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國博弈對中國戰略利益的影響

隨著美、日、俄、印、澳等主要力量加大對該地區地緣戰略競爭的投入，該問題將對中國的戰略利益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第一，美國對中國崛起以及東亞合作的戒備心理上升，可能影響中國周邊合作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于東亞合作，美國始終抱有濃重的“酸葡萄心理”，擔心東亞各國挑戰其“地區主導權”，將其排除在東亞之外。美總統布什2006年11月參加越南河內APEC會議期間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設想，力推跨太平洋合作模式，用意是牽制東亞合作和制衡中國。此次東亞峰會期間，美方因拒絕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而再度被排斥在外，美部分報紙稱“美國仍有被孤立的可能”。自2005年以來，美力推“亞太”機制，壓縮“泛亞”機制：一是在東亞峰會模式問題上，支持日將印、澳、新西蘭拉進來，建立與“10＋3”平行的“10＋6”機制，此舉雖不能完全達到美主導東亞合作的目的，但可使中國推動的“10＋3”合作功虧一簣。二是強調泛亞機制必須從屬于亞太機制。美一些官員已直接表明對“10＋3”和“10＋6”不滿，如美助理國務卿希爾強調，美希望東亞合作“簡潔明了，只能作為APEC的補充，而不能與后者形成重疊甚至影響后者”⑦。三是聲稱“泛亞機制不得影響美地區目標”。希爾還表示，美在東亞地區的核心利益是反恐、防擴散和市場自由化，東亞峰會不應影響美在該地區推行上述政策目標。四是對東盟“明褒實貶”。美方口頭上雖不反對東盟“主導東亞合作”，但行動上借反恐和緬甸問題大揭東盟“瘡疤”，意在顯示東盟能力不足、美仍是東亞“主宰”。

第二，中俄戰略協作關系有利于促進雙方在東南亞的協調與合作。2007年1月，中國與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美國提出的譴責緬甸民主人權問題的草案表決時，共同投下否決票，表明雙方在東南亞地區性問題上，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戰略協作。俄羅斯目前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處于恢復階段，更多地側重于武器和能源輸出合作，與中國的合作面大于競爭面。

第三，日本在東亞合作主導權問題上與中國對抗的心理上升，可能對“10＋3”持更加消極的態度。雖然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奉行較為溫和的外交政策，但日本出于國家根本利益和對中國主導“10＋3”進程的擔心，仍會堅持以“10＋6”取代“10＋3”，試圖以“10＋6”壓制中國并重新鞏固日本在地區合作上的主導權。基于這一考慮，日方主張把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拉入東亞合作。日方此舉可能為中國未來參與東亞地區合作提出新的挑戰。

第四，印澳對中國影響力的上升可能產生更強的競爭心理，導致其與美日合作時針對中國的一面增強。自2005年成功“擠入”東亞峰會后，印方曾多次表露“不能容忍被邊緣化”、“要發揮實質性作用”的立場。澳方也與東盟就加強氣候變化、環保、交通、能源、海關和出入境檢疫合作達成共識，并與日印積極協調立場。2007年，印度和澳大利亞均參加了與美日舉行的四方戰略安全對話會與聯合演習，不排除這些舉措具有針對中國的一面。

第五，東盟推行的大國平衡戰略，對中國戰略利益具有正反兩方面影響。隨著中國在全球及亞太地緣政治重要性的大幅上升，東盟各國的心態復雜，對華地緣戰略不同程度地顯露兩重性：一方面視中國為發展機遇，具有與中國發展關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強大懷有戒心，一些東盟國家與中國還存在領土、領海之爭。為此，東盟國家大多力求在中、美、日、俄、印、澳之間搞等距離外交，始終不放棄借美日力量制衡中國的戰略考慮。東盟游走于大國之間，防止任一大國主導地區事務，此舉即為典型的大國平衡戰略。但這也可能加劇大國對東盟的不滿及大國間的矛盾，對此中國應謹慎應對，防止大國競爭的不利因素影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