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說過，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減稅，而減稅有兩種選擇：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前者是供給學派提出的主張，美國在里根執政時期推行的是全面減稅，特朗普執政時期也是全面減稅。事實表明，全面減稅能擴大企業投資，但同時會加劇結構性過剩。中國與美國不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也啟動減稅，但重點卻是結構性減稅。

我國之所以實施結構性減稅，目的在擴投資與調結構并舉，一石二鳥，顯然是棋高一著。不過我寫這篇文章，并不是要比較兩種減稅方案，而是討論怎樣讓結構性減稅更合理。從再分配角度看，減稅是財政讓利給企業，也可看作政府對企業的“補貼”。現在要研究的是，結構性減稅要通過怎樣的安排，才能讓企業和消費者同時受益。

減稅讓企業與消費者同時受益，絕非天方夜譚。不知讀者是否了解2009年我國實施減稅的背景？2007年底，國家頒布了“新勞動法”，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升高了20%。如此一來，工資勢必擠占企業利潤。可不巧的是，次年又遇上了國際金融危機。內外交困，當時不少企業喊救命，為了救企業，于是政府啟動減稅。

表面上看，那次減稅是在補貼企業，但若想深一層，其實也是在補貼員工（消費者）。設想一下，假若政府不減稅而任由工資擠占利潤，長此以往有些企業是否會關門？而企業一旦關門，不僅最低工資無法兌現，而且還會有大量員工失業。由此看，那次政府減稅是為了避免工資擠占利潤，一方面為企業減輕壓力，同時也是為了惠及消費者。

當然以上只是特例。事實上，消費者并不總是減稅的受益者，比如出口退稅就與國內消費者無關。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組判據，可以明確判定誰是減稅的受益者？我的思考是這樣：政府加稅，企業有可能會轉嫁稅負，那么政府減稅，其“補貼”是否也可以轉移？我的答案肯定。何以見得？我們不妨先弄清楚稅負轉嫁是怎么回事。

所謂稅負轉嫁，是指政府對企業加稅，而企業卻將稅負轉嫁給了消費者。企業是怎樣將稅負轉嫁出去的呢？要明白這一點，需借助“需求彈性”作解釋。一種商品價格變動帶動需求變動，兩者變動率的比值為需求彈性。如某商品價格上漲10%，需求減少了20%，其彈性系數是2。經濟學說，彈性系數大于1，需求富有彈性；反之則缺乏彈性。

需求彈性與稅負轉嫁有何關系？讓我再舉一個例子。若政府對生產醬油的企業增加征稅3%，由于消費者對醬油的需求缺乏彈性，醬油降價不會多買，漲價也不會少買。這樣企業將醬油價格提高，銷售卻不會減少，于是增加的稅負就轉嫁給了消費者。相反，若某商品需求彈性大，價格上漲令需求大幅下降，此時稅負就轉嫁不了。

由此可見，企業稅負能否轉嫁，關鍵在于商品能否提價，而商品能否提價，又決定于需求彈性的大小。若把角度倒過來研究減稅，道理也一樣。前面說過，減稅可看作政府對企業的“補貼”，這種“補貼”會否轉移，則取決于商品會否降價。若降價，企業與消費者皆為受益者；否則受益者只是企業。而商品會否降價，也決定于需求彈性。

是的，假如某商品缺乏需求彈性，降價后需求不增加，企業自然不可能降價。但若某商品需求彈性大，比如降價5%，銷售可增加10%，企業就有可能降價。不過也僅僅是一種可能，企業是否降價，最終取決于商品的供求狀況。這是說，減稅（補貼）會否轉移，要從“供求狀況”與“需求彈性”兩個維度分析，對此我們可將不同行業分為四種類型：

類型一：供給短缺、需求彈性大。一般來講，供應短缺的商品不會降價，從短期看，減稅（補貼）的受益者是企業。但從長遠看，卻會讓消費者受益。由于商品供不應求，而且需求彈性大，政府減稅必推動企業擴大生產。隨著供給增加，商品遲早會降價。商品一旦降價，補貼就會向消費者轉移。

類型二：供給短缺、需求彈性小。政府對此類行業減稅，受益者當然也是企業，補貼不會轉移。一方面，由于商品供不應求，企業不會降價；同時由于需求彈性小，即便降價，商品銷量也不會增加。但要指出的是，為此類行業減稅可以推進和改善供給，能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

類型三：供給過剩、需求彈性大。在此情況下，說明市場對這類行業的商品有需求，只是由于消費者不接受當前的“價格”而造成了產品積壓。只要企業產品愿意降價，供求便可自動平衡。此時政府若能減稅為企業降成本，讓企業有降價空間，一定會對消費者有利。

類型四：商品過剩、需求彈性小。毫無疑問，政府對此類行業減稅，補貼的只是企業。而且與類型二不同，不僅消費者不能受益，而且對經濟有百害而無一利。讀者想想，既然商品供給已經過剩，需求彈性又小，此時減稅怎可能減少過剩？相反，只會加劇生產過剩。

最后再說結構性減稅的安排。推行結構性減稅，是中央確定的大政方針，當下的問題是應該怎樣減？據上文分析，要兼顧企業與消費者利益，并考慮到國家現有財力，我的建議是：政府應優先加大對第一類行業的減稅力度；對第二類、第三類行業也可適當減；對第四類行業則完全不必減。減稅作如此安排，讀者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