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和市場分工，共同發力周邊經濟建設

政府和市場是中國開展周邊經濟外交的兩大主體，二者利益共生互榮、角色各得其位、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兩手并用，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想狀態。市場在周邊外交的經濟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構成對外貿易和投資等經濟活動的主要渠道。

第一，政府角色和市場角色。在周邊經濟外交中，政府的角色是從宏觀角度規劃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發展，提供信息引導市場行為體進入周邊國家，和周邊國家政府簽訂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進行宏觀風險預警，為市場主體在周邊國家的經營提供保障。市場主體根據自身情況，追求經濟利益，自行制定經營決策，自擔風險。企業和個人是周邊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場的自主性，激發市場活力，為市場主體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對市場主體在周邊國家的經營依法合規地進行監管，要求市場主體尊重東道國宗教和風俗習慣，遵守駐在國法律，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和義務，防止侵犯勞工權利和破壞環境等行為出現。

第二，政府利益和市場利益。二者價值偏好不同，利益訴求不盡一致，政府更多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而市場主體則趨向經濟利益。要協調兩者關系，促成政府和市場共同參與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建設中，既要防止政府的外交利益擠壓替代市場利益，也要防止外交利益被部分企業或行業的經濟利益所阻礙，影響國家整體經濟利益或外交利益。

政府和市場關系不僅限于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而且包括政府在周邊經濟外交過程中如何處理不同類型市場主體的關系。

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既是市場主體，也是推動周邊經濟外交獨特有力的渠道。國有企業具有顯著的經濟優勢、組織優勢和制度優勢，能夠更好地落實國家周邊外交戰略意志，服務周邊經濟外交政策。從國有企業的類型看，由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是周邊經濟外交的最重要載體，既是對周邊國家直接投資的最大資金提供者，[14] 也是在周邊國家承接工程承包合同的主要力量。中石化和中石油等能源公司在中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油氣投資，神華公司在蒙古的投資和貿易，中國電建、中國能建以及中國水建等在周邊國家的水力、電力投資等等，可謂中國企業在周邊經濟活動的典型。中管金融企業直接拓展了同周邊國家的金融合作。國家開發銀行提出并推動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發起的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重大倡議，豐富了中國周邊金融外交的實踐，增加了中國的金融資源，有效提升了中國地區金融影響力。除央企外，地方國有企業也結合自身特色和優勢，積極參與到周邊國家的經濟建設中。以地方實力較強的上海企業為例，上海電氣在印度12個邦有電站項目，上海建工在柬埔寨有大量的橋路等基建項目，這些項目和投資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尊重市場規律和規則的基礎上，未來國有企業在周邊經濟外交中的功能需要進一步強化，這是中國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大體現。在確保國有企業按照市場邏輯經營的同時，政府還要更加重視鼓勵和推動有實力的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周邊經濟外交。其一，從長期趨勢看，國有企業在周邊國家的投資規模將會出現瓶頸，民營企業對周邊國家投資的活躍程度不斷加強，成為對周邊國家市場投資的新興力量。其二，國有企業在周邊國家的經營活動主要以能源、礦產和基礎建設為主，民營企業則在加工、貿易、物流和服務等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具有優勢，能夠更多地帶動周邊國家就業，給東道國帶來更大的民生效應。其三，民營企業在走向周邊國家中有較多優勢，比如機制靈活，反應快，效率高，其對周邊國家的投資或并購項目成功率較高。[15] 其四，私營企業對外投資金額和數量的增加，有助于更好回擊個別國家對中國“新殖民主義”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的不實指責，在周邊地區樹立積極正面的中國國家形象。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是中國經濟力量的有機構成，兩者在周邊聯合發力，能夠更好地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共同發展，因而需要淡化中國資本在外投資的所有權屬性，支持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在周邊國家的經濟項目上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共同經營。政府要消除體制障礙，提供更加公平的服務，確保兩者分工合作、良性競爭和整合發展。在市場層面，要注意引導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在周邊經濟外交中的戰略協同，爭取創設更多的開發性金融機構，擴大中國各類金融機構在周邊國家的業務范圍，降低中國產業資本的融資成本，為中資企業提供及時便捷的金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