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費主義思潮是對消費手段與目的的本末倒置,本質上是異化消費的社會現象的反映。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密切深入和文化交流的日趨頻繁,消費主義思潮逐漸滲透到中國社會,其對整個社會及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消費觀念與行為選擇造成不良影響。為此,可通過樹立“以人為本”的消費理念,推動由物質滿足的享受型消費向精神關懷的發展型消費轉型升級,避免消費主義思潮的回流。
【關鍵詞】消費主義 社會思潮 消費文化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消費是基于特定經濟社會關系,利用社會產品滿足人們各種需要的行為和過程。與消費有所不同的是,消費主義思潮不再將消費作為滿足個體需要、實現個體發展的手段,而是把個體的自我滿足與欲望實現作為消費的目的,促使人們在消費過程中不斷追求物質滿足與消費愉悅,從而陷入“為消費而消費”的怪圈。作為消費的異化樣態,奢侈消費的大眾化、符號消費的專有化、消費控制的隱性化是消費主義思潮的主要表征。市場經濟的自發性與消費經濟的過度繁榮、商業文化和“面子文化”持續發酵下形成的消費壓力,以及開放環境下外部消費文化的沖擊和影響,是當前消費主義在社會范圍內興起并濫觴的主要原因。
消費主義思潮泛起的成因分析
消費主義是一種以追求和崇尚過度的物質占有,把消費視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唯一實現路徑的消費行為及消費觀念。消費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當代西方社會興起的一種以消費至上、享樂至上的社會思潮。消費主義是異化的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交互影響并疊加的產物。消費主義思潮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經濟騰飛期的美國,并在戰后經濟快速發展的西方社會中蔓延與發酵。作為一種消費觀念和社會文化,消費主義的興起與發展同資本主義社會獨特的經濟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的不斷積累與持續膨脹,是消費主義產生并發展的經濟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一種“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而實現資本積累的擴大再生產則是剝削占有他人勞動的真正目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異化勞動,導致工人階級生產的商品越多、自身占有的卻越少,微薄的工資收入使占全社會消費群體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長期處于偏低的狀態,社會范圍內充斥著大量商品的滯銷待售,“有效需求”的長期持續不足引發資本主義世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為了實現“商品到貨幣的驚險飛躍”,掃除資本積累路上的桎梏,資本家開始制造“欲望之無限的觀念和欲望應當得到滿足的意識”,千方百計地挑動人們的消費欲望,塑造以欲望、體驗為根本的消費模式,給消費主義披上神圣光輝的薄紗。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人們的勞動時間和強度有所減少和下降,休閑娛樂時間與日俱增。越來越多人在滿足基本生存的固定開銷后,開始購買汽車電視、度假旅游。工薪階層消費的持續擴大成為商業資本的運作結果,而資本家也成為消費流日益膨脹的最終受益者,既維持了對剩余價值的占有,也保障了資本積累的實現路徑。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體制的基礎上,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催發了消費主義思潮的進一步膨脹。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表現為個別企業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當社會物質財富生產的總量大大超出人們正常需求的范圍時,這種長期存續且潛伏的矛盾就會激化形成經濟危機。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與有效需要不足矛盾的集中爆發。為了應對危機,美國政府采用了凱恩斯提出的主張,“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從而實現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二戰結束后,當人們發現無法利用“戰爭機器”粉碎過剩的生產力時,西方國家相繼調整了經濟政策,通過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擴大消費需求。從一定程度上說,凱恩斯主義緩解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產能過剩,延遲了經濟危機爆發的周期,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的滋生。嘗到甜頭的資本家與經濟學家,將“為消費而生產”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核心原則。
與我國傳統文化所提倡的合理節制個體欲望明顯不同的是,西方社會把人置于萬物之上、將征服自然視為上帝賦予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文化基因,為消費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文化土壤。進一步地,節制、勤勉、自律等傳統資本主義精神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日趨瓦解消除了宗教禁欲主義對消費主義的抑制,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近代資本主義科技的迅猛發展,在沖破了傳統宗教戒律對人們思想與行為束縛的同時,也喚醒了長期以來人們對財富的創造力與渴望。此外,個人主義價值觀所標榜的個人利益至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價值理念則根深蒂固地影響著社會成員的消費行為與觀念。
