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系問題是宏觀經濟的基本問題。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完善宏觀調控是其內在要求。《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立足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進入新發展階段并取得快速進步的偉大實踐，牢牢把握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供求兩端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供求關系發生歷史變化的顯著特征，著眼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上，創造性地對加強宏觀調控、統籌好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的問題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斷、重要論述。比如，《準確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出：“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出：“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這些重要論述為實現科學的宏觀調控提供了重要遵循。深刻把握這些重要論述所蘊含的深厚理論基礎、學術涵養、實踐背景，有利于我們更加自覺堅定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滿懷信心把經濟搞得更好。

筑牢分析供求關系矛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是在借鑒吸收西方經濟學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傳統分析基礎上的現代超越。

從經濟思想史上看，供給、需求、微觀、宏觀等范疇，都源于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對于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分析有兩個深厚的傳統：一是在價值源泉理論上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二是在經濟哲學觀上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傳統。在此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對資本的正義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合理性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性作出經濟學的闡釋。

供給與需求理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古典經濟學關于價值源泉的討論。在古典經濟學時代，關于價值的源泉問題，形成了“勞動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兩種學說。在此后近百年的時間里，勞動價值論占據主流地位，后來古典勞動價值論瓦解，要素價值論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要素價值論源于古典經濟學的“斯密教條”，亞當·斯密在提出勞動價值論的同時又提出收入決定論，把價值源泉歸結為工資、利息和地租，分別來自勞動、資本和土地三要素。這種價值論又稱“客觀效用價值論”，后來逐漸演變為供給理論，即“供給曲線”的基礎。到19世紀中后期，為解釋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的有效需求不足，又出現了主觀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的源泉是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主觀效用價值論逐漸發展為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革命），認為價值的決定是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并且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邊際效用價值論后來被發展為需求理論，即“需求曲線”的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古典經濟學對供給理論和需求理論進行了綜合，形成了供求均衡分析新體系，把價值決定歸結為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即“均衡價格”，并以均衡價格理論替代了價值理論，供求分析法也就成為研究經濟問題的主要方法。但新古典經濟學的供求均衡分析還只是局部均衡，并不是后來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分析，那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宏觀和微觀的區分。

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供給與需求分析的范疇和方法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是效用價值論，包括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而不是勞動價值論。供求關系分析的政策傾向是供給分析，認為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供給創造需求具有內生性，或者說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端，供求間的均衡具有自洽性。

宏觀經濟學是基于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事實、在“凱恩斯革命”之后產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從有效需求不足出發，強調以需求分析為側重點，認為在價格既定的條件下供給可以無限擴大，只要總需求擴張，供給可以充分并自動滿足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是處理供求矛盾的關鍵。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雖然能夠解釋“大蕭條”下的高失業，但解釋不了高通貨膨脹。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新一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把原凱恩斯主義理論發展成為“總需求理論”，把原“菲利普斯曲線”改造為“總供給理論”，從而形成“總供求模型”。這一理論模型把需求管理、供給管理、價格管理三大類工具納入政策體系，以解釋和治理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

可以說，從凱恩斯理論到后來的發展，西方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理論基礎始終是效用價值論，仍然是建立在邊際效用遞減基礎上的總供求分析。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與西方經濟學的供求分析具有本質區別，不是以與勞動價值論根本對立的唯心主義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為基礎，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和方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建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把價值的唯一源泉歸結為人類勞動，在批判“斯密教條”和效用價值論的基礎上，從價值源泉上揭示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下資本與勞動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定了基礎，進而闡釋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發生深刻沖突、形成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而不是效用價值論基礎上形成的邊際效用遞減。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吸收魁奈《經濟表》分析再生產的思想精華，剖析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過程，闡釋了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的內在聯系，闡明了社會總資本實現再生產所需要的條件，為進行科學的國民經濟總量分析開辟了路徑。

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便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和歷史觀。

一方面，在理論基礎上，區別于資產階級的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所論證的總供給并不是根據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供給曲線，所論證的總需求也并非源于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需求曲線。

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承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國民經濟發展和國民財富增長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將這種作用歸結為生產的自然形態，即歸結為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新質生產力范疇時指出，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顯然，這里是將各種生產要素作為生產力范疇，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生產具體物質財富的效率，不是創造價值的效率。盡管財富可以有價格，在市場經濟中可以體現為以價格計量的總額，但價格決定不等于價值決定。生產力說到底是勞動者運用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創造產品和財富的能力，產品和財富首先是使用價值范疇而不是價值范疇，使用價值是具體勞動的結果而不是抽象勞動的凝結，生產力體現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價值范疇則是一種社會關系，不能把財富與價值等同。產品和財富作為使用價值是各種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價值作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只能以人類勞動為唯一源泉。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生產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根本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

