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

日本一直視東南亞為“傳統勢力范圍”。戰后日本把主要力量投入經濟建設，逐漸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在東南亞地區具有重要經濟利益，長期以來對東盟投資和援助居各國之首，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日本開始在東南亞的政治安全事務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如參加聯合國對柬埔寨的維和行動以及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的政治安全問題對話等。日本歷來把東南亞及南中國海航道與臺灣海峽視為“海上生命線”。日本亞太地緣經濟戰略的目標是：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由它控制和主導的“東亞經濟圈”，即形成一個以日本為“雁首”，以亞洲“四小龍”為骨干，以東盟與中國為兩翼的“雁行模式”。日本亞太地緣經濟戰略也是其實現“脫歐入亞”，“脫美入亞”，“重返亞洲”的重要戰略步驟②。日本憑借強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增強對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技術轉讓，擴大對東亞地區的進出口貿易和發展援助，全方位地參與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通過加深與東亞各國的經濟聯系，區域內的雙邊或多邊合作關系，以及加強與區域內各國經濟政策協調，促進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鞏固日本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的主導地位。

（四）印度對東南亞影響不可低估

印度東臨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同東南亞國家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系，印度族是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族群之一。印度雖然經濟上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綜合實力在亞太六大戰略力量（美、中、日、俄、東盟、印）中實力相對較弱，但作為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度的地位也不能低估。90年代以來，印度提出“東向政策”，即以東南亞為突破口和前進基地，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事務，最終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印度于1995年正式成為東盟地區論壇的全面對話國和亞太安全合作委員會的聯系成員國，開始積極介入亞太地區安全事務。2002年至今，印與東盟兩度舉行首腦會議，標志印度旨在東南亞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為深化與東盟關系做好政治鋪墊。2003年印度在巴厘島峰會上宣布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成為繼中國之后加入TAC最早的兩個非東盟國家。印與東盟還正在制訂“印度－東盟2020遠景規劃”。軍事安全是印度“東進”的重要領域。印度軍方提出了“東方南洋戰略”，建議密切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印度日益重視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雙方貿易額從1993年的29億美元增至2001年的9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16.5％。在2003年的巴厘島峰會上，印度與東盟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確定2016年前建立貨物、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機制的設想，從2004年起200種商品項目可予免稅③。但是，印度首要戰略目標是控制印度洋，參與東南亞事務帶有一定的投機性質，這可能對印度增大對東南亞的積極影響產生制約作用。

（五）澳大利亞“脫歐入亞”戰略影響東南亞發展前景

澳大利亞地處大洋洲一隅，無論從地域、人口還是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來看，均處于世界邊緣位置。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澳政府為擺脫這一不利的國家發展態勢，將對外政策的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強調以東亞為中心，積極推動亞太經合組織和次區域經濟合作，全面加強與東盟的關系，視東盟為澳大利亞融入亞洲的跳板，對東南亞推行“全面接觸”政策。在經濟領域，澳制訂了與東盟的經濟合作計劃，東盟現已成為澳第二大貿易伙伴。澳還通過“澳新（西蘭）經濟關系區”強化與東盟自貿區（AFTA）的合作，力圖早日建成“東盟－澳新自貿區”。在政治安全領域，澳積極參與地區事務，近年來雙方高層互訪不斷增多，軍事合作步伐加快。1989年，澳大利亞呼吁成立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既迎合了美國、日本試圖主導亞太地區的心理，也順應了發展中國家的愿望，遂促成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辦第一次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從而揭開了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歷史進程。此后，澳積極推進亞太經濟組織內部雙邊和多邊的貿易合作。2007年3月，澳與日本簽訂國防安全條約，2007年9月，澳參加美、日、印、新加坡聯合演習，表明澳大利亞對亞太事務的關注越來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