進入到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大眾傳媒的盲目引導對消費主義思潮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眾傳媒營造的消費文化,使得人們的關注焦點由原本的經久耐磨與惠而不貴轉變為紙醉金迷與華而不實,商品的象征符號和代碼意義遠居于使用價值之上。長此以往,人們會在大眾傳媒宣傳的牽引下進行消費。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社會以其獨特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為消費主義思潮的產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這種帶有“原罪式”的成長與發展,使得消費主義思潮自產生之日起,就打下了“資產階級”的烙印。
消費主義思潮對個人消費觀念與行為選擇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顯著
相比于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社會思潮,消費主義并沒有鮮明突出的價值導向。作為一種模糊的感性化的意識形態,消費主義有很強的隱蔽性和依附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密切深入和文化交流的日趨頻繁,消費主義思潮逐漸滲透到中國社會,其對個人消費觀念與行為選擇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顯著。
以物為本的消費觀,使人深陷物欲的泥潭。消費的本意是人們通過消費行為滿足生存與發展的實際需要,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最終環節。而消費主義思潮下的消費行為,已本末倒置。“消費不再是為了傳統意義上生存需要(needs)的滿足,而是為了被現代文化刺激起來的欲望(wants)的滿足。”這種欲望實際脫離了消費者的正常生活,是在歪曲的價值觀和社會氛圍下的異化消費。非理性甚至病態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心理已經完全背離了消費一開始只是為了滿足生活需求和身心愉悅這個本質,這必然會與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殊途同歸。19世紀,盡管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發展沒有給馬克思提供研究“異化消費”的客觀社會條件,但馬克思在當時仍提出異化勞動和商品拜物教兩個概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這揭示了勞動者和勞動產品之間的異化,通過勞動生產出的勞動產品反而成為奴役或統治勞動者的異己力量,這是生產領域的異化,還停留在“黑煙囪”“手工坊”的工業資本時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持續快速發展,現代市場經濟與商業資本的空前繁榮,致使奢侈消費、炫耀消費、畸形消費和職位消費現象日益突出,異化重心已經由生產領域悄然轉向了消費領域。表面上,人們通過消費行為實現了對高檔物品的占有,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滿足了人們的欲望,獲得了物欲填充后的幸福感,但物欲橫流的社會其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物對人的統治”。物欲的實現成為衡量人的唯一價值尺度,人對物欲的渴望凌駕于對自我的關心認同,這把本來從屬于人的、為人服務的物的價值顛倒為目的,將本應包含在消費過程中物質、精神等豐富的內容活動本末倒置為單一的物質消費。
鋪張浪費的消費模式,踏上以破壞自然環境求發展的不歸路。根據社會學家齊美爾提出的“示異”與“示同”的范疇,上層階級總是通過“示異”的消費行為與普通人拉開差距,以體現自我價值與身份等級;而中產階級則爭取與上層階級的消費觀“示同”而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在上層階級力求“拉開”與中產階級力爭“拉近”的消費過程中,只有商品的消費成為兩方勢力拉鋸戰中的唯一真實。長期以來,消費主義思潮誘發了消費領域和生產領域的浪費行為。“消費化解囤積,囤積轉為利潤,利潤誘導生產”的邏輯必然導致“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浪費”的結果。近代機械論自然觀所奠定的價值理性,給消費主義思潮的滋生提供“溫床”。人類為滿足自己的欲望,開始大肆地、無限度地攝取自然資源,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平衡法則,破壞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這種漠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忽視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協調統一的消費觀念,嚴重損害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雖然在短期內得到了經濟效益,但給社會的平衡與自然的永續發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這種舍本逐末的消費觀,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業盲目生產,并進一步促使民眾沖動消費。
