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業自主發展路徑選擇的經濟史案例
中國的制造產業在發展路徑上存在外部依賴這一事實，促使我們把比較研究轉向對“日本制造業在歷史上為什么能成功地實現自主發展而未淪為他國生產車間”的討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后起者的地位恰恰使日本在產業發展上注意利用自己的傳統優勢，18而經濟發展的后進性又促成了日本對外部先進事物孜孜以求的積極學習態度。正是對于傳統優勢（本土知識）與現代因素（外部影響）兩者關系的恰當處理，才使日本實現了對產業發展歷史路徑的合理選擇，進而使其能夠以獨特的方式完成了工業革命，并奠定了向世界制造強國轉變的歷史基礎。因此，對比日本產業發展史上的一些經驗，19可能會使我們在產業發展路徑的選擇方面，從后起者的視角得到一些更深刻的認識，進而獲取對如何形成產業自主和可持續發展歷史路徑的新的認知。對于典型的后起者日本而言，明治維新的工業革命時期，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的工業轉型階段，是形成其自主產業發展最為關鍵的兩個重要時期。因其與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高度關聯，所以以下的經濟史案例分析將主要聚焦于這一歷史時期。由于經濟體外部環境和各自產業發展過程存在差異性，而從一個長的時段和產業發展的整體過程去分析和認識問題，可能更接近于對事實的理解和對規律性特征的把握。同時，可以避免因簡單和機械式類比而造成的事實上的偏差。
在利用傳統優勢過程中吸收外來文明，使得日本實現了非歐美式發展。明治維新后迅速發展起來的近代制造業，是日本產業走向現代文明的根本標志。1884～1893年，隨著各項改革措施的基本完成，日本工業企業的數量增加了近7倍；20使用機器的近代工廠的大批建立，使得日本制造業的年均增長率大幅提高。211888～1910年，工業占日本GDP的比重從不足13%上升到近20%（西川俊作、阿部武司，1990；Minami，1986）。顯在的事實，使人們相信了工業文明的到來，并從鐵路修建、設備進口、不同于農耕社會的新產品的使用等多個方面，體驗到了現代文明帶來的社會變革。但是，正如科學技術史和日本新經濟史學的研究所揭示：體現現代文明的近代制造業的建立，不僅是人們通常所了解的吸收外來文明的結果，也是建立在前近代日本自己的技術基礎及其創新成果之上的。22早在封建社會末期的德川時代（1603～1868年），日本就開始利用先前接受的來自歐亞大陸的科技知識以及從武士階層中形成的科技人才，建立了其作為近代工業基礎的傳統地方手工業。例如，具有較高勞動分工水平的金屬礦藏的開采；2318世紀中期就開始使用帶齒輪和傳送帶設備的生絲生產；17世紀后期利用水利驅動形成的釀酒業的規模生產，24以及以有田陶瓷為代表的成為前近代重要出口產品的陶瓷生產等。25伴隨這些傳統產業的發展，日本社會逐步形成了勇于探索新技藝、發明新技術的傳統。26正是由于它們被自然地融入到近代制造業的發展之中，才使得日本能在工業革命中順利推進不同于歐美的近代產業建設，27在亞洲率先實現了非歐美式發展。把引進外來的技術與傳承自身的優勢結合，正是當時的有效做法。例如，利用從西班牙、葡萄牙引進的金屬冶煉知識，與日本傳統的冶煉方法結合形成木炭灰渣法（charcoal ash flux），在東北偏南地區從事富含磁鐵的礦石冶煉，就是其中一例。同時，在明治時期發展迅速并在前近代早有發展的制絲業中，日本就采取了典型的傳統與現代形式兼容、企業共同發展的做法。1875年在長野縣開業的中山社，是采用這種被稱作“混合型技術轉移”形式確立日本的近代技術的代表企業之一。28相應地，傳統與現代企業要么根據所生產的產品不同劃分供貨市場；要么在生產鏈條上形成上下游的垂直供貨關系（大野健一，2006），在平行發展中實現優勢互補。正是依靠這種適應日本特點的技術和產業發展方式，紡織業率先在日本發展成為進口替代產業（見表1）。不過遺憾的是，這種傳統優勢即本土知識的利用，對日本走向制造強國的歷史影響（即使日本能夠避免依附于西方，以自主的方式主動融入現代工業文明之中），至今尚未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29
在接受現代文明中變革傳統，培育走向制造強國的創新與發展能力。發揮傳統優勢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隨時代的進步對傳統進行適應性變革。這是一個經濟體并非由外力主宰而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過程。3019世紀末20世紀初，電的發現和內燃機的發明掀起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世界。日本發現，原有的接受外部新技術的方式，無法使自己融入現代工業發展的大潮中。因為現代工業顯然是不可能建立在近代的匠人手工藝基礎之上的。要想跟上世界快速變化的腳步，必須努力建設自己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技術體系。但是，由于經濟的后進性和戰略資源的短缺，日本政府自開國以來一直將“富國強兵”作為其發展目標。從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都錯誤地把對外侵略作為發展途徑，將政府的意志強加于技術進步的路徑之上。通過軍事動員、經濟統制和科研力量的調撥，大力推進與軍事工業有關的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從而使得相應的技術發展被重重地打上了軍事擴張的印記。31事實表