另一方面，在歷史觀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把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運動過程，不僅從價值理論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供求關系的內在矛盾，而且從剩余價值理論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根本沖突，進而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勢，從根本上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西方經濟學在進行供求關系分析時，盡管在理論方法和政策主張上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立場和目標是一致的，即都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供求關系失衡的原因是市場失靈，宏觀調控的目的在于修復市場，并且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能夠通過宏觀政策有效修復市場失靈。其立足點都是以資本主義市場可以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為理論前提，以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具備推動經濟趨向均衡的可能為理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前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發展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同時指出“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說到底是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形成的資本利益與廣大人民利益的根本對立，從而使資本積累與貧困加劇形成鮮明對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客觀上要求并且也能夠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而為從根本上克服供求失衡提供制度可能。依靠廣大人民推動發展，廣大人民共享發展紅利，不僅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進步和公平性，而且能夠從根本上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使總供給與總需求協調具有制度可能，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升供給水平的同時，擴大有效需求，持續增強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科學認識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對立統一的內在聯系

總供給與總需求是對立統一體，二者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個不同方面。所謂均衡國民生產總值，實際上就是指總供給等于總需求條件下的國民生產總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

從量的規定性來說，盡管總供給與總需求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個不同方面，但其內涵和決定因素是不同的。總供給是指一國經濟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可以提供的用于最終消費和投資使用的總產出之和，可以表現為勞動者的報酬與剩余的總和；總需求是指一國經濟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形成的投資和消費購買支出總和。二者的規模和結構是受不同的復雜因素影響。從國民經濟核算的角度看，要使二者相等，需要在國民收入、資產負債、投入產出、資金流量、國際收支等各方面相互聯系的運動中滿足極為復雜的條件。因此，實現完全均衡是極其困難的，在經濟實踐中更是不具備現實性。

正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內涵和決定因素不同，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特點也就不同。從作用對象來說，供給管理更多的是直接影響市場經濟中的生產者（企業和產業），需求管理則更多的直接影響市場經濟中的消費者。相應的政策特點就有系統的差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也就是說，總供給與總需求都是國民生產總值的體現，但是在不同方面的體現；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都是為了推動經濟增長，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實現。在統籌好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時，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或者僅僅將一側作為前提而忽視二者之間的能動性作用和內在聯系。在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從古典經濟學起相當長的時期里，總體上是強調供給分析，需求端通常只是被作為既定的前提。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中的主要問題不在需求端，只要供給能夠擴張，便會自動形成供求均衡，供給決定需求，不需要需求管理，進而不需要政府干預，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可以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大蕭條”之后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及其發展，從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事實出發，以需求決定供給為邏輯起點，強調以需求管理為主，主張引入系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緩解市場失靈，對沖有效需求不足，推動經濟均衡增長。顯然，在分析方法上，它們都是忽視供求之間的內在聯系，甚至將二者割裂開來，因而都有其局限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則是在供求統一的基礎上，從分析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入手，考察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的內在聯系，從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常態出發，從供給端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從而揭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制度根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總供給與總需求關系運動有自身的特點，因而把握其運動規律更需要從二者的有機統一中展開分析，尤其是在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需求難以自然帶動供給的發展條件下，更需要從二者的對立統一矛盾運動中把握其規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因此，如果說西方經濟學具有將供求分析割裂開來的傳統，那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與其重要的不同，就在于根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方法，始終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供求關系作為統一整體展開分析。

從質的規定性來說，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動態均衡需要建立在總供給的質量和總需求的質量不斷提升基礎之上。在經濟思想史上，西方經濟學不僅具有將供給需求分割開來的傳統，而且通常同時假定供給和需求本身的質量不發生變化，是在質量不變條件下討論量的均衡。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所謂“總供求模型”，雖然關注供給分析與需求分析的結合，但同樣是假定供給質量和需求質量不變，這就使供求關系的分析不能真正反映經濟發展實際。馬克思關于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分析，也是假定技術及相應的勞動生產率不變，因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的比例是穩定的。這是一種分析方法上的抽象。如果說在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速度較緩慢的條件下，這種供給質量與需求質量不變的假設可以成立，那么在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不斷加速深化的條件下，就必須充分考慮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供求關系的影響，即，要考慮供給和需求本身質量的變化，在質與量的統一中把握供求關系的演變特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主要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端是否動力強勁、總體匹配，動態平衡、良性互動。這就需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也就是說，以高質量的供給對應高質量的需求，在量和質的統一上提升供給與需求間的適配性。如果說無論是西方經濟學主流觀點，還是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實現條件的分析，都是從量的比例上考察供求關系，并且在短期內都假定技術不變，即供求兩側的質量不變，那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一個突出特點是，在強調量的均衡的同時強調供求質量的提升，強調高質量的供給與高質量的需求動態均衡。

