用的市場原則，主要靠提高質量、改進技術、降低成本、創立名牌、提高信譽來取得競爭的勝利，其結果顯然有利于顧客、有利于社會，最終也有利于自己，是一種善的指向。相反，商業賄賂、虛假廣告、盜取機密、惡意中傷、低價傾銷、串通投標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損害消費者利益、擾亂市場秩序，最終損人不利己，是一種惡的指向。健康的市場機制必然要求保護正當競爭而打擊不正當競爭，從而產生揚善抑惡的作用。
要充分發揮正當競爭機制的揚善抑惡作用，關鍵是要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與法規，一方面切實保證正當競爭的局面與程度，避免壟斷，使各主體在相互競爭中通過獨善其身來打造競爭力；另一方面則切實反對和打擊不正當競爭手段的生存空間，使其失去成長的突然或付出高昂的代價，使各方主體在相互敬重中通過彼此善待來實現合作共贏。
誠實守信。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交易雙方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如果頻繁出現誠信問題導致人心惶惶，不僅會減少交易數量，還會降低交易效率、增加交易成本。尤其對現代市場經濟而言，信用交易已逐漸成為主流方式，交易雙方的誠信直接決定了交易的廣度和深度，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和誠信狀況，則決定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
誠實守信本就是倫理道德的一項重要內容和標準，當它成為市場經濟的內在需求后，便更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誠實守信能夠充當市場主體的名片、招牌，成為其軟實力、核心競爭力；只有擁有誠信，才能擁有市場；如若失去誠信，必將遭到唾棄。因此，誠實守信作為市場的一個具體機制，本身就是一種向善的指引。
要充分發揮誠實守信機制引人向善的作用，就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提升各社會主體的誠信意識和誠信水平。例如，在各個層面推動信息公開建設，加快信息互聯與共享，為誠實守信奠定必要基礎；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明確信用檔案的應用效力，為誠實守信提供現實約束。
總之，平等交換、合作互惠、正當競爭、誠實守信等四大機制都蘊含了善的行為導向，成為市場機制引人向善的內部微觀機理，而要發揮市場性手段引人向善的作用，就必須創設其發揮作用的相關政策條件。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本文系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面向社會公正的公共政策私用現象防治路徑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HB12ZZ013）
【注釋】
①王瑩：“論人際關系和諧的現代意義及其實現途徑”，《道德與文明》，2009年第1期。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頁。
③陳慶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頁。
④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nopf. 1953. Pp.125-141.
責編/張祺用（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