明，科技從屬于軍事強權必然導致危害人類和平的嚴重惡果。它所提醒世人的科技應當為和平發展服務的觀念，是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的。當然，僅此認識還不能夠代替對這一時期日本技術發展和產業演進問題的深入研究，因為科技發展的連續性和產業發展的接續特征，并未因為戰爭的非正義性而改變。而且，第二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日本產業技術體系的進步與轉型，對其產業的自立乃至戰后的可持續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影響。因為當時日本在這個被稱之為“轉換式適應”的過程中，32采取了兩個方向上的重要行動：其一，為保證自身與現代因素的聯系不被阻斷，它把建設的重點放在了實現聯系的紐帶——人力資本的培育上。辦教育、培訓人才和建立企業的研究實驗室，這些活動在政府和私人企業中同時展開。前者實行強制性的初等教育制度，并通過公共教育體制培養工程技術人員和能夠掌握現代技術的熟練工人，例如1873年工部省創辦帝國工程學院，明治后期建立各地方技術學院等機構。后者則主要是采取各種途徑培養能夠理解和消化外來先進技術和知識的科技骨干。最早建立公司培訓機構的企業是三菱造船廠，33隨后日立制作所、日本鋼管、芝浦制作所、住友等大企業，在20世紀初都先后建立了企業培訓制度（森清，1979）。1900年至1910年，私人企業中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或技術學院的畢業生從700人增加到約2500人（內田星美，1978），各企業經過培訓的熟練工人人數也大幅增長。與此同時，企業中的科技研發，也逐步由個人鉆研走向建立工業實驗室，并從科研發展到實業。34其二，為了能夠在適應外部世界變化中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和發展能力，日本注重在產業內部進行自主創新體制的探索性實踐，即找尋通過競爭、創新獲得自主發展的途徑。比如，即便與外國公司合作，企業也在刻意避免成為外來觀念的被動接受者。通過51%的股份轉讓與通用電氣合資的東京電氣公司，拒絕對方提出的研究由美方負責、日方只負責后期開發和集中生產的分工主張，就是一個代表性案例。選擇購買專利形式引進現代技術的企業，則隨自身創新能力的提升逐步減少對外部專利技術的依賴，憑借不斷增強的獨立性從世界工業的發展趨勢中捕捉有用信息，開發出屬于自己的生產技術。35同時，戰爭危機和外來技術資源的阻斷，也在客觀上逼迫日本的企業強化自主性的技術發明和創新，致使這一期間的私人和國家的研究機構數量急劇增長，相應的科研經費支出在1942年達到約3.5億日元（見表2）。36上述努力都是和建立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工業體系相適應的，而且日本產業從開始就注重將其現代制造業建立在自主發展的基礎上。
日本的產業史案例表明，符合自身特點的產業發展路徑選擇，對后起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乃至走向制造強國，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由于經濟發展的后進性，后起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發展過程中，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各種限制；同時，經濟的后起也使其具有發展的優勢，37因為后起者有機會從先行者的足跡中學習與借鑒。不過，這種情況就使后起者面臨著一種關乎命運的關鍵性選擇：是完全按照西方工業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式去完成本國的工業化，還是選擇符合自身特點的恰當的產業發展路徑。顯然，日本在產業發展的實踐上選擇的是后者，這也是日本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工業化，從而順利實現向制造業強國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因為，在既無先發的產業發展獨占優勢，又無現實中市場規則制定主導權的情況下，與具體的政策措施取舍相比，恰當的產業發展路徑選擇，能夠幫助后起國家奠定自主發展的產業基礎，使其從根本上擺脫技術和市場的外部依賴，因而成為后起者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制度性選擇。而合理的產業發展路徑選擇，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經濟體在整體上對產業發展規律以及自身產業發展狀況的動態性認識和深刻理解。問題的重要性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