高質量供給關鍵是培育新質生產力，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特別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高質量供給的突出特征在于：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創新起主導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高質量需求實質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切實體現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并且是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的有效需求。高質量需求的特征在于：有潛能的消費需求，有效益的投資需求。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宏觀上就是以高質量的需求拉動并牽引高質量的供給，以高質量的供給適應并創造高質量的需求。否則，以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只能刺激低效率、低質量、低競爭力的供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長期以低質量的需求（比如美國的“次貸”）帶動大量低效率的供給（比如零利率下形成的產能），從而造成嚴重的經濟泡沫。同樣，低質量的供給只能滿足低質量的需求，供給本身在質量、效率和結構質態等方面難以適應需求新變化，也就難以形成供給與需求間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而且低質量供給還會抑制需求，甚至產生“需求外溢”。質和量的統一是經濟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結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時強調，必須統籌好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要堅持以質取勝和發揮規模效應相統一。

　遵循供求關系運動規律，根據矛盾主要方面的變化動態調整宏觀調控方式

供求關系是不斷運動的。在運動過程中，其矛盾的特點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斷變化的。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強調基于實踐的動態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針對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這種動態性的適時性，指出：“宏觀調控必須適應發展階段性特征和經濟形勢變化，該擴大需求時要擴大需求，該調整供給時要調整供給，相機抉擇，開準藥方”。

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供求兩端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了這種變化的特點：“從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從供給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失衡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長期集中于需求側，相應的宏觀調控以需求管理為主，或適度緊縮總需求，或以擴大內需為目標刺激總需求。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的貨幣政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重新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盡管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需求管理為主。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分析經濟新常態特點的基礎上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在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側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

在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發展史上，西方經濟學曾產生過“供給學派”。上世紀80年代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實踐中，也曾嘗試過所謂“供給革命”。西方供給學派以供給創造需求為起點，突出供給管理的作用，認為供求關系失衡、經濟出現“滯脹”等問題，主要原因在于供給端，而并非需求端。因而，宏觀調控應針對供給端，以財政和貨幣等宏觀經濟政策（比如減稅降息等），直接影響生產者行為，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利潤，推進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從而改變總供給曲線，形成總供求間新的均衡，即所謂“拉弗曲線”。但在實踐中，“供給革命”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在理論上的經濟哲學觀、邏輯方法和在實踐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體制等方面，與供給管理政策之間存在系統性沖突。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釋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與西方的不同。

從經濟哲學觀上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

從政策實現的制度體制條件上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片面地強調市場競爭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而是強調在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相互統一的體制條件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方法邏輯上，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供給學派沿襲的將供給和需求分析相互分離的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學派的“思想方法比較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同時，在政策工具上也較為單一，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系統性，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要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用好需求側管理這個重要工具，使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良好環境和條件”。

同時，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更為豐富，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指出：“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強調用改革的辦法來推進結構調整，圍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實施“三去一降一補”，貫徹落實“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推動實施一系列改革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

近年來，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之后，全球經濟衰退加劇，我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等多重壓力，總供給與總需求矛盾運動開始出現新變化。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求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提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把擴大內需作為一個戰略基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供求兩端協同發力成為近年來我國宏觀調控的突出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結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重要的一條便是“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不斷加劇的供給與需求雙向沖擊、國內與國際風險疊加等諸多困難，宏觀政策轉變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而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同時對沖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宏觀調控方式相應發生變化，強調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把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同時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說，這是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的重要論述，根據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的新變化，特別是根據總供給與總需求矛盾運動出現的新特點，在宏觀經濟治理上對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互關系作出的新調整。這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短期與長期目標的統一，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統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

新時代以來，面對種種困難和挑戰，我國經濟運行保持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有力地證明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前進道路上，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力、奮發進取，我國經濟一定能夠在驚濤駭浪中行穩致遠，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