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侵蝕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消費主義思潮以感性化的存在和傳播方式,依附于大眾日常生活和消費領域,打著“實現人類共同的目標福祉”“消費就是幸福、不消費就衰退”的旗號,旨在顛覆社會大眾的人生信念與社會責任,不斷侵蝕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逐漸消融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和追求。它不關心人類整體利益和終極追求,“遵循享樂主義、追求眼前的快感、培養自我變現的生活方式、發展自戀和自私的人格類型,這是消費主義文化所強調的內容”。消費主義思潮所催生出的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價值觀念有著天壤之別。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和經濟利益的地位和作用在消費主義思潮的蔓延下愈發凸顯,更容易滋生對金錢的崇拜心理,加速了享樂主義與極端個人主義的發酵,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樹立“以人為本”的消費理念,推動由物質滿足的享受型消費向精神關懷的發展型消費轉型升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沖擊了全球經濟,社會生產的偃旗息鼓,反而成為一個在重大疫情背景下思考與批判消費主義思潮的“天賜良機”。從疫情暴發初期的惶恐不安到全國各省市常態化防疫,人們的消費觀念和責任意識有了一定的改變,這為消費主義思潮的規制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
精神關懷的消費新特征。如果說,陷入“物欲”的泥潭是消費主義思潮物化邏輯的必然結果,那么在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偉大抗疫精神則為實現“以人為本”的復歸奠定思想基調。大到因時因策制定聯防聯控機制,小至嚴格落實“內防反彈”的居民小區出入口管理,抑或是全國范圍的搶春耕保供應守護群眾的“菜籃子”,還是城鄉企業助返崗促就業鼓起群眾的“錢袋子”的政策,以人為本的理念得到充分體現。疫情暴發后,越來越多人逐漸關注精神消費及其質量的提升。讀一本好書、看一部有趣的付費電影、臨摹字畫和強身健體,成為代替追求物欲滿足的消費新選擇。教育、文化、藝術、科技等領域的學習提升,促使人們增長科學知識、陶冶藝術情操。疫情期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對物質財富的需求渴望,消費重點由享受型消費開始轉向發展型消費,精神消費和人們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綠色勤儉的消費觀念。“食用野生動物會帶來巨大的健康風險”“全球氣候變暖,科學家們在北極發現冰封4萬年的史前病毒”和“不要讓健康成為奢侈品”這類廣告標語在疫情期間深入人心,反對鋪張浪費、倡導勤儉節約的消費主張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和生活中。從國家發改委等多部門支持智能家電銷售,回收廢舊電子產品,到新能源汽車的推廣普及,人們的消費重點由注重商品的品牌開始轉向商品的環保性能與生態屬性。疫情的暴發給以破壞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為代價求發展的人們敲響了警鐘,一度被視為被動的、單純的、客體的自然在疫情中重新恢復了主動的、有機的、主體的地位。疫情影響下多國糧食危機的相繼暴發,糧食安全引發全社會的高度關注。“舌尖上的浪費”“酒桌上的應酬”等浪費行為明顯減少,群眾自發響應“光盤行動”,掀起了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餐桌新風。
警惕消費主義思潮的回流。消費主義思潮下的“以物為本”、資本運行邏輯主導的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在這次疫情中逐漸得到了人們的反思。一方面,疫情正改變著人們過去的消費習慣,形成了新的消費需求,養成了新的消費行為;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各行各業的線上化,催生了全新的供給。疫情影響下需求側與供給側的變化在積極改變人們以往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的同時,也為消費主義思潮的存續與蔓延提供隱蔽的“棲身之所”。“以大眾文化產品為載體,采取心理催眠術的伎倆,誘使大眾在‘快樂、舒服、幸福的滿足’中陷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無形之網,成為不僅毫無覺悟而且樂而不知返‘單向度的人’。”伴隨著中國疫情防控斗爭取得重大勝利,沉寂的市場隨之重現生機,消費回補成為坊間的熱詞。居民在家防疫固化了網購習慣和網購頻率,對于相當一部分消費群體而言,疫情僅僅改變了消費的途徑和方式。2020年的“6·18”作為疫情常態化防控時期首個全民購物節,消費回補的驚人力量掀起了消費新高潮。這種耳濡目染、細水長流的存在形式,使得消費主義思潮的危害更加隱蔽。
堅持“以人為本”原則。科學的消費觀反對以物為本,主張以人為本的消費原則。“以人為本”的消費原則強調消費行為是實現人勞動能力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包括人的智力和體力的統一,各項“屬于人的”身體機能和心理因素均應得到充分發展。真正理解人的真實需求,主張在消費過程中實現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在實現物質需求的同時兼顧精神需求,以“以人為本”糾正“以物為本”,以“需要的滿足”糾正“滿足的需要”,以“享受發展”糾正“享樂拜金”,在滿足物質需要的基礎上,重視發展非物質需要,引導形成真正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的新消費理念。
以消費文明引領消費行為。對于違背“節制、公正、可持續性”消費倫理行為,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對于過度占有和嚴重侵犯公眾利益的“利己”消費行為,在法律層面上予以否定性評價。“分步驟有組織地建立起一個融歷史—體制—心理—環境于一體的獨特社會主義消費文化模式。”要限制商業廣告在公共媒體的蔓延擴張,加大宣揚理性消費的公益活動投入力度,努力消除消費主義思潮的不良影響。建立一個以傳統文化為主體,以理性消費理念引領消費動機,以消費文明引領消費行為,推動實現消費的合法性、合理性與合目的性協調統一的體制機制。
(作者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張善博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至上’價值及其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ZDA004)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特別委托項目“中國抗疫成效與國家治理效能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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