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圈外，博士何為？

早在2011年，《自然》雜志就曾連發3篇文章，矛頭直指博士過度生產現象。其中一篇文章認為：博士規模之所以迅速擴張，是受科研項目需求的驅動，而沒有充分考慮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容量。

近年來，中國的博士招生規模連年擴大，去年9.55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人數再創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學術生產的工作崗位也明確要求博士學歷。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輔導員時要求應聘者有博士學歷，而在以往，這個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碩士畢業生。

1979年，美國學者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一書中描述了“文憑通貨膨脹”的現象，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當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

但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一種矛盾的現象。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幾個數據：企業是我國研發經費支出最多的部門，2017年各類企業的研發經費支出占全國總量的77.6%，但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中擁有博士學位的還不到1%。另外，中國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學，具有博士學位的專任教師占比其實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僅占24.4%。

卿石松認為，就傳統的博士“生產”目標——培養學術接班人——來說，博士數量可能過多，但中國高校依然有較大的需求空間；如果換個角度看，知識經濟時代需要高級人才，要推動科技和產業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層次人才，當然越多越好”。他認為：如果將企業的需求考慮在內，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

在高等教育更為發達的美國，未來的輪廓初現：今年3月，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SF)發布報告稱，在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就業的博士畢業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機構(43%)。這被視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

張恬在讀博之前，就是奔著工業界去的。

面對幾份offer，她沒有太多猶豫便選定了這所位于美國東海岸的州立大學。在業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張恬通過學校和學院組織的講座開始接觸業界。

張恬同門的博士師兄師姐，大部分都到工業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國聯邦政府做與企業相關的科研工作。

今年暑期，張恬申請到波士頓一家公司的實習崗位。她原以為，公司里的研發工作相對簡單，博士期間多學的知識可能用不上。但她開始工作后就發現，這家公司在研發很多新產品，她面臨著許多未知。

跟張恬讀博時做的課題相比，公司里的課題難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戰。在這里，她的研究能在較短時間內就看到答案，“正反饋來得很快”，這讓她覺得“自己的活兒沒白干”。相比之下，讀博時的研究就像一個人在廣闊的沙漠里踽踽獨行，不知還有多久才能看到綠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沒有綠洲。

“在學校里做實驗，需要不斷地試錯、不斷地試錯。”張恬說。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錯率比較低。

卿石松作調研時，有企業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畢業生來到企業工作后，仍然延續學術研究的思路，但企業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時效性。

卿石松認為，到企業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業文化和商業環境，例如更多考慮經濟效益；但在博士培養過程中，學術能力仍應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養，如溝通能力、跨學科合作能力等。

卿石松說，在英國，出現了產、學、研聯合培養博士的現象：企業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與擅長該領域的高校聯合培養。企業由此介入博士培養階段，博士生則帶著企業的研究課題讀博。

作為宏大結構之中的個體，博士生們能做的也許就是更早地規劃未來。

作為導師，馬臻曾多次主動邀請名企HR來校做講座，為學生們講職業規范、職業倫理、應聘和面試技巧等。

他認為：“導師在學生找工作的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學生需要的時候，馬臻會為他們介紹工作機會、親自寫推薦信，等等。平時，馬臻時常跟學生們“應機說法”，例如提醒他們學會從領導者的視角思考問題。

短暫的企業工作經歷，讓林飛重新審視所學。在企業工作時，林飛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學的專業，社會到底認不認可？”

他決定，就算未來去高校工作，也不能僅僅會寫論文，“否則研究的東西對社會無益”。他問自己：“要多想一想，我們能貢獻給社會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

林飛的結論是：“研究要接地氣，學術才有生命力。”

(應受訪者要求，孟溪、林飛、任奇、張恬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李雅娟 來源：中